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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双爷:《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连载十八

 

第六章 荆关棘道能锁钥?(中)
三、口碑——刘伯承与周氏兄弟的故事
 
6月1日,毛泽东等军委首长来到化林坪。次日,军委纵队全部到达化林坪。
 
他们眼前的化林坪已经衰败破落,全无当年茶马古道川藏重镇的热闹景象。想当初这里是联接川康(藏)的要道,也是从古雅州(今雅安)到打箭炉(今康定)的必经之路,还是一个互市贸易的集镇。回溯一番,清康熙二年即在此设“守备一员,标兵一营”——名曰“化林营”,雍正七年(1729年)为化林都司所在(相当于后来的州府)——又称“化林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时任理藩院主事的果亲王(康熙十七子允礼)主持七世达赖返藏事宜:雍正七年(1729年),西藏噶厦阿尔布巴和颇罗鼐内讧,蒙古准噶尔部也准备插手,清廷为保护七世达赖,特在今甘孜州道孚县协德乡境内择得环境气候与七世达赖出生地理塘、居住地拉萨相近之风水宝地,为七世达赖兴建避难居所,御赐寺名“惠远寺”(藏名“嗄达强巴林”意即“解脱”),俗称“泰宁城”或“乾宁城”。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清军入藏后阿尔布巴和颇罗鼐内讧被搞定,准噶尔部向清廷乞和,藏区威胁解除,雍正又派果亲王与蒙古高僧呼图克图到惠远寺主持七世达赖由此返藏事宜。果亲王返京途经化林坪时,曾赋诗一首并刊碑:
 
泰宁城到化林坪,
峻岭临江鸟道行。
天限华羌开此地,
塞垣宜建最高坪。[1]
 
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化林城原建时,有六街大道及城垣,环城筑有营房,城内有商肆、都司署、关帝庙、城隍庙、安抚使署、千总署、土地祠、川主宫、金花庙、青山排闼坊、果亲王诗碑等建筑,百业兴盛,很有一番繁华气度。
 
后来就走下坡路了,民国元年,还是化林县城,次年化林、泸定合并,又变县佐(分县)。
 
据化林坪的老人们说,红军从此过路时,化林坪还是分县县治所在,还有点“化林城”的模样,城垣城堡尚存,都司衙门亦在。要按现如今的说法,这里的居民,那会儿还都勉强算得上是“城镇户口”。据当地群众说,毛泽东在此住过两三天,但当年见过红军的老人如今都已去世,毛泽东究竟住的是哪家,现在谁也没法说道明白——那时节天天过红军,讲话的官长很多他们也不知道这中间谁是“朱毛”。而据泸定县文化馆原馆长赵玉林先生考证,认为毛泽东是住在村南头一个叫作“新康合作社化林坪客栈”的石砌房屋中——就是赵玉林先生家隔壁。有传说称:毛泽东早上起来兴致所至还亲自在原都市衙门的墙上刷了一条标语:“川军弟兄们回家种地不要给军阀卖命”,可惜这刷了标语的围墙在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时已经拆除,都司衙门什么的,干脆也成了断垣残壁甚至猪圈,否则这条标语要能留到如今那一定是化林坪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倪德元老人曾听母亲回忆:
 
红军打仗很得行,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娃娃子,他们打了仗回来身上挂满了机柄(保险)在首长那里报功,那些机柄都是从川军手里缴来的。他们人小,缴的枪身太重,背不动那么多枪,所以扔掉枪身,只要枪栓。红军煮饭时,是大家都把各自米袋内装的米,向锅内倒些,煮熟后各自打吃,我要做饭时请他们腾锅,他们总是叫我不要再做饭,同他们一起吃。煮饭烧用的柴,他们也要付钱。他们每一批在走之前都要来问我,有没有损坏和遗失的东西,我说没有的,他们才愉快地走了,红军真好,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好的军队。[2]
 
老太太还是没整明白,只抽枪栓不要枪,不是怕背不动,而是瞅不上——枪太孬。
 
红军在化林坪留下了口碑,多次去过化林坪的笔者也感受很深。
 
其中一个口碑,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留下的。
 
2004年笔者第一次去化林坪时,遇上了一位姓周名振良的村长。这位村长祖上曾是村中大户,文化水平不低,据说从前当过赤脚医生,当时从事的副业就是开了个小诊所,为乡亲们解决些吃药打针输液之类的问题。周村长也是位有心人,对化林坪的脱贫和开发很是上心,关于化林坪历史渊源的文字资料也有不少,跟笔者谈起来也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周振良说他有两位叔伯爷爷,一位叫周奕朝,一位叫周奕廷,他们兄弟俩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是川军中的“军中袍泽”。刘伯承领导顺泸起义时,周奕廷是他手下的团长而周奕朝是军需官。化林坪原本就是由兵丁世袭的兵营演变而来的,居民中好多人就是一代代绿营兵的后裔,青壮年们可能遗传基因中就有不少尚武的传统,所以辛亥后正在雅安上中学的周奕廷就邀约了十来位青年,远涉千里到成都考取了四川督军熊克武办的讲武堂,毕业后又分配到川军第一旅第一团当排长。而这个团的团长就是川军中以善战闻名的刘伯承。讨袁护法之役中刘伯承负重伤摘取了右眼球,当时侍奉左右的就是这位周奕廷。
 
后来刘伯承成了共产党,周氏兄弟当然也就跟着他举旗造反跟军阀们打起了死仗。
 
跟当时共产党人的大多数起义一样,顺泸起义坚持了半年最后也陷于失败。队伍被打散、被收编,刘伯承也离队出走,周奕廷因与共产党联系密切后被杀害于成都,周奕朝则避过追捕辗转回到了化林坪。听说“赤匪”打来了要“杀人放火共产还公妻”,化林坪的老百姓大都逃之夭夭。而周奕朝却心中有数,知道老长官刘伯承就在“朱毛”的队伍中,他叫全家留下来都别害怕:“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很讲规矩,我也要等着见见我这位老长官……”
 
在化林坪周家算是大户门面很是整齐,又有人在外当过团长,这算是化林坪近几十年出过的大官,所以陈光带着红二师进村时就把周家当作土豪打了一把,取了粮食拿走东西还让周奕廷弟媳作向导向汉源出发——当时满村都找不着老百姓。
 
这时候刘伯承正从后面赶到化林坪,他听过红二师的汇报后心中就有些明白:烈士周奕廷的家就在化林坪,莫非陈光把人家当土豪打了。见到在路边相迎的周奕朝,他一眼就认出了当年自己手下的军需官。刘伯承说,奕廷牺牲的事情我早已知道,顺泸暴动虽然失败但革命并没有失败,现如今革命形势已是今非昔比,红军北上远征党也变得更加成熟坚强,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攻雅安,我看你赶紧把家中的事情安排一下,三天后到雅安跟我们一起北上……。
 
周奕朝见到老长官泪流满面,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刘伯承又问:“奕廷家里还有什么人?现在家境如何?有没有什么困难?”
 
这话问在了周奕朝的伤心处:“奕廷牺牲后他老婆也在雅安郁郁而终,留下丕焜丕炯两个孤儿,大的四五岁,小的还在吃奶,因身边无人照顾,人都死了几天了这孩子还在妈妈身边要奶吃。家里得知情况后才去把孩子们接回老家,现在是我和三弟分别在抚养……”
 
刘伯承闻听此讯不胜唏嘘:“你赶紧把孩子们带到都司衙门来让我看看。”
 
都司衙门是刘伯承临时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周奕朝回到家中,把因怕到处乱跑被子弹打伤而藏匿在地窖中的两个孩子叫了出来,一起捧着周奕廷的遗像去见“刘伯伯”。两个孩子见着“刘伯伯”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刘伯承眼含泪光揽过两位烈士遗孤,面对烈士遗像默然良久……
 
刘伯承告诉两个孩子:“现在好好读书,要听大人的话,长大了来找我。”
 
这时外面还有零星枪声,部队还在继续前进,刘伯承不能久留,便留下了几百两烟土和一些现大洋,让周奕朝安排好烈士遗孤就到雅安来找他。同时还修书一封让周家三弟火速送给前面红二师政治部:
 
二师政治部:
 
据调查,你们新兵连在化林坪打了一家姓周的土豪,并将其家中一个女人带去了。
 
查,周奕廷在泸州暴动时曾充暴动军的团长,近为刘文辉捕杀,该女是其弟妇,周奕廷是革命家属,不应没收,该女亦不应捉,除我们已给的抚恤外,你们就应即将该女释放,交给来人带回,并予以相当抚慰(如你们到清溪可给以相当物品),来人亦希接洽招待。
总政治部
六·二于化林坪
 
周家大门也被贴上了布告:
 
周首臣、周群臣二家均是革命家属,各友军经过,不得扰动,并予以保护为要。
红军总政治部一九三五年六月
 
实际上周氏媳妇把红二师带到了要去的地方,刘伯承修书时她已经被放回而且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周家三弟去红二师的半道上碰见了已经安全返回的她,也就一同打道回府而没有再去红二师送信,这件珍贵的文物也就因此而得以保存至今……
 
红军走后周家兄弟被国民党军吊打逼问了一番,然而这周家兄弟藏起了刘伯承的书信布告,敌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周奕朝被放回后马上就到雅安去追刘伯承,行至半道上却听说红军没有进雅安而是直接去宝兴翻了雪山……
 
周奕朝怏怏归来一病不起,很快就与世长辞,几年后他的弟弟也撒手人寰。周奕朝去世前将藏匿刘伯承的书信和布告的地方告诉了烈士遗孤,嘱咐他们“长大了一定要去找你们的刘伯伯”。于是烈士遗孤周丕炯将这两件珍贵的文物保存在周宅屋檐的瓦弄里,躲过了十多年血雨腥风。15年后刘邓率队伍解放了四川,这书信和布告也就成了重要的证物,周氏后人也因此得到了烈士家属的优抚。
 
周丕炯入学深造后还在甘肃做了干部。[3]
 
四、一个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利好消息”
 
军委纵队到达化林坪的当天,毛泽东等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根据6月2日那天他们获知的一个既意外其实又并不意外的“利好消息”作出的。这个“利好消息”是他们呼唤和遥望已久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传递过来的一份电报: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向大渡河畔北进那些日子里,红四方面军也经北川进入了川西北高原的岷江峡谷,先取茂县,而后又北攻松潘,南掠威州、汶川,沿岷江两岸发展。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后夹河而上奔袭泸定那几天里,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已率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军各一部组成先遣队,先后占领理番(今薛城镇)、杂谷垴(今理县县城),准备翻越虹桥雪山,向懋功方向前进以接应中央红军。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化林坪的第二天,已进驻茂县的红四方面军总部通过李先念向中共中央发来了这份极其振奋人心的电报:
 
中央:
 
红军西路军先头部队指挥员望转呈朱德、毛泽东、恩来诸同志:
 
一、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联络。你方先头部队确取[联]络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遣之指挥员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二、川西一带情况,都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确是兵心分颊把握的。
三、一切详情以后再说,特先数语,略过大概。
国焘、昌浩、向前
二日[4]
 
 
 
 
 
可以想见,刚刚打通了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通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得悉这个信息时的喜悦与振奋:这是期盼已久的会师在望,期盼已久的会师在即啊!当晚22时,中革军委立即下达部署,改变了日前“迅速攻占清溪,并迂回荥经,各个消灭刘敌部队和控制富林渡口,扼阻南岸追敌”的意图,决定立即转道北进,突破川军尚未布防就绪的天(全)、芦(山)、宝(兴)防线,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去!——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彭雪枫、左、刘、邓、蔡:
 
A.据林、聂电,清溪有刘敌第五旅和第四旅残部及刘湘一混成旅,冷饭沟有其一部。另杨森一旅在汉源场、富林。估计川敌有集中上述四个旅大部固守清溪,相机出击,同时在荥经及荥经通化林坪的新路上并以一部扼守的可能。
 
B.我野战军以放弃攻取清溪、荥经,迅速夺取天全、芦山之战略要点的目的,定明三号起行动部署如下:
 
⒈一军团(缺第五团)及五军团为右纵队,仍归林、聂指挥,取道胡庄街、凉风顶、牛屎坡、石坪、小河子及其以西平行路,向芦山或天全前进。明三号应以佯攻清溪姿势,留五军团佯攻和监视清溪及冷饭沟之敌,并接应五军团之一营和一连及一师侦察队和一步兵连归队。一军团则进至碗厂、石坪之线,派先遣队抢占小河子、花滩两渡口,并准备如遇清[溪]敌出击,应即协同五军团击退之。明日行动具体部署应由林、聂规定,并准备在石坪、小河子继续掩护中央纵队前进。
 
⒉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第五团为中央纵队,以战备姿势取道化林坪、大桥头、水于地向天全前进。明三日雪枫率十二、十三两团经泥头、泥巴山开新庙子,向清溪、荥经警戒。三军团主力(缺两个团)起至水子地、宝兴厂之线。军委前梯队至大桥头,后梯队干部团主力及第五团在化林坪、盐水市之线,并补充粮米。
 
⒊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泸定直向天全前进。明三日起罗先率两个营轻装以两天半行程赶占天全,何率其余部队暂留泸定。
 
C.一、五军团及雪枫部队沿途须收集电线,以便架桥。

二日廿二时[5]
 
这个部署下达之时,红一军团已兵临汉源城下。
 
日前,挟飞越岭战斗胜利之势,林、聂首长率领红一军团各部一路追歼杨、谢两团溃兵,董振堂、李卓然率红五军团及彭雪枫所率红十二团、红十三团紧随其后,当天下午就直下三交坪,进占宜东场。尔后又按中革军委当日19时“攻占清溪迂回荥经”之部署,兵分三路:一路从三交坪翻龙华山去荥经县的大桥头;一路从宜东翻打马岗去荥经新庙;一路穷追败敌袁镛旅至富庄。到富庄再分两路:红一军团主力经西溪抵九根树,翻泥巴山到荥经新庙;红一军团一部和红五军团则顺塔子山进攻猛虎岗(汉源),直抵三牙关,逼近汉源城(今汉源县清溪镇)。[6]
 
这一来真就把汉源城中的刘文辉急得团团乱转:他手中只有一个实际兵力不足一团的“警卫旅”段绶章部,还有一个由“编余军官”组成的“将校连”。前几天安顺场渡口失守,刘湘部第六旅王泽浚部打这儿经过去荥经、天全设防,根本就没有停下来助自己一把的意思。如此,他当然首先想到的还是如何自保,而不是出来惹是非挡谁的路。于是,杨、谢两团残部被留在猛虎岗(汉源)一带,与段绶章部共守城池,并在距城五里的三牙关北侧制高点大丘坪放上了一个营,居高临下,筑工设防。
 
6月2日,红军在猛虎岗、三牙关一带与段绶章部激战,威逼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
 
当晚,蒋公的判断仍在游疑中:“匪由泸定直趋天全、雅安,而不攻康定乎?”[7]
 
6月3日,在接到中革军委日前22时部署后,红一军团即转道北进,威逼荥经;红五军团则接手红一军团原来任务,但已不再以“攻取清溪”为目的而改取麻雀战术。部队分成多批在三牙关和县城近郊,不分昼夜,多处出击,虚张声势,制造假象,以掩护主力转道北进。
 
6月4日,蒋公在游疑之后的基本判断仍然没有脱开“一团乱麻”:“匪急攻荥经被阻,其将窜天全、芦山处?据降匪供称,匪到泸定后,见给养困难,乃不窜丹巴、懋功改窜雅安、理番乎?”[8]匪之目标必由泸定向雅安窜扰可以判定。”[9]
 
6月5日,红五军团也悄然离去,经牛市坡,翻甘竹山(泥巴山)进至荥经新庙场。
 
刘文辉擦去一头冷汗,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然而其治下史官们却不甘寂寞,数年后在修《汉源县志·武备志》时,仍然没有忘记为这位已得到“西康省政府主席”宝座的“刘自公”狂拍了一马屁:“是时幸得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驻节县城,地方治安赖以坐镇,红军转窜天、芦。”[10]
 
这都啥马屁啊,尽往马蹄上拍!
 
那是“赤匪”顾不上搭理你刘自公这个“破落大户”,知道不?
 
6月4日,毛泽东等离开化林坪,经“新路”奔天全而去。从这条“新路”去天全的,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还有彭德怀、杨尚昆所率红三军团主力和左权、刘亚楼所率红一军团第五团。
  
这条所谓的“新路”,是指在化林坪分岔去荥经小河场的一条茶马古道,这条道不需翻越“川康要道”上的飞越岭、大相岭两座高山,而只需翻越一座山王冈,从行程上来说比较节省时间。刘文辉接手川边建立“西康政务委员会”后,一度“派员修筑”,拟将此路改作公路,但最后结果还是劳而无功。
 
个中缘由,任乃强老先生在《泸定考察记》中写道:
 
自龙巴铺经化林坪逾山王冈入大黄沟合荥经小河场路,先行动工,将化林坪至小河场一路开凿。路宽七八尺,不设阶级,仿马路式而实非马路,初欲缩减康雅行程而已,称为新路。新路所逾之山王冈,高度仍在二千八百公尺左右,附近数十里内,冬令结冰,厚达尺余,土内含水,经结冰后,容积涨缩甚大,致将筑土完全抬松。春雨发后,土随水去,路面复坏,积年欲甚。加以夏季山洪,破坏尤烈。而修路之后来招店肆,力夫往来食宿不便。行人既少,保路益难。今殆已不复可行矣。[11]
 
笔者2006年7月曾经徒步走过这条道,翻过了山王冈垭口,测得海拔高度为2882米,比飞越关垭口还要高出几十米。确如任乃强先生所言,那个“路宽七八尺”的“路”,根本就看不见瞅不着,一路上都是些只容得一人通过的泥泞夹杂嶙峋卵石的小道,甚至根本就没有路,得在灌木丛和刺笆笼中钻来钻去,笔者上得山王岗时的裤脚已然被挂成了扫帚……
 
笔者一路走一路嘀咕:当年军委纵队中如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这样的老者和蔡畅、邓颖超这样的“大姐”们,是如何蹚过这条道的哩?笔者穿着登山鞋常常还觉得站不稳当,当年那些穿草鞋的脚,又是如何以日行百里的速度疾速通过此间奔天全去的哩?……
 
还得补充一句,这条道上马是骑不成的,担架也是坐不成的。
 
——太陡,太窄,灌木荆棘太多,骑马比走路还要危险。
 
山王冈也是泸定和荥经的界山。毛泽东等翻过山王冈下坡时,在荥经那头遭到了敌机轰炸,警卫班长胡长保被炸成重伤,被背着抬着到了荥经三合乡的水子地后,还是因伤重不治而牺牲——那几天里,天天都有飞机沿途轰炸,伤亡者也远不止胡长保一人。据时任军委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的日记记载:6月4日,军委三局“五时由化林坪出发,经大桥头、宝兴场(保新厂)至水子地宿营(约一百○五里)。途遇敌机轰炸,局伤三人一马。”[12] 
 
山王冈的山脊上有几个大坑,据说就是当年敌机投弹的弹坑,现在当然已经是荒草丛生。坑好像也并不深,估计当时扔下的炸弹也就是几十百把磅的小炸弹。不过就是这种小号的东西,也给基本上没有防空能力的红军造成了不小麻烦,在长征中被敌机炸死炸伤的红军官兵不在少数,许多开国元勋的身上恐怕都有这种小炸弹的碎片。
 
走“新路”的军委纵队、红三军团主力在这几天里,基本上天天都遭到了轰炸。
 
下得山王冈的这条“新路”,景色很幽雅,但路烂得不成样子——笔者自驾摩托走过。
 
军委纵队、红三军团主力行至三合乡时,即离开这条“新路”,从水子地,翻抱桐岗,再经青山垭、思经坝,于6月5日左右进抵与天全县城隔河相望的天全河南岸;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主力经新庙、泗坪,进至孟家坝,而后兵分两路,一路经荥河、花滩向荥经的川军杨森第六混成旅杨汉忠部佯动,一路则经陈家坝、铜厂,于6月6日进抵与芦山始阳镇隔河相望的天全河南岸。
 
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完全脱离了大渡河上游峡谷,进抵天全河南岸。
 
只有何长工所率红九军团一部,还在泸定城看着那座铁索桥。
 
 
[图6-4:山王岗——毛泽东在此遭遇轰炸,警卫员胡长保牺牲(占半幅)]
 
注释:
 
[1]果亲王这块诗碑如今已根据拓片复原,立在化林村村头。
[2]倪德元:《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8页。
[3]周丕炯:《回忆敬谒刘伯伯情景》,《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5~第22页。
[4]《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关于派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红军取联络致中共中央电(1935年6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确是兵心分颊把握的”系原电内容,疑为译电错讹,笔者引用时未作改动。
[5]《朱德关于我军夺取天全、芦山的行动部署(1935年6月2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4~第36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51~第5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7]《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88~第189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8]《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239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9]《蒋介石关于匪之目标必由泸定向雅安窜扰可判定致薛岳、李韫珩等电(1935年6月4日)》,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70~第171页(手令影印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10]转引自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52页,1986年9月第1版。
[11]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11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12]《伍云甫日记》,《红军长征日记》第196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文章已于2020-10-08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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