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16日傍晚，青岛中山路的一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天空。

　　第二天，《申报》上一则快讯这样写道：“……王复元十六日下午六点二十五分，在中山路遭到刺杀……”

　　快讯中所提及的王复元，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因贪污被开除党籍，随后怀恨在心。他转过身投靠国民党，并逐渐沦为敌人抓捕共产党员的爪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邓恩铭，就是被他出卖，牺牲时年仅30岁。

　　那么，王复元是如何因贪腐逐渐走向歧途，曾经和他共事过的邓恩铭又是如何被其陷害，英年早逝？王复元这样的叛徒，最后又落了一个怎样的下场？这些都要从1921年，浙江嘉兴的那艘红船开始说起。

邓恩铭

　　众所周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这其中，上文提及的邓恩铭是13名代表中

　　唯一一个在校读书的中学生，也是其中唯一的少数民族（水族）。那一年，邓恩铭20岁。

　　邓恩铭放在当时，毫无疑问是一个志向远大的有为青年，这些从他当年给父亲的家书中就能初见端倪。

　　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

　　父亲大人：

　　不写信又三个月了，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一向很好，想双亲及祖母……均安康如常？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

　　年纪轻轻，却能不被名利遮住双眼，邓恩铭如此抱负，不得不让人钦佩。

毛泽东

　　1927年3月，邓恩铭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之后他又应邀去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毛泽东对他颇为欣赏。

　　5个月后，邓恩铭回到山东并接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彼时革命形势危急，中共山东省委曾在那年9月15日请示中央，希望能将邓恩铭调离山东，以防不测。

　　中央原本打算派刘少奇出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但因为刘少奇因病住院，邓恩铭只能留在山东主持大局。

　　后来，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

　　1929年1月9日，因叛徒告密，邓恩铭在省委宣传部机关被捕。1931年4月5日清晨，邓恩铭被押赴刑场枪决，牺牲时年仅30岁。

　　那个出卖邓恩铭的叛徒，就是笔者上文提及的王复元。

王复元

　　1900年，王复元出生于山东历城县，早年间读过私塾，算是有些文化。

　　1919年，19岁的王复元在济南山东省立一中当电工兼传达员，受当时的进步思想影响，王复元也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表现颇为踊跃。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谁也意料不到，王复元会在后来踏上歧途。

　　两年后，王复元和王尽美、王翔千共同创办《山东劳动周刊》，这份杂志在当地很有影响力。

　　1921年，王复元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第二年被党组织派往张店开展工作。1925年，他又被派往青岛，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

　　掌权后，王复元逐渐展现出其贪婪的一面，本着明哲保身的想法，他开始暗地里偷偷贪污腐化。

　　1927年4月27日，王复元参加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党中央交给他1000块大洋的活动经费，主要用于山东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谁知王复元回到山东后，频繁出入妓院和高档餐馆，除了将活动经费拿出一部分寄存在亲戚家外，其余部分全部被他挥霍一空。

　　当时的1块大洋足够买1袋洋面粉，就是这么一笔巨款却被王复元私用，他后来甚至欺骗青岛的同志：

　　“上级拨给的经费，在路上遭到偷窃，被偷走了。”

　　纸终究包不住火。

　　1928年4月，王复元故技重施，他找到山东省委机关的印刷单位，捏造说军委准备购买枪支弹药，要拿2000元救急。出于对同志的信任，单位负责人连忙筹集了2000元交给王复元。

　　王复元手握巨资，先是去上海潇洒了一趟，然后用剩下的钱去做生意，毫无经商头脑的他赔了个底朝天，王复元心中叫苦不迭。

邓恩铭

　　这么一笔巨款没有落到实处，负责筹钱的同志很快向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汇报了此事。邓恩铭与上海党组织联系密切，从来也没有收到过要购买枪支弹药的通知，为了查清事情的经过，邓恩铭亲赴上海核实此事，最后证明王复元说了谎话。

　　邓恩铭回到山东后，派人秘密调查王复元贪腐的证据，拿到结果的他背后冷汗直流。

　　当时，党组织缺乏经费，很多活动无法展开，可王复元竟然在如此关头贪污腐败，这让邓恩铭痛恨不已。如果不将这样的败类清除出去，谁又能预料他将来会给组织造成怎样的损失。

　　即便如此，邓恩铭仍是亲自找到王复元，力求追回款项，并希望对方承认错误，从轻处理。谁知王复元得知贪腐一事暴露后，面对邓恩铭的训斥，他先是面红耳赤地狡辩一番，后来见铁证如山，又谎称自己是做生意暂时借用，很快就会归还。

　　此后，青岛党组织再找王复元询问此事时，已经难见其踪迹。

左一：邓恩铭

　　邓恩铭见状，心知王复元这是畏罪潜逃，他根据组织规定，开除了王复元的党籍。值得一提的是，邓恩铭由此成为我党历史上的反贪第一人，而王复元也成为中共历史上因为贪腐而被开除的第一个人。

　　两个“第一”，前者正义凛然，后者终将被挂在耻辱柱上，让后人警醒。

　　我们言归正传，王复元在得知自己被开除党籍后，怀恨在心，他转过身投奔了敌人，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更让人气愤的是，因为对党组织比较了解，王复元叛变后竟然大肆迫害我党的革命同志，彻底沦为了敌人的爪牙。他带领敌人搜捕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四处追捕共产党员，用金钱和权势收买叛徒，俨然成为了一颗“毒瘤”。

　　1929年1月19日，王复元带队抓捕了邓恩铭等17位同志，导致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山东省委一边秘密调离重要干部的同时，一边向中央汇报了此事。

　　中央得知消息后，立即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后，中央决定切除这颗“毒瘤”，并派中央特科特工、周恩来的警卫员张英赶赴山东锄奸。

　　能派出周恩来的警卫员处理此事，可见中央对这件事的重视。鲜为人知的是，因为周恩来曾化名伍豪，所以此次锄奸行动后来被人称作“伍豪之剑”。

周恩来

　　在叙述整个锄奸行动之前，笔者有必要简单勾勒一下张英其人。

　　1902年，张英出生于山东省潍县高里集马家庄（今潍坊市寒亭区马家村），他原名马宗显，又名马国宪。

　　因为从小痴迷于武术，加上自身体质适合练武，张英由此练就了一身武艺。

　　1923年，21岁的张英去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因为一身武艺再加上胆大心细，短短两年时间，他就升为中尉排长。

　　1925年11月，张英因为表现优异，所以被选派到苏联基辅红军军官学校骑兵班学习。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后，张英又继续在维斯特拉高级军官学校深造，并于1928年返沪，在中共中央机关做保卫工作，主要负责保护周恩来。

　　在周恩来眼中，张英不仅革命立场坚定，拥有一身武艺，枪法还出奇的准，而且他还是山东人，很适合此次锄奸任务。

　　王复元投敌叛变后，周恩来第一个就想到张英，因为没有谁比他更能胜任这项工作。

张英

　　1929年3月，张英从上海来到济南，住进悦来客栈，可任谁也想不到，到济南的第二天，张英就不幸被捕。

　　原来，叛徒王复元在破坏山东省委机关秘书处时，党内同志本想将所有秘密文件烧毁，可文件就要燃尽时，王复元带领大批特务破门而出，将火盆内的文件抢了出来。

　　文件中，有一封张英写给省委的密信，信中用暗语写道：“我们在青岛无生意可做，今来济南打算在这里找生意做，请兄见信即来会晤。”

　　王复元读完密信，脸上立即挂上了奸笑。

张英

　　借着这封密信，王复元很快确定了张英等人的落脚处，并将其秘密逮捕。张英当时被关押在三元宫看守所，审讯时，敌人先是以金钱和美女利诱张英，见他不为权色所动，敌人立即换了一副嘴脸，开始对张英上刑。张英被打了400多皮鞭，最后昏死过去。

　　所幸虽然遭受酷刑，但因为张英自幼习武，所以并没有伤到筋骨。当晚，他前后三次假装上厕所，为了麻痹敌人，每次他都是爬着去厕所。

　　最后一次上厕所，趁着月黑风高，敌人疏忽，张英从鞋底掏出铁丝，打开手铐脚镣，随后他翻越监狱高墙，成功越狱。

　　后来在济南开商号的老乡帮助下，张英安全返回青岛。

　　在青岛休养了几个月后，张英又开始着手准备除掉王复元这个败类。但是，他带着行动组的同志在山东找了几个月，愣是找不到王复元的踪迹，正当张英心里火急火燎的时候，周恩来派人捎信给他：“要沉住气！”

　　就在张英等人调整心态，静候消息时，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徐子兴转来情报：

　　“8月16日下午，王复元要到位于青岛山东路110号新盛泰鞋店取鞋。”

　　得知消息后，张英和行动组的王科仁按照指示，开始实施锄奸行动。

影视剧中的锄奸场景

　　话说这个王复元，自从沦为叛徒后，颇受敌人特务机关的重用，生活上倒也过得去，但是他心里却十分惶恐。张英越狱后，王复元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去哪儿都带着保镖，警惕性很高。

　　8月16日下午，王复元带着两个手下到达中山路后，并没有直接去鞋店取鞋，而是先选择在对面的一个饭馆内坐了一阵子，观察了一下四周的情况。当狡猾的王复元发现周围没有异常后，这才让手下在饭馆等着，自己去鞋店取鞋。

　　王复元不知道的是，自己早已被张英和王科仁盯上了。

　　王复元穿过大街，大踏步走近鞋店。老板一见是王复元，边笑着打招呼，边弯下腰去给他拿鞋。就在这时，王复元背后冷风阵阵，一个人走近店来。

　　王复元心里一紧，迅速用手摸向腰间的手枪，并转过身细眼观瞧。

　　只见进来的这个人，穿着长衫，身材瘦弱，无精打采，也没说话，而是转向一侧的柜台，开始选鞋。

　　王复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眼前这个完全不像特工的人，正是特科人员王科仁。此时的王科仁一边看鞋，一边用余光锁定王复元的位置，为刺杀行动做充足的准备。

王科仁

　　就在王复元放松警惕，匆忙提着鞋袋向门口走去时，他左脚刚迈出店门，王科仁就在电光火石之间拔出手枪，对准王复元的后背就是一枪。

　　只听“扑通”一声，王复元应声栽倒。

　　一声枪响过后，另外一名特科成员徐子兴担心王复元不死，走到近前又补了一枪。两人收枪入怀，转身朝街心走去。

　　张英见两人得手，朝远处一招手，三辆黄包车驶了过来，三人纷纷上车，不一会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完成任务后，张英便回到中央复命。

　　1929年12月16日，张英化名刘英，赴河南任中国工农新军新建三十二师师长。之后，他屡任红一师师长、红十师师长、第四方面军七十三师师长，成为徐向前的得力助手。

　　不幸的是，1932年6月，张英因为负伤被组织送往上海治疗，途径武汉时被敌人逮捕，后来英勇就义。

　　多年之后，寒亭区委区政府为刘英烈士树起纪念碑，碑上雕刻着徐向前元帅在1987年6月题写的碑文：“赤胆忠心刘英烈士千古”。

　　行文至此，笔者除了对张英这样的特工心存敬畏之外，针对王复元这样的败类，我党在治理贪腐方面的决心同样让人叹服。

　　早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组织原则就明确了党内监督机制，党的一大“党纲”第十条规定：

　　“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它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

　　对于贪腐问题，我们始终视其为重中之重。

《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

　　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就通过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份文件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它的首段文字这样写道：

　　“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这一通告的发布，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在1926年，随着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多，为了避免贪污公款、腐化堕落等行为在党内滋生，《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鉴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在分析产生贪污腐化原因的基础上，阐述了党与贪腐斗争的立场，并肯定了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必要性。

　　《通告》这样写道：“这些投机分子尚不能动摇我党的政策，只是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况……此种分子近来各地均有发现，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地）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此话一出，我党对于反腐的决心和态度显而易见。

右一：毛主席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我党对于贪腐，从来秉持的就是零容忍的态度。

　　文章最后，笔者想用毛主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他老人家曾说：

　　“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此言一出，重于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