我军的第一架飞机是“列宁”号，即红四方面军于1930年缴获国民党的美制柯塞式侦察机。对此，笔者在发表于察网的《中外航空首创战例与红军首架飞机》一文中，有过相关记述就不再赘述。

只说我军拥有的第二架飞机——“马克思”号，其实，准确地说是重上蓝天的第二架，因为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于1933年5月公布的战报显示，红军在历次战斗中缴获敌人飞机7架，至少有一架要早于“马克思”号。

事实上，有关“马克思”号飞机尚有诸多谜团与争论，包括百度百科居然给出两种型号“以供选择”，还有驾驶该机的飞行员到底是谁？红军时期的航空建设及人才培养又是怎样？等等，那就抽丝剥茧慢慢道来。

一、“马克思”号飞机之谜

1932年4月19日，红一军团发起漳州战役，当天结束战斗，并在桥南机场缴获2架飞机，其中一架机身上有弹孔。

对此，《聂荣臻传》（第8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有这样记述：

【“一进城，群众告诉三十三团政委刘忠和副团长陈冬生：一个飞机驾驶员给打死了，飞机停在机场。陈冬生马上带一个班去机场，果然看到停着两架飞机，一架能开，一架不能开。原来其中一架飞机在漳州外围执行侦察任务时，飞得很低，副团长陈冬生指挥两挺机枪架在龙山顶上，把它打坏了，驾驶员负重伤飞回漳州。林彪、聂荣臻都到机场，以飞机为背景拍了张合影——这张照片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的“三十三团”隶属红一军团第四军十一师，该师政委便是新中国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另外，红军此前肯定曾经射击其他敌机，但此次是首次得以查实成效，三个月后，则取得击落敌机的战果。因篇幅所限，有关红军的地面防空体系建设另行成文。

继续说在漳州缴获的2架飞机，尤其是“马克思”号，先看百度百科为该词条配发的图片，如下：

可见，该图配文称其为“‘摩斯’式通信教练机”，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因为“摩斯”是“moth（蛾）”的中文音译，即英国DH-60蛾式飞机，其外形轮廓与图中飞机截然不同，后者实际是一架美国柯塞式O3U型侦察机。

颇有意思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列宁”号是柯塞式O2U型，出口到中国改称V-65C。红一方面军缴获的上图飞机，则是一架升级版的柯塞式O3U型，在中国称为V-92C，若对比美国海军航空网的相关配图，想必就能一目了然，见下图：

也就是说，百度百科的配图应该是被红军击伤的那架飞机，而非“马克思”号。

再看《聂荣臻传》提及的照片，即“林彪、聂荣臻都到机场，以飞机为背景拍了张合影”，见下图：

显然，这架飞机才是“马克思”号。百度百科对其型号有如此表述，原文复制粘贴：一说是德·哈维兰公司D.H.60“蛾”式/“摩斯”式机，一说是阿弗罗616“飞鸟”式（Avro 616 Avian IVM）。

于此，仍先进行一下对比，即其中“一说”的英国DH-60蛾式飞机，见下图：

可见，其与合影中的飞机犹如双胞胎，但仍有一定差别，比如起落架的支撑杆在机头两侧，呈梯形，而合影中的飞机起落架的支撑杆在机头正下方，呈三角形。

所以，“马克思”号是一架英国阿弗罗616型飞鸟式教练机，其为594型的升级版主要用于出口。

既然是在机场缴获，那么，飞机油箱及机场油库应该会有燃油，“马克思”号便有了升空的可能。可是，“列宁”号重上蓝天是因为有飞行员龙文光，“马克思”号怎么办？

二、红军也有自己的航空兵

关于驾驶“马克思”号的飞行员，《聂荣臻传》有如此记述：

【“有位朝鲜籍红军战士自告奋勇，将能飞的那架飞机架回瑞金了。”】

虽然没有写出那位“朝鲜籍红军战士”的姓名，不过，有考证认为是红军总经理部（即后勤部）军械科长、朝鲜籍陈德群，另有认为是红八军代理军长兼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冯达飞。

无论怎样，相比龙文光是在被俘后加入红军，冯达飞、陈德群则是红军现役干部，尤其从冯达飞的个人经历，可以反映出我军早期航空人才的厚度。

冯达飞又名冯洵，1924年9月，与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刘云等8人，被选送入学广东航空学校一期；另外，还有从飞机制造厂实习生中选送的3人，即：曾赴法勤工俭学的唐铎，以及朝鲜籍朴太厦、金震一。其中，刘云兼任广东航校党代表。

刘云，中共党员，于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在巴黎法尔芒飞机制造厂做工。笔者曾在《中外航空首创战例与红军首架飞机》一文中，提及开创世界空战先河的是一架法军瓦赞飞机，该机型是由亨利·法尔芒设计制造，其开办的飞机制造厂附设一所飞行学校，刘云在做工之余入学该校。由此来看，他应该是在建军之前学习航空技术的第一人。

1923年，刘云因参加抗争运动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后入学广州西江陆军讲武堂，1924年又入黄埔军校一期，三个月后被选送广东航校一期。

要知道，广东航校的一期、二期学员，多数是从黄埔军校选送，且多数包括外籍学员是中共党员，或是重点培养对象，而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5年2月，在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期间，刘云、冯达飞等人奉命随同教官驾机助阵，先后执行侦察、空袭、撒传单等任务。

同年8月，苏联顾问李縻将军带领刘云、冯达飞、唐铎（开国少将）、朴太厦（朝鲜籍）等6人，从广州到上海再到苏联，后入苏联红军第二飞行学校进修。

1926年5月，常乾坤(开国中将)、徐介藩（开国大校后升少将）、金震一（朝鲜籍）、张圣哲（朝鲜籍）、黎鸿峰（越南籍）等10名学员，作为第二批奉派赴苏留学。

此外，国民党另派广东航校学员赴苏留学，包括：毛邦初(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张廷孟(国民党空军参谋长)，以及后来成为我军第一位飞行员的龙文光等。

以上之所以也列举了朝鲜籍、越南籍学员，主要是基于《聂荣臻传》所记“有位朝鲜籍红军战士自告奋勇，将能飞的那架飞机架回瑞金了”，以做历史背景介绍，只因这两个国家分别被日本吞并、法国殖民，大批革命者流亡到中国，仅在广州考入黄埔军校、中山大学、广东航校等的朝鲜籍学生，据不完全统计有800余人，其中有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武装斗争，包括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红军长征。

由此回到1932年，在“马克思”号飞机被“架回瑞金了”之前，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曾奉命在漳州上空环飞撒传单，因此，冯达飞、陈德群均有可能驾驶过这架飞机。

至于“马克思”号的最终下落，有说在红一方面军长征之前被迫销毁了。不过，我军以航空人才为主线的航空发展脉络并未间断，并始终呈现出不畏牺牲、前赴后继。

三、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

显而易见且不可否认，我军在战争时期无法自行培养航空人才，但火种即赴苏留学人员一直存在，并因国内需要至少出现3种情况。

其一，冯达飞、刘云——

1927年，冯达飞奉命回国，先后参加广州起义、百色起义；1934年，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抵达延安；1941年，担任新四军新2支队副司令员的冯达飞，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后于1942年英勇就义。

1930年，刘云与刘伯承、陈启科一同回国，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委员兼红军总参谋长；同年8月，他奉命改建并指挥红15军准备进攻武汉，在勘察地形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因叛徒告密于9月2日被捕，蒋介石闻讯飞抵武汉劝降未果；9月6日，刘云英勇就义。

可谓是将星早陨，令人唏嘘不已。

其二，常乾坤——

1938年，常乾坤回国参加抗战，被任命为迪化（今乌鲁木齐）新兵营航空理论教员，后任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在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在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后任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授中将军衔。

也许有读友会诧异，为何是“迪化新兵营航空理论教员”？

只因新疆在抗战时期属于大后方，苏联的部分对华援助是通过盛世才部，八路军则于1937年在新疆设立办事处，1938年从部队抽调43人赴迪化学习航空技术，其中飞行班25人，机械班18人，由苏联顾问包括常乾坤等授课。

1946年7月11日，有31人学成回到延安，8月29日正式成立八路军航空队。就在此前的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正式成立，由此，我军的航空人才培养与航空基础建设形成无缝接轨。

其三，徐介藩、唐铎——

徐介藩毕业后被苏方分配从事反特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申请回国参战，但被安排到共产国际干部部工作，后从事秘密工作；1948年，经苏方批准回国，后赴朝出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翻译；1952年，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装甲工程系主任；1955年，授大校军衔后晋升少将。

唐铎毕业后在苏联空军服役，1933年纪念“十月革命”16周年时，他作为领航机驾驶员率先飞越莫斯科红场接受检阅；1944年，以苏联空军第74团实习副团长职务参战，后奉命到苏联空军技术学校任教；1953年，为了新中国空军的发展建设，唐铎冲破阻力回国，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主任；1955，授少将军衔。

从刘云、冯达飞、常乾坤、徐介藩、唐铎等人的经历，可清晰地看到——我军在建军之前及至红军时期起，虽然有过挫折与牺牲，虽然历经“红米饭南瓜汤”、“小米加步枪”、“小车推出来的胜利”等艰难困苦阶段，但航空人才储备及至航空建设的脉络始终没有间断，包括“列宁”号、“马克思”号飞机，直至“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得以实现。

总之，胜利来之不易，历史不容遗忘，缅怀过去以激励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