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成为党的领袖，首要的直接的原因是其他同志觉得毛主席在军事上有一套，可以挽救濒临绝境的红军。而要在政治上，尤其在思想上真正成为党的领袖，这是一个需要一系列完整“三法”——想法说法和做法，并且这“三法”要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三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过程。从遵义会议开始，毛主席带领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有两次斗争是惊心动魄的。一次是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另一次是在延安时期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由于王明有国际背景，并且这主要是思想政治上的交锋，因此更加复杂。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其难度远远大于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

第一，毛主席在面对面交锋中，气势如虹压倒拥兵自重的张国焘。张国焘没有王明那样的共产国际后台，加上在军事上后来打了败仗，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因此，解决张国焘的问题，重点在帮助张的部下认清形势，认识过去的问题，关键掌握好政策，对事不对人，团结红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同志，也是不难做到的。

第二，毛主席与王明的交锋，曾经有一段时期王明领导的长江局是占上风的。王明扣压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不让《新华日报》发表，这是事实。另外王明还将主席的这篇著作告到共产国际。说有原则性问题。那个时候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是任弼时同志，他旗帜鲜明站在毛主席正确路线这一边。这无疑影响了主持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同志。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

王明咄咄逼人，声言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俨然一副共产国际“钦差大臣”摸样。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

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王明自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故一再声明他决无“夺帅印”之意。

据张国焘回忆说：

张国焘还有一段回忆颇值得玩味：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实际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毛主席曾经说过：

（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524—525页。）

据李维汉回忆，“十二月会议”后，毛主席曾对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1937年11月14日从苏联经迪化回到延安，他回来想干什么，从他的行为里看的清清楚楚。

第三，毛主席为什么不在王明一回国就与之针锋相对斗争？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考量，一个是王明当时的确带回来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知识并非全部都有问题，因此主席采取现接受或者保留意见的策略；二是，党内高级干部一时还不能完全看清楚王明所代表的与过去“左”倾不同的右倾错误路线。

毛主席在解决思想问题上，常常是退避三舍的。也就是给问题，给错误一个充分展开或者叫暴露的时间。一直到了1941年9月召开著名的“九月会议”，主席实际上还是在等待王明能够自己有所觉悟。

然而，王明一意孤行，他把毛主席的劝导当做耳旁风。甚至于在给毛主席“下战书”，公开挑战之后，又听老婆的馊主意，称病不参加会议，虚晃一枪。不过，这一切更加让党的其他高级干部认清了王明路线的本质，尤其是王明这个人的人品。

电视剧《延安颂》比较直观再现了这个过程，这是难得的历史素材。

毛主席对王明可谓仁至义尽，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毛主席力促王明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956年八大时依然如此。可这个人后来在苏联，极尽造谣之能事，极其恶毒捏造各种莫须有罪名攻击污蔑毛主席。历史自有公论，毛主席的博大胸怀，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