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中，记述了这么一件事情，基辛格说：

　　“美方并不能完全理解中国人执著的自力更生理念。美国人习惯于通过正式的保证声明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而类似声明对中国领导人会有什么影响，他们却不一定能作出正确判断。尼克松访华前，黑格上校带领美方先遣小组1972年1月见周恩来时，用的就是标准的北约套话，他说尼克松政府会抵制苏联围堵中国的努力。毛泽东的反应十分坚定：‘围堵中国？我要他们来救我，可能吗？……他们关心我吗？这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在1973年11月访问结束前，我向周恩来建议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开通一条热线，并将其加入减少突发性战争风险的协议中。我是考虑到中国疑心军控谈判是美苏企图联手孤立中国之举才这样建议的，好让中国有机会参加这一进程。但毛泽东不这样看。‘有人要借我一把伞，’他说，‘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核保护伞。’”（第286页）

　　毛主席这里说的，“有人要借我一把伞”，究竟是指何人呢？

　　应当就是赫鲁晓夫。

　　事情是这样的：

　　“1954年我国庆5周年，赫鲁晓夫应邀访华。10月3日，中苏两国举行最高级别会谈。那时，赫鲁晓夫虽然已经升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位置还未很稳，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中苏两党会谈，双方在交换了彼此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又介绍了各自国内的情况后，赫鲁晓夫主动问及：中国方面还有什么要求？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毛主席竟开门见山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对此，赫鲁晓夫夫毫无思想准备。他听后稍停一下，然后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我们的想法是，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的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和深造。你们以为如何？’

　　毛主席回答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现有文献表明，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请苏联帮助发展核武器。”（《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64-65页）

　　这就是毛主席所谓“有人要借我一把伞，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核保护伞”！

　　在赫鲁晓夫看来，毛主席提出让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简直是不自量力，异想天开。他的回绝，似也冠冕堂皇，娓娓动听。什么“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如果中国需要，借把伞给你们就够了；什么中国工业基础很差、科学技术如此太落，说得不客气一点，“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什么“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什么中国“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凡此种种，在如今我国的“公知”看来，赫鲁晓夫说得实也是头头是道，条条在理！

　　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毛主席志在高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伟大强国。而发展核武器在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所以，“有人要借我一把伞，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核保护伞’”，我们要自己造“伞”，打造自己的“核保护伞”。

　　60多年过后，大家清晰看到，毛主席当年顶着巨大压力做出的此项战略决策何等英明！何等伟大！

　　那么，毛主席究竟为何坚决拒绝赫鲁晓夫借给我们的“伞”，硬要自己“造伞”呢？

　　原来，在毛主席的战略大棋盘中，中国搞核武器究竟是不是很必要？苏联的“核保护伞”究竟靠不靠得住？中国人凭着自己的力量发展核武器到底行不行？有其不同常人的深刻考量。

　　先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究竟是不是很重要？

　　毛主席坚决拒绝赫鲁晓夫借给的“伞”，非得自己“造伞”，这种战略决策的理论基石，乃是来自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理性认知。毛主席深知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可能改变，看透了美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并且毛主席认定，那种期望有朝一日美国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而，他坚信，核武器乃国之重器，重器中的重器。它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争取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否则，什么民族的伟大复兴、什么国家安全独立，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什么大国地位，乃至什么“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都是空话。

　　这就是毛主席反复说的，中国人民要维护和保卫国家的安全，“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不搞一点自己的原子弹。1956年4月25日，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尖锐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主席文集》，第7卷，第27页）

　　毛主席还指出，中国要在世界上争得大国地位，说话“算数”，也不能没有核武器。这就是1958年6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所指出的：“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毛主席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73页）

　　至于发展核武是不是如同赫鲁晓夫所谓与“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是对立的？毛主席也不以为然。他认为，事情正好相反，二者乃辩证的统一。他是这样说的：“这里也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例，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你们军委讨论一下。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毛主席文集》，第7卷，第27-28页）所以，不应当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其次，“苏联的核保护伞”究竟靠不靠得住？

　　赫鲁晓夫回拒中国要求帮助发展核武器，摆在桌面上的基本道理，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中国无需自己搞核武，“借你一把伞”就足够了。

　　对此，毛主席不以为然。

　　毛主席认为，所谓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苏联核保护伞”，毕竟是别人的，苏联的，人家爱借就借，不爱借也就不借;今天愿借就借，明日不想借也就不借。何况，苏联的“核保护伞”也有两重性，既是“保护”，又会“约制”。中国如果借了苏联的“核保护伞”，那就难免不受制于人。再说，世界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有其自身的核心利益，彼此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难免不出现矛盾，有朝一日，人家一声不“借”了，我们怎么办？

　　毛主席经历的事情、懂得的历史太多了。

　　历史经验表明，中、苏之间在重大方针、路线出现分歧并不罕见。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斯大林的种种错误主张，使党深受其害，毛主席历历在目。诸如：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斯大林就接二连三急电中国共产党，必须同蒋介石“和平谈判”，说什么中国再打内战，连民族都会灭亡，实际上是“不准中国革命”;三大战役胜利后，又不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暗示划江而治。这些，毛主席统统顶了回去。好在斯大林还有马克思主义，后来还能公开承认自己错了。

　　今后遇到别人，又会如何呢？

　　事情果真是这样。

　　赫鲁晓夫在拒绝毛主席请苏联帮助发展核武时，不是也主动提出过，“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的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据此，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并答应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然而，转背之间，由于中国严正拒绝苏联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无理要求，批评了苏联在中印边界事件有意偏袒印度，攻击中国的错误，赫鲁晓夫不就马上翻脸不认人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正在新技术方面帮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和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就“中断”了对中国的援建，单方面废止了《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更有甚者，1960年7月，苏联更是全面撕毁同中国的协议，撤走所有技术专家。

　　可见，赫鲁晓夫所谓“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等等，纯属骗人的假话。

　　如此尖锐的事实，不容分辩地证明，毛主席坚决不“借”苏联的“保护伞”，确系高瞻远瞩，别人难以望其项背！

　　最后是，中国自己“造伞”到底行不行？

　　赫鲁晓夫断言，中国人想凭自己之力“造伞”，简直难如上青天。说什么“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你们有钱吗？你们工业基础，弱到“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怎能一步登天搞核武器呢？！

　　这个问题在“事后诸葛亮”看来，确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中国当时那种落后、艰难的条件下，要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能行”，除了毛主席，还能有谁？

　　毛主席作为中国历史上无人能与之比肩的民族英雄，笃信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能力，坚信中国人决不比外国人蠢，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造得出自己的“核保护伞”。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时，他就庄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还反复指出，我就不信，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就是办不到，就不相信美国人能造得出原子弹，苏联人也造得出原子弹，唯独中国人造不出来！

　　就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拒绝帮助中国发展原子武器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就当机立断，作出了中国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重大战略决策。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作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等的讲解，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间，毛主席拿着点燃的香烟，站起来说：“我们国家，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过去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详见《毛主席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37-338页）

　　1958年6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满怀信心地断定，中国搞出“两弹一星”，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这就是他所说的：“我还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什么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73页）

　　1960年7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全部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当此信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时，毛主席却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转引自《聂荣臻传》，第434页）

　　在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1961年7月的国防工作会议上，就围绕着“两弹”问题，发生过是上马，还是下马的激烈争论。

　　毛主席坚决支持聂荣臻元帅和有关科研人员提出的共同主张：核武器的研制，本来就只能靠中国人自己自力更生，只要坚持攻关，争取1963年拿出原子弹初步设计方案，三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

　　1963年11月2日，毛主席接见尼泊尔客人时说：现在美、苏两国总想控制、压迫别国。“我们也受欺侮，他们欺侮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工业不发达。”（《毛主席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76页）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工人阶级，万众一心，以大无畏的决心和毅力，突破了重重难关，在西方严厉“封锁”，苏联“中止”外援的情况下，全靠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研制成功“两弹一星”。1964年10月16日，在赫鲁晓夫下台的同一天（历史多么具有讽刺意味），我国在罗布泊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5月9日，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1967年6月17日，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颗氢弹在西部上空大气层试爆获得成功。

　　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在发展速度上也是世界上最快的。从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我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大大超过苏、美等国。

　　紧接着，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重量达173公斤的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云霄。在研制速度上，从成功爆炸原子弹，到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美国花了12年，苏联花了8年，而我国仅仅用了5年半时间。

　　1960年2月，我国第一枚T-7M型探空火箭首发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在本国国土上首次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了核爆炸。

　　至此，我国“两弹一星”试验成功，向世界宣告，中国完满打造成了自己“核保护伞”！中国人任人欺侮的时代也就彻底结束了！

　　毛主席为中国争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

　　这是党之大幸，国之大福。

　　如果毛主席按照赫鲁晓夫的主张，躺在苏联“核保护伞”下睡大觉，如果偏信了赫鲁晓夫的“忠告”，硬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人民生活同开发核武器截然对立起来，那么，中国会处在何等可怜境况？中国还能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中国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建设”时机？中国在世界上还会有“大国地位”？

　　仅仅从这里，我们就能深刻地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已经四十多年了，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偏偏不屑于国内外的政客、公知不断地向毛主席瓢泼污水，反而越来越深情怀念和敬仰毛主席！

　　凡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