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政绩”，不同的命运

(张县长——阶级斗争并没有忘记您!)

自知之明

　　兰考旅游归来，总有挥之不去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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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十几万人为他送葬，万人跪拜迎柩，成百上千为他的逝去呼天号地痛哭的人，怎能是反革命呢?

　　一座及其普通的土坟堆，老百姓自发地在它的周围竖起120多座纪念碑的逝者，生前怎能是一名“劳改释放犯”呢?

　　一直以来，每逢 他的忌日，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冲破重重封锁，也要到他的坟前举行纪念活动，这样的人怎能长期压制着不予平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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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就是兰考县原县长张钦礼同志，他和全国最优秀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是同一个县，同一个时代，同一届县委常委，建立了同一个政绩(消灭风災、洪災、盐碱三害)的正副一把手，这样一对配合的天衣无缝，情同手足，功劳作著的县长县委书记，在他们的身后，却有着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命运。

　　一个是改开前后都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一个是改开以后的阶下囚。

　　面对这件离谱的事情，我翻阅了这两个主人翁故事的前前后后，始末还得从文革前夕慢慢说起：

　　当时党内路线斗争到了白热化程度，毛主席敏悦地觉察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中国的修正主义份子已经攫取了不少领导岗位，很多地方的领导权已经不在人民手中，一场反击修正主义的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在主席运筹帷幄之中。

　　当时被毛主席称之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些小们，为了淡化矛盾，逃避这场斗争，需要物色一个超阶级的，所谓人性化的先进典型来为他们打掩护。

　　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穆青领命后，在河南调研时遇到河南日报记者周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原同志。

　　周原在自己谈话回忆录中介绍，接到任务后，第一站就去了杞县，工作人员告诉他，“县领导”们都看戏去了，正在失望的时候，正好有一辆开往兰考县的长途汽车停在那里，周立即改变主意，跳上汽车，直奔兰考而去。

　　到了兰考以后，接待他的是张钦礼县长，由于消灭“三害”是张钦禮梦寐以求的夙愿。长期以来由于党内修正主义份子，只顾既得利益的特权，无视老百姓疾苦，时不时还给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人下“套”，张钦禮同志和兰考县人民饱受“三害”其害，做梦也想着彻底解决这个环境问题，一直得不到放开手脚大干的机会。

　　焦裕禄同志来到兰考后，大力支持张钦礼的工作，两人一拍即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消灭三害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不料焦裕禄同志身患重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焦去世后，消灭三害的工作又遇到了重重困难。

　　这个时候正好碰上周原来采访，触景生情，便一股脑儿把焦裕禄同志带病工作，废寝忘餐的工作作风，把基层工作的甜酸苦辣，向周原倾诉，说到动情之处声泪俱下，甚至泣不成声，一谈就连续谈了18个小时，深深地打动了周原的心。

　　据后来周原回忆说，张钦禮谈了十八个小时的焦裕禄和消灭三害的工作，但没有谈一句有关“阶级斗争”的话题，如果张这时也强调“阶级斗争”，他就会立即终止采访。

　　人民日报副总编得知这个典型后，如获至宝，亲自又重新采访了一次张钦禮县长，这一次谈得得更成功，张钦礼指着焦裕禄坐过的一张藤椅说：“焦裕禄工作时为了减轻病痛，用木棒一头顶在藤椅上，一头顶在肝脏部位，久而久之，藤椅上顶出一个大洞”。睹物思人，穆青和几个高级别的记者都哭作一团。

　　有了这么一个中意的“典型”，穆青当机立断，立即终止预先的采访计划，几个记者分工负责，夜以继日整理书写焦裕禄的先进事迹。

　　在阶级斗争火星四溅的年代，要树立一个超阶级的“典型”，穆青心里实在是没有把握，于是下足“笔墨”，把焦裕禄树立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份子，有些地方甚至还夸大其词。

　　但还是觉得底气不足，为了增加份量，直接把“材料”呈送给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手中，彭真看后，大喜过望，立即批示，发!

　　于是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一篇《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的通信横空出世。

　　从周原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修正主义为了麻痹人民，干扰斗争大方向，在这个时候树立这样一个“超阶级”、“人性论”的典型，绝不是为了要倡导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是要利用焦裕禄在兰考这段时间埋头苦干消灭三害的事迹、宣扬唯生产力论，抽掉阶级斗争的“魂”，达到为修正主义服务的目的。

　　(不过，歪打正着，穆青、周原也太“书呆子”气了，只要按“人性论”来选拔典型，一定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因为毛主席共产党是最讲人性的;如果按照“猫论”选拔就只能选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十八个懒汉。)

　　其实在阶级社会里，哪有超阶级的先进典型?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取决于当时、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焦裕禄之所以能在这段时间排除干扰，一心一意带领兰考人民消灭“三害”，完全得益于张钦礼前期撑起的空间，后期合作搭建的舞台。

　　张钦礼“有进京直面周总理”的光环;(阶级对立面，一时无法对他下手)对兰考的“三害”又了如指掌;同兰考人民亲如弟兄;工作中既当参谋，又打先锋，一唱一和，使得焦裕禄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空间，有了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才让焦裕禄演绎了一场优秀人生，也为张钦禮和兰考人民赢得了治理“三害”的宝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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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它场合，其它时段，张钦礼和兰考人民由于没有“焦裕禄时代”这种阶级力量的平衡，长期受到修正主义势力的扼杀，前后一系列遭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正主义的憎狰狞面目。

　　修正主义这个东西真是防不胜防，有时极左，有时极右，自己不干事，人家干好了它来贪功，人家干坏了它趁机落井下石。张钦礼在笔记本中写下当时自己的心情：“有一种身在险境中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这不已经摔了三次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机会一来他们就掺水和泥，说你是圆的就团团，说你是长的就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理。”

　　难怪毛主席说：修正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如果上台就是法西斯专政，是希特勒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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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件事最能说明问题：

　　一、早在五七年反右斗争时，当时的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利用手中的权力，霸占现役军人的未婚妻，不久这名现役军人复员后，为了防止他报复，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该复员军人关进监狱。这种比国民党还要腐败的恶行，理所当然遭到兰考干部群众的一致反对，其中有二百多人在揭发他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后来这二百多人都被打成右派。时任县长的张钦礼同志说：这件事，事实清楚，人证物证俱在，错的是孙跃堂，怎么反倒打一耙，把揭发者打成右派呢?

　　由于张钦礼说了真话，为老百姓鸣冤叫屈，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县委副书记的职务，被降职，内控使用。

　　张跃堂由于有省委书记吴芝圃撑腰，原职原薪调到邻县工作，不久还提拔为县委副书记。

　　——你说修正主义丑不丑陋?

　　二、1958年在全省县长会议上，张钦礼抵制浮夸风说：“我没有见过亩产红薯20万斤，小麦亩产5000斤，芝麻杆能榨油?”，由于张钦禮说了句一个精神正常人该说的话，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农村劳动改造。

　　——你说修正主义无不无耻?

　　三、河南省在吴芝圃的主政下，要么抵制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实在抵制不了就把事情推向极端，导致产生坏的结果。当时不但干部生活作风腐败，且五风盛行，欺上瞒下，虚报产量，产粮大省成了全国“饥荒”重災区，用黑色恐怖来形容也不为过，河南人民深受其害。

　　张钦礼躲在房内用黑布蒙着油灯，把亲眼看到的，听到的农民的苦难，写成《报告》藏在身上，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捕，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摸摸，带着老百姓凑来的干粮，坐一程车，走一

　　程路……。历经艰辛，来到北京，几经碾转找到周总理。

　　周总理听着张钦礼的汇报，吃着他带在路上充饥的菜团子，流着眼泪说：“你们受苦了，我没当好这个总理”。

　　——你说修正主义黑不黑暗?

　　四、有一次张钦礼陪同新来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张申在本县兰考考察，临别时群众向领导一行挥手告别，张钦禮也跟着省领导一起挥手回礼，事后地委书记张申向省领导说：“张钦禮爱出风头，此人不能重用”)

　　张钦禮是土生土长的土干部，长期扎根农村，同老百姓情同手足，亲如家人，一些老百姓见了他的面还时不时还摸摸他的脸，有的说他廋了，有的说他黑了，老百姓向领导一行挥手告别，说不定还是冲着张县长来的，他为什么不能挥手回礼呢?即使“挥”错了，就为这点事怎么就不能重用呢?

　　——你说修正主义可不可恨?

　　五、1966年二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后，一些人打着造反派的旗号，说这是张钦礼树立的假典型，把他打成“三反份子”、“政治扒手”，1967年又借“支左”之名，把张钦礼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关进监狱，同时把跟着他们除“三害”的1260多名干部群众都戴上脚镣手铐，投进监狱，搞得兰考周边几个县都成了“集中营”。

　　张钦礼是根据周原的采访题纲，实事求是地汇报焦裕禄在兰考的所作所为，而且这篇《通信》成稿后，周原还拿到兰考县委常委会上宣读，征求大家的意见，问大家里面所写的事情有没有假的?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

　　不管《人民日报》写这篇《通信》的目的是什么，与张钦礼有何干系?与1260多名跟随焦裕禄、张钦礼消灭三害而奋斗的兰考干部群众有何干系?如此残忍至极，

　　——你说修正主义是不是法西斯?

　　六、1978年张钦礼同志在治黄淤灌工地上再次被捕，(罪名是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县长，蜂拥而上，拦着警察不肯放人，张钦礼放开嗓门高喊：“让开，苍天有眼，焦书地下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日子”。

　　在牢里张钦礼受尽酷刑，这次我们到兰考旅游，他的亲属告诉我们，在狱中有人对他威逼利诱说，只要你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可以放你出狱。

　　张钦礼义正言辞地大声抗议：“如果要我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你说修正主义卑不卑鄙?

　　张钦礼的一生遭遇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较量的缩影，周总理三次出面保护张钦礼也无济于事，毛主席亲自批示保护林县、兰考两面红旗，“同意”二字也只能写在文件里，最终张钦礼同志还是成为了修正主义的猎物。

　　我大胆地推想，是不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张钦礼的遭遇中得到启发，只要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不能有效地监督权力，修正主义就无法避免，这是他们下定决心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动力。

　　你读了张钦礼的故事后，你难道还能质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吗?难道“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不应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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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是要着重提一下可敬可叹的周原陈健夫妇，他们还是称得上中国有良知的知识份子，他们夫妻俩一辈子为张钦礼的遭遇鸣冤叫屈，奔走呼号，但他们把张钦礼的委屈，归咎于人道主义，归咎于无产阶级反击敌人过程中的人和事，他不理解无产阶级如果不去反击将会死得更惨，这是他们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是最不讲人性的，今天的工人下岗，农民失地，是它们最不讲人性、不讲人道主义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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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钦礼一生的遭遇告诉我们，只要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只要走资派还在走，只要修正主义还在党内有市场，张钦礼及其张钦礼式的毛派共产党人就没有出头之日，更谈不上“平反昭雪”。如果焦裕禄不早逝，像陈永贵、孙玉国、毛远新一样还能活着说话，估计也难逃修正主义的魔掌。

　　纵观张钦礼同志一生的点点滴滴，他无意与他人争高低，只是喜欢说真话，喜欢为群众谋利益，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你说真话就凿穿了他人的谎言;你跟群众谋利益，“蛋糕”就只有这么大，群众的利益大了，特权阶级的利益就少了，这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死死咬住你不放的原因。

　　张县长——阶级斗争至今没有忘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