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不是那种孤独清高、孤芳自赏的迂腐书生,而是一个广交天下奇杰的热血青年。在他看来,人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取得成就,交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奋斗,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他不但重交友,更为特别的是交友之奇,朋友间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愿意谈论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认为,这样的人不在官府庙堂之上,也不一定在自命不凡的精英圈子中,那些一无所有的贫寒学子,那些被看不起的下层百姓,往往隐匿着一些非常之人,能做非常之事,能创非常之业。一师毕业时,毛泽东周围真地聚集起一批奇友,看起来无特别之处,但却个个胸怀远大,有救苦救难、救国救民之志。这些年轻人虽然人生道路各异,却以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伟业永载史册。
为纪念建党百年,我们连载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同志著作《一师毛泽东 要为天下奇》中“交奇友”部分内容。该系列文章内容精彩、领悟独到,既可从中学习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也可得到刻骨铭心的事业人生启迪。已发第一、二篇(见文后【相关阅读】),此为第三篇。
【罗章龙(1896.11.30-1995.2.3)】
罗章龙,原名璈【1】阶,笔名纵宇一郎,湖南浏阳人。
1915年夏假后,痛失挚友易昌陶的毛泽东,写征友启示张贴于长沙各学校,一共得到三个半人的回答,自称结交了“一个半”朋友,其中这完整的一个朋友就是罗章龙。两人相见后结为挚友,后来并驾齐驱成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再后来有持续一生的牵挂。但这个奇友的曲折人生让人感慨良多,甚至忍不住含泪唏嘘!
那年,19岁的他到第一中学访友,在该校会客室门外墙上,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是八裁湘纸油印的,用兰亭贴体书写,文情真挚,言辞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立即回一信响应,署名纵宇一郎,3天后收到复信,称“空谷足音,跫然色喜”,约定下个星期日会面,地点在定王台省立图书馆。
那天,久雨初晴,丽日行空,空气清新宜人,同学陈圣皋也欣然同往。上午9时许,来到阅览者熙攘众多的定王台,在走廊处看到一少年,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心想那一定是要会见的人。行礼问询后,得知对方叫毛泽东,字润之,二十八画生是姓名的笔划数。略谈数语后,陈圣皋去阅览室看书,毛泽东建议觅一僻静处倾谈。进到院内,见寂静无哗,便坐在一长条石上促膝谈话。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相见恨晚谈了许多。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及宇宙人生等,对治学方针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评价谈论尤多。谈到音韵改革,都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的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都对离骚颇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关于治学,毛泽东认为自己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对教育等均属茫然,主张用全幅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涉及较少。
“愿结管鲍之谊【3】。”【4】
毛泽东一向择友甚严,用管仲和鲍叔牙为喻表达心愿,可见对罗章龙的认可与看重。纵观毛泽东一生,主动欲结管鲍之谊,仅罗章龙一人而已。稍后他还在给友人信中,禁不住表露了新得知音的欣喜:
“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5】
那天来到长沙东城的定王台图书馆,像在传说中的神仙洞府嫏嬛,看到里面北海太守李邕写的碑文,如在风尘仆仆的人生旅途中,交结了才华横溢的李北海,如在空旷幽深的山谷里,听到极为难得的行人声音,遇到了庄子那样睿智的贤哲。
我们两人在一起讨论治国之策,即使曾上过《治安策》的长沙王太傅——那个才华横溢贾谊,见此也会欣喜不已;我们谈论文学词章,不但对屈原给予新的更高评价,还有改革文学艺术的一些主张。心怀天下的一代风流人物,期待着对方的欣赏与认同,定王台的一草一木,见证了年轻学子此时的友情。
两人见面时毛泽东问,还有哪些熟悉的同学可找来谈谈?罗章龙说,联中语文教员黄老师的侄儿比较接近些,是他的同班同学。但见了一面后,毛泽东对罗章龙说,黄年龄小,很有希望,可惜身体不好,回去劝他多注意锻炼身体,否则学问成功了,身体变弱了。后来黄果然害病早逝【8】。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是毛泽东后来强调的。人生在世要有过得去的身体,否则是没有用处的。
定王台会见后,每逢周末两人常相约晤谈。罗章龙回忆说,谈话时也将彼此的笔记诗文交换着看,毛泽东看到好的就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来,看到不以为然的就在下次交谈中提出来讨论。他谈问题从来不泛泛而论。对好朋友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看书提问很多,将这些问题留下来和同学们进行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他做学问很扎实、很认真,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可贵的。
他们还共同远足出游过多处。曾一起去板仓杨昌济先生家,去楚国屈原的玉笥【9】山故居、汉朝的贾太傅祠、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住过的岳麓山崇德寺、南宋诗人兼将军辛稼轩在长沙练兵的飞虎营、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的家乡衡阳等。在长沙附近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治水在此拖过船,他们也一起去过那里。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8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罗章龙清晰记得,毛泽东对禹王很感兴趣,认为他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
一次,他们步行去毛泽东家乡韶山冲。走到长沙与湘潭之间,离长沙约三四十里时甚为乏累,便在路边休息。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毛泽东就过去攀谈家常,边谈边帮着锤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着把草鞋锤平。罗章龙见毛泽东如此熟悉打草鞋的工序,便好奇地问他:你也会打草鞋?毛泽东回答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该学会打草鞋。
后来,这不起眼的草鞋,成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标志性装备,他们穿着一双双自编的草鞋,丈量着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一步步走向伟大胜利。
一日,毛泽东邀罗章龙共攀岳麓山。那天清晨他们来到湘江的朱张渡一起泛舟过江,在茶亭讨论朱熹与张栻在湖南留下的学术思想影响。稍息后,两人又议定从凤凰山、天马山分南北两路登云麓宫。当时正值大雪封山,冰凌嵯峨,不见鸟迹人踪,两人在凛冽朔风中艰难前行,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登上山顶后自是一番指点江山。傍晚下山,又在赫曦台伫足,读当年朱张二人的联韵诗,毛泽东还即兴留了一首。
两人经常通信来往。一次毛泽东游览南岳,登上祝融峰,下山归途中,走到衡阳南边的中伙铺,在路边小店里给罗章龙写了一封信,用湖南草纸写了两三张,对所见所闻写得很详细。信中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意思是说果真是座大山。毛泽东把南岳风光描绘了一番,还谈到古今名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唐朝韩愈宿南岳庙写的诗,这首诗刻在庙的石板上。信的最后还说,为了给你写这封信,整整花了我大半天时间,因此今日不能登程了。毛泽东还寄给罗章龙一首游南岳写的诗,可惜没保存下来。
毛罗定王台会晤后,陆续有不少学生加入会谈,一批胸怀大志的年轻学子,逐渐在毛泽东身边聚拢起来。两年后,他们共同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
在新民学会发起人和首批会员中,只有罗章龙不是一师学生。
当时大家即将毕业,如何考虑升学或就业?讨论时,会友决定采纳何叔衡提出的留学日本路线,并安排罗章龙先行探路,其他人等他回讯后再出发。此方案确定后,罗章龙私下对毛泽东吐露,经济上有些困难。毛泽东对他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于是发动会员筹集了一半费用。
行前,他们还一起去见了一位老师,他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到过日本。那位老师对他们说,日本搞革命的很多,他去那里深受影响,反袁时他是湖南派去炸袁世凯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毛泽东听后很感动。
送罗章龙赴日留学,是新民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大家都寄予厚望,毛泽东更是心绪难平,三四个晚上没睡好觉。临行那天,会员们在长沙平浪宫设宴饯行后,送罗章龙到码头乘船。就要分别时,毛泽东当面交他一个信封,内装七言古风诗一首,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诗曰:
东瀛【12】濯【13】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14】
岳麓山弥漫多日的阴雨停了,又见天马山和凤凰山掩映在春天的绿树里。不凡少年有屈原和贾谊那样的才华,山川灵秀之气曾聚集在这块宝地。君东渡求学我为你高歌送行,鲲鹏击浪的伟大事业从此开始。洞庭湖和湘江的大水涨到天际,托浮起艨艟巨轮一直向东海驶去。区区小事带来一天的愁闷,幸亏已被东风吹出万里。大丈夫何事值得牵挂于怀?要把宇宙也看成渺小的米粒。沧海横流怎值得忧虑,世事再乱也任凭你来治理。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与心,胸中的日月会永远清新美丽。救世圣贤过500年必定又要临世了,当朝诸公碌碌无为都不值得一提。平浪宫前的送行充满友谊,从中国的崇明岛到日本对马岛如一衣带水。到东瀛后盼望尽快回信,我们返回时望着你渐渐远去。
毛泽东诗中充满真情与鼓励,也表现了对挚友罗章龙的看重。
罗章龙身负学会重托,一路东行抵达上海。正待渡海时,得知日本发生迫害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事件,愤然改变赴日计划返回湖南。虽东渡未成,却从上海带回一些新信息。他向大家报告说:据一些留日学生介绍,日本政治黑暗,学术剽袭,无可师学之处,北京一些学校正在酝酿新思潮,十分令人神往,建议打消东行计划改辙北上北京。由此,促成新民学会求学方向的重大改变。
【1920年,进步团体“辐社”同仁游北京陶然亭时合影,左四为毛泽东,左六为罗章龙。】
1918年8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不久,与罗章龙等一起到北京准备赴法留学。到京后,其他同学参加了留法预备班,只有他们两个没参加,后来蔡和森等去法国了,毛泽东和罗章龙却没走。当时留法,一个人要几百元旅费,通过在京湘绅和华法教育会活动,有25位新民学会会员获得公费【15】,公费名单本来有他们两个,他们却让给别的会员了。
为什么留下来了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主张不要都去,北京比长沙好,留下来是需要的,如果北京没有一两个人,新民学会在北京就是个空白。他认为大家不应堆积在一起,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地都要开辟,各方面都应有打先锋的人。二是一师老师杨昌济此时在北大任教,也希望他们留在身边。于是两人便留了下来,罗章龙顺利考入北京大学,而毛泽东因是师范毕业生,必须服务期满才能投考,最后通过老师的关系介绍,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
但过了半年后,到1919年初,毛泽东又决定离京返湘。临行前与罗章龙在沙滩红楼连日聚谈,往往深夜始散。罗章龙极力挽留毛泽东继续在北京,理由是北京方面不易削弱力量,如果毛泽东走了,新民学会的力量不免单薄,甚至难以为继。毛泽东对他说:学生身份比职员胜得多,那时你自会有办法的,莫急就好!
既然毛泽东去意已决,罗章龙也不再挽留。两人商定以3年为期,南北分途努力,争取有所成就。
后来,有新民学会会友给罗章龙写信,说他适合专心做学问,建议他出洋留学专心读书,他自己也有些心动。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走,怕他动摇,还不断勉励他坚持下去,劝导他说:那些舍近求远的想法,不免有离开现实的意思,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凝神一志以赴之。还写信鼓励他,虽然在北京有困难,朋友们都走了,我们的力量比以前少了些,但你不要走,要乐观,要坚持下去。
罗章龙后来回忆说,这些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认为很对,就长期留在北京工作了。他还感叹:会友之间互相勉励颇有影响,作用也大。
一年后,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友结束“驱张运动”后,回湖南大力推动湖南自治,要专心把湖南一省弄好。罗章龙认为这是很切实的入口处,并为学会的事业发达而高兴。给毛泽东写信说:
“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人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16】
罗章龙还说,现在中国那些所谓的学会,无非是想谋取功名利禄,把持一个行业的饭碗,新民学会应当极力避免其污染,坚守一个最高的价值品格。
毛泽东非常赞同罗章龙的认识,中国的坏空气太深太厚,必须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改换过来。他在回信中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
“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7】
在与罗章龙的交流中,毛泽东领悟到一个重大问题,由此提出了新民学会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一个组织不能只是人或感情的结合,应当成为主义的结合,在主义的大旗下共同行动。一个没有主义和信仰的组织,会变成一群谋取功名利禄的乌合之众,甚至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由此开始,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上升到一个崭新境界,为后来接收共产主义转型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必要的思想认识基础。
此后十几年,两人在共产主义信仰的大旗下,展露出超凡的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耀眼的新星。在南方,长沙的新民学会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方,北京的新民学会由罗章龙独当一面。在湖南,毛泽东领导驱逐省督张敬尧,后来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党的一大;在北京,罗章龙组织参与了五四运动,发起“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行动,当时他第一个从窗口翻入楼内。后来,罗章龙参与组建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酝酿出席一大人选时,曾推举他和张国焘为代表,但因忙于创办《工人周刊》,改派刘仁静出席会议。一大后,中共在全国8个区建立了最早的地方组织,毛泽东是湘区书记,罗章龙是北京区书记。后来,两人又分别主持湖南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党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主持,几乎同时开办的全国工人运动讲习所则由罗章龙主持。
【中共三大,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同为中央局委员。】
1923年,中共三大选出5人中央局,陈独秀当选为委员长,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3人联袂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圈。毛泽东先后任中央秘书、组织部长,罗章龙则先管经济,不久任秘书兼管宣传工作。当时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租用闸北一处二层楼房办公,常住那里的成员有3户人家:一户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孩子,一户是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孩子,一户是罗章龙家,大大小小共十来口人,对外说是一家子,实则担负着中央日常工作。“三户楼”无疑是党史上的重要一页,如罗章龙诗中所咏:
这一时期,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都是中共核心领导人物,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确实是领导层的“亡秦主力”。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坚决主张拿起枪杆子斗争,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罗章龙也主动请缨回湘,组织长沙市和邻郊的工农武装。秋收起义部队向长沙进攻失败后,毛泽东率残余人马上井冈山,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罗章龙则奉命返上海,负责重组全国工人革命运动。
1931年初,罗章龙、何孟雄、王明等提议,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批判“立三路线”,改造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没想到事与愿违,接下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不但给党的事业带来毁灭性灾难,也给罗章龙带来毁灭性打击。
当时,共产国际的米夫【19】精心策划操纵,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民主,让一个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得意门生王明,领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激起许多领导同志的强烈不满。罗章龙领头不予认同,坚决拒绝表决,甚至威胁集体退出会场。他们认为,政治局大半都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要改组政治局,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统统退出,要另选中央委员,在历次错误中负有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与学习的,应执行铁的纪律,立即离开中央领导机关,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由于他们对原中央领导人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反而使米夫提出的名单获得多数通过。会后,他们又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超出党内斗争纪律的允许,非法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选罗章龙为主席,并在下级组织中搞“第二省委”、“第二区委”,造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第一次大分裂。因此,罗章龙等一批党的高级干部被开除党籍,离开参与创建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党,结束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生涯。
今天看来,如果罗章龙能在参与纠正党的错误时,不否定那么多人,对待纠错中出现的新问题,能像其他一些同志那样讲究斗争艺术,采取“相忍为党”的态度,或许会是别样的结局。只要党还在,大家终究会在实践对比中逐渐认清是非,只要全党多数形成共识,即使最高领导人犯错误,最终也是能纠正过来的。如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还有后来的王明等,都曾在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犯错误,不都一一被纠正过来了吗?党内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尤其在探索正确道路和选择主要领导人时,这种斗争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甚至残酷无情。有时,错误一方受到批判和纠正;有时,却是正确一方遭受打击和排挤。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受到天大的委屈,也有一个如何正确应对的态度与方法问题。一怒之下另立门庭,无论有多少正当性,也难逃闹分裂的政治责任,会使自己从此脱轨而毁灭。
当党的领导核心争执不下时,毛泽东正在江西苏区浴血奋战。罗章龙曾派人送去亲笔信及有关文件,但没看到任何响应的史实。其实,毛泽东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他不断遭受指责批判,很快就被取消党权军权,遭贬谪长达3年多,比罗章龙感受的不公和错误打击大得多。但他既没有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也没消极对抗另立门庭,他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政治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在受排挤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时,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仍在顽强地争取发言权,不断向中央提出深思熟虑的意见建议。他在忍耐中等待,在痛苦中反省,甚至认为自己难以赢得多数支持,或许因为与别人沟通不够,有时得理不饶人,于是下决心改变自己,通过主动的思想交流,争取大家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的转变和认同。终于,他的坚韧和努力有了结果,一些与他对立和反对他的同志转变为赞同甚至信奉他,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走到绝境时,对错误领导的否定形成广泛共识,最后在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从此,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从不断失败走向不断胜利,他也一步步走向无上辉煌。其中,也许罗章龙的遭遇提供了警示,但更根本的是毛泽东秉持的处事原则不同,一念之差成天壤之别。
毛泽东后来谈到罗章龙说,不管那时的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罗章龙被党开除后,就像失掉了母亲的孩子,孤独凄凉地流浪四方。没有了强大组织的依托,不但尽失翻江倒海的法力,连个人生存都极为艰难,人生轨迹完全改变。国民党把他捉住后要杀,他的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出面讲情说,共产党已开除他,而且也在抓捕他,这才救了他一条性命。后来他隐名埋姓,辗转到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湖北大学等多所学校教书。
十几年后,他的老同学与曾经的战友们,经过浴血奋战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只能遥远地望着欣喜激动。他把自己的著作敬送毛泽东,一次途经北京时,毛泽东让杨尚昆将自己的一套文集送他。后来毛泽东几次经留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其间不无问讯和挂念。他还曾认真地提出,要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并让省委负责人去操办。
1995年2月,在毛泽东逝世19年后,罗章龙以99岁高龄长辞人间。去世前曾三次病危,问他有无遗嘱,他用笔艰难地写下:
在一个很少讲共产主义的时代,一位曾被党严厉开除的垂死老人,仍赤诚不改地表示自己信仰的主义不变,而有些身处党和国家高位的人,却无法做到坚定不移!这让人感觉有些角色倒错,也油然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敬意。好像又见那个志向远大的学子,依然活在同学少年时代。
在他最后弥留之际,又断断续续地说起新民学会。他思绪好像又回到与毛泽东一起指点江山的峥嵘岁月。
整理老人遗物时,发现在毛泽东送他的文集中,夹着一纸用颤抖笔迹书写的散乱诗句。这是老人最后岁月留下的:
或许到了另一个世界,二十八画生会再一次征友,纵宇一郎也能再一次应约赴会,两人再一次结为挚友,他们一起走向辉煌,走到终点……
【2】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页。
【3】管鲍之谊,起源于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友谊的故事,最初见于《列子·力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此世称管鲍善交也。”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的友情,已成为中国代代流传的佳话。在中国,人们常常用“管鲍之谊“来形容自己与好朋友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
【4】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页。
【5】《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6】嫏嬛[láng qióng]:古代传说中是天帝藏书的地方。后泛指珍藏书籍之所在,也借指仙境。
【7】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页。
【8】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1页。
【10】艟艨[chōng méng]:古代一种战船。
【12】东瀛[dōng yíng]:东海,亦指日本。
【14】吴正裕、李捷、陈晋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23页。
【15】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516页。
【16】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页。
【17】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页。
【18】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0页。
【19】巴威尔·米夫,1901年出生在俄罗斯帝国乌克兰的赫尔松省一个犹太人家庭,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历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27年率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来华,1928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至上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强行将王明等人安排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米夫回到苏联后,随之以共产国际名义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对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表示完全支持。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在中共长达4年的统治,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深重灾难。1935年后,米夫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校长、苏联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在1937年“肃反”运动中,被揭发是政治反革命、托派分子,很快被逮捕和关押,米夫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明在他落难之时也反戈一击。1938年米夫被处决,终年37岁。
【21】狼居胥:狼居胥,古山名,汉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霍去病出代郡塞击匈奴,封狼居胥山,筑坛祭天以告成功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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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