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应怎样正确评价陈独秀?》一文发表后，有“红歌会网”网友“风和日丽”提出不同看法：

　　“感觉作者偏激武断。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对陈总书记的追责不能求全，毕竟当时中共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国际没有领导责任? 难道不要承担第一位的责任?”

　　言下之意，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主要责任是共产国际，而不是陈独秀。笔者以为，网友此论有三点不妥。

　　第一，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内因，不是外因。

　　发生在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是发生在中国的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联合中国国民党——由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一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这场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主心骨，是内因。

　　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历史的原因，中共虽受共产国际指导，但毕竟只是外因。诚如毛主席所指出：

　　“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1]。显然，这个“机会主义”的头子，只能是陈独秀，而不是共产国际。

　　第二，共产国际当时的指示是正确的。

　　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促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从革命内部寻找代理人破坏革命。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1927年4月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其时武汉的汪精卫的右派面目尚未暴露，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强烈谴责蒋的反革命背叛行径。

　　形势剧变，5月，共产国际召开第8次执委会专门讨论中国问题，并作出决议。议案正确地预见武汉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可能性的增长，及时地对中国党发出警告时局危险的信号；并对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和共产党的领导权等问题，发出明确指示：

　　关于土地革命：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不应该脱离工农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2]

　　关于建立工农武装的紧急措施：“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3]

　　关于制裁叛变阴谋分子：“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4]

　　历史证明，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是有预见性的，这在当时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陈独秀在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由于与其本人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不合，竟独断专行地进行强力抵制。1936年埃徳加•斯诺在采访毛主席时，曾问及此事。当时毛主席的回答是：

　　“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5]。

　　陈独秀在党内封锁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关文件甚至也不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任弼时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做了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竟被陈独秀当场撕毁[6]。是陈独秀的家长制统治，窒息了党内毛泽东等同志和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

　　第三，陈独秀确实推行了投降主义路线。

　　“4.12”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生怕汪精卫集团也背叛革命，要千方百计要拉住汪精卫。面对汪精卫集团制造的反共、反革命事变，一味地妥协、退让。

　　“5.21” 长沙许克祥发动反共叛乱，制造“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百人以上。湘潭、宁乡、平江、浏阳等十多个县农军，会同安源工人武装，打算围攻长沙，吓得反动派惊恐万状。在这最需要反击的革命紧要关头，却被陈独秀投降主义者以“唯恐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下了“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候政府解决”命令，硬压了下去。

　　再往后，汪精卫步步紧逼，陈独秀步步退让。汪指责武汉店员工会，陈即下令解散店员工会；汪不满武汉工人纠察队，陈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汪攻击农民自卫军，陈即下令解除农民自卫军武装；汪只讲了一句“童子团是否需要?”陈即下令童子团停止活动，直至让童子团交出了木棒。……

　　正是陈独秀这样的投降主义路线，终于酿成了汪精卫集团的“7.15”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喊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共、反革命口号。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陈独秀?

　　毛主席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是这样评价的：

　　“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

　　在《西行漫记》中，毛主席也曾经专门谈过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责任”：

　　“对于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7]

　　“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鲍罗廷站在陈右边一点点，’……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8]

　　注释：

　　[1]毛泽东：《矛盾论》

　　[2]、[3]、[4]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31页

　　[6]见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第235页

　　[5]、[7]、[8]斯诺：《西行漫记》第138——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