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是广岛核爆炸75周年。

　　之前，日本人原想着在这一天的奥运会上搞事情，广岛前市长撺掇搞什么”和平纪念“、”集体默哀“，暗戳戳地要洗白自己在二战中的形象，但是这件事被国际奥委会给否决了，这是奥委会为数不多的”英明决定“。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海那边的国民党替他们”哀悼“了。

　　看到这一幕，我能说什么呢？不愧是百年烂党，不愧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孝子。每年的反法西斯战争纪念日，他们不哀悼；每年的七七、九一八，他们不哀悼；广岛核爆纪念日，他们反而哀悼了。

　　话讲得冠冕堂皇，说什么”无论政治观、立场差异，我们生而为人，皆热切盼望世界和平”，是啊，你盼望“世界和平”，所以就要站队不知悔改的日本右翼，替他们的75年前罪恶的军国主义招魂吗？

　　从清末甲午战争开始，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再到1937年全面侵华，再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和日本之间其实不是”八年“，也不是”十四年“，而是长达半个世纪的血海深仇，旅顺大屠杀、济南惨案、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已经深深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了。

　　日本政府，至今未对它在二战中犯下的罪孽道歉，至今未曾对当年的军国主义进行反思，反而是文过饰非，歪曲历史，今天的日本民众在右翼政客的长期洗脑下，早已认为当年二战中的日本是“受害者”，把靖国神厕中供奉的鬼子战犯，都当作了“民族英雄”。

　　但是，海峡那边的”国民党“，早已不关心这一切，他们和民进党一样，心心念念的是“美日同盟”和他们卑鄙的政治诉求，大义早就抛在了脑后。

　　也难怪，至今日本本土，还有一座专门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神社“，感谢他对日本的”友好“。

　　这个蒋公神社还有一块碑，碑文上写着：

　　“本社是为了纪念前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而建立的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日，“蒋公”曰：“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分区占领日本，放弃战争赔款，反对罢黜天皇，200多万军民即行遣归日本。由此，才有如今日本之兴旺。想来对于战败国，这种宽容是各国领导人所未见的。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今天大陆的“果粉”，往往把蒋介石塑造成一位“民族主义者”和“抗战领袖”，但实际上，他从头到尾都与日本暧昧不清。

　　蒋介石对日本，一直充满幻想，可能与他早年在日本读过士官学校有关，国民党大部分高层，都曾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如何应钦等人，和后来的侵华日军高级军官，还都是同学，所以他们也是国民党中的“亲日派”。

　　至始至终，蒋介石政府都不愿意和日军彻底翻脸，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民党政府的主流意见，都是“不抵抗”，一二八事变中，抗战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镇压，撤销番号；吉鸿昌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结果蒋介石派中央军和日军一起联手绞杀之，为置吉鸿昌于死地，宋美龄不遗余力，她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将吉鸿昌引渡到北平军分会，最终将其处死。

　　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就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以不抵抗，力避冲突。吾方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有蒋介石的命令在先，我们就可以搞懂东北各军政长官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奇怪表现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是立刻要求张学良“不抵抗”，并且下令让东北军撤到长城。

　　蒋介石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力量，如果抵抗的话，日军可以在三天之内横扫中国，占领长江流域，他说：“以中国国防之薄弱，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也......”总结一下就是：日军太可怕了，不能抵抗，抵抗三天就亡国了。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蒋介石给地方长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各地长官一定要保持克制爱国情绪，虽然日方侵略中国，但我们不能抵抗，不能妄动，同时还要严格镇压老百姓的抗日运动，不能伤害“友邦”。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个月，1931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蒋介石发电文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顾好日本海军，要关怀备至，还要帮他们买菜送到船上去。“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蒋介石处处怕得罪日本，禁止国内将领、民众讨论“抗日”二字，香港人民发表抗日言论，他派人到香港去封锁审查报纸，搞得香港媒体嘲讽：“委员不知亡国恨，隔海犹删抗X言！”

　　1933年，中华民国和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日军利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意图吞并华北，结果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罢免所有抗日的军政人员，撤走所有的政府机构，撤走河北所有的中央军和东北军......

　　1937年11月5日，抗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蒋介石还在试图和日本媾和，他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

　　“……日本提出的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寻觅友好的谅解，但前提是恢复战前状态（七七事变之前）。但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而中国会爆发全面革命......要知道，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整个抗战的过程，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军队是一败再败，消耗了无数国军将士的生命，哪怕是在胜利前夕，全球都在对法西斯大反攻的时候，就连新四军、八路军都在收复失地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还是打出了豫湘桂大溃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积极抗战，而是在“消极等待胜利”。

　　就在抗战的过程中，蒋介石政府也不断和日军进行沟通，试图“和谈”，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他曾经讲过，他的“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东北是不想要了。

　　不但如此，蒋介石政府还一直给国内的伪军发军饷，因为这些伪军，都曾是国民党的军队，《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至少有50万之多。”

　　伪军将领亲口承认：“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裕仁天皇发布带有侮辱中国词语的停战诏书后，蒋介石的回应讲话却充满了“不念旧恶”的表达，不但把犯下滔天血债的200万日军“礼送出境”，还给许多日军将领开了“欢送会”，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与日军将领很多都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同学，双方把酒言欢，洒泪而别......

　　蒋介石政府对日军战犯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日本军人不像是是投降了的战败国军人，而像是国民党座上的贵宾。

　　投降的日军享受和中国正规军相同的伙食待遇，甚至还有零用钱发，让日军自行采购副食。

　　在遣返过程中，蒋介石政府允许日本官兵与侨民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另外侨民可带1000日元、军官可带500日元、士兵可带200日元的现款......“让他们体体面面回家”。

　　在神州大地饱受日军蹂躏14年，数千万人死亡，山河破碎，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之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要“卖肾援日”，简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日寇之欢心”。

　　对此，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曾感叹道：日本的士兵从东南亚回来时，就跟乞丐一样，唯有从中国回来时，跟走了富有的亲戚一样，什么毛毯、衣服、皮靴、手提包什么都有，还有现金。

　　蒋介石的战后对日政策总基调为“以德报怨”，包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内的大批战犯都没有受到惩罚，满手鲜血的冈村宁次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了蒋介石日后反共的“军事顾问”。

　　冈村宁次甚至穿上了国民革命军上将军服，佩带上青天白日勋章和领章，头带青天白日帽，出现在1947年1月2日的中国山东鲁南地区，成了鲁南战役国民党军方面的最高指挥官.......

　　更夸张的是，国民党政府居然还留下了15000名日军在山西担任“保安工作”，此部日军打后多次参与国共战场，被称为“山西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总队”，直到1948年3月，在临汾战役中，被徐向前元帅指挥的华北野战军彻底消灭。

　　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惩办战犯，还放弃了分区占领日本，甚至还大幅减免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当时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赔款如下——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韩国：3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中国：0.25亿美元。

　　中国遭受伤害最大，但赔款却最少，这源自于蒋介石的“博爱”，认为侵华战争只是日本军阀的错，没必要把负担压到日本人民身上.....

　　解放战争后，一败再败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为了反共，更是要拉拢日本。1952年，蒋介石居然擅自以中国的名义彻底放弃了对日本的全部战争索赔......

　　可以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本来说，不是敌人，而是大恩人。

　　这个国民党政府，对日寇，美国、对侵略者、对帝国主义，一向是关怀备至，但对于自己的人民，却异常残忍冷酷。

　　他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各种“宽容”、“以德报怨”，但他们对于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以及民国的老百姓，可一点都不宽容。

　　1924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将近80万普通注册党员，而等到1928年3月份，也就是上海的412和武汉的715之后一年，国民党员已经锐减到了22万。在地方上，地主乡绅旧军阀土匪反攻倒算，借着反共的名义，大肆屠杀国民党基层干部，尤其是在广西，在1927年清党之前，大概有国民党员12.8万人。但是等到1934年只有区区5000人，还不到之前的一个零头。

　　1931年7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在“围剿”行动中，蒋介石多次下令对苏区进行“大烧杀”。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在给赵观涛、卫立煌的手令中写道：

　　大小各村庄务全烧燬，勿遗。然后移动可也。凡我军所到之处，为匪化太深，不易防守者，皆可焚燬。

　　他命令国军所到之处，焚毁所有村庄，8月21日的时候，蒋介石还不放心部下的手艺，开始指导“微操”，下手令给熊士辉，详细布置如何进行烧杀，细化到了如何放火，如何烧杀：

　　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壶分布火油。如此分划区域，每区约焚二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1933年8月30日，蒋介石给时任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刘镇华、鄂湘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徐源泉下达手令，要求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烧杀”。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卖弄学问，讲“剿”字的意义，要求国军对苏区民众斩草除根，杀戮殆尽。

　　潢川刘总司令、沙市徐总司令，密。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义亦必以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否则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遗患而已。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中正。

　　蒋介石的部下是怎么执行命令的呢？他们从老蒋的电文中悟到了“斩草除根”的意思，于是对苏区人民实施了“灭绝”政策，陈忠贞主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记载：国民党在“清剿”中，沿用“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等血腥口号，纵兵烧、杀、抢、掠，所剿之处变成一片废墟，新坟叠叠。

　　经扶县箭厂河附近的肖湾原有500多口人，被“清剿”后仅剩五六十人。油榨湾是几百人的大村子，被“清剿”后只剩下一个瞎子、一个腿上生疮的人和一家三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周河附近的汤村原有160多人，被“清剿”后只剩10余人。当时，以卡房为中心，南起天台山，北到凌云寺，西至莲花石，东到郭家河，方圆90里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第十一路军的一个旅在立煌县的柳树庄，挖一条长达几里的大沟，一夜间活埋苏维埃干部、群众3500余人。商城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每到一处就大喊大叫要开人肉铺子，在汤家汇周围百里内，杀害红军伤病员、军属和群众1万多人。刘镇华第六十四师在皖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向上级报功领赏，割下死难者耳朵达七担之多，残暴到了极点。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北华捷报》一名记者写道：“（别动队）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在大别山区，蒋介石下过一个手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和后来日军的‘三光政策”差不多。

　　结果就是，这道命令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记载：“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民国人口统计下，江西省1933年有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剩下1370万人，三年的时间内，被蒋介石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这是在20世纪，离我们还不足100年，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饶恕的法西斯行为。

　　蒋介石政府抗战无能，害民有术，在七年抗战中，国民党自己拉壮丁征夫虐待致死的新兵，远胜在战争中死去的士兵。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注释。

　　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政府想当然地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间接导致惨绝人寰的1942河南大饥荒，史称“花园口决堤”。

　　在花园口决堤过程中，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

　　“花园口决堤之后，河南民宅被冲毁140万余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被淹没12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达480万人。89余万老百姓猝不及防，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

　　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仅河南一地就有300万农民死于饥饿。灾难之后，河南老百姓痛恨蒋介石和国民党，尤胜日本侵略者，他们把“水旱黄汤”称作河南的四大害，其中这个汤，就是蒋介石的爱将，驻守河南的汤恩伯。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的故事说得太多，就不再赘叙，可有谁知道，当年蒋介石甚至允许美军拿中国人民做“轰炸实验”？二战末期，美空军司令李梅准备轰炸日本各大城市，但是没办法验证其低空燃烧弹轰炸密集房屋的效果，于是就向国民党申请在当时的日占区武汉“练手”，而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居然“同意”了。

　　“1944年12月18，两百台美国战机和轰炸机来回空袭武汉，在汉口一元路Yiyuan和五马路之间投下大量炸弹，又从江边起一路炸到铁道。受炸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3x5长方形，连成焰海，沿途建筑物均化作瓦砾。21号，美国第14空军轰炸机群在汉口投下1000吨炸药，引燃了港口周边的棚屋，火势蔓延5公里。”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居民伤亡共计15,1607人次。其中96,557人死亡，重伤者22,389，轻伤者32,661。据1946年汉口市统计，共有两万人死于44年12月的空袭。日占期间7515座建筑物损毁，554座毁于38年攻防战，6951座损于其后，美军轰炸致毁占92%。与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和青岛诸地相比，武汉受害尤烈。”

　　蒋介石自己日记里提到，美军在武汉的轰炸，造成了40000人死亡......拿自己国民的性命，给美军做轰炸实验，蒋公可真是“仁慈”、“慷慨”啊。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反动派就有所改变吗？并没有！

　　他儿子蒋经国主政时期，是台湾白色恐怖最为酷烈的时期，由他亲自审定做序的国民党特种部队正规教材中，赫然写着“要当众强奸共军女兵女军官以及共军女家属，当众强奸共党女积极分子和共党同情者，以此打击共军及共军同情者的士气。”除此之外，还把“焚烧学校、给儿童食品下毒、电影院放火、在公共场合爆炸”这些恐怖手段通通写进了教材。

　　这是人干的事情？这样的烂党不亡，还有天理吗？

　　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前途，看它这数十年来教育出来的精英们就知道了，他们某专家学者2018年居然在电视节目上公然说：“反腐会导致战斗力下降，因为男人当兵为了什么啊？抢钱抢粮抢女人啊......”21世纪已经过去了20年了，在他们心目中，军队、政党，还是当年蒋介石的那个军队和政党，只为贪婪掠夺，不为天下。在他们看来，战斗力来自于欲望和利益，而不是理想和组织。你说，秉持这样思想的人和组织，还有什么前途？

　　国民党完美地诠释了“买办”这个阶层。

　　他们对帝国主义委曲求全，一退再退，博爱，包容，不念旧恶，以德报怨；对自己的百姓动不动大动干戈、挥舞屠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石要过刀，茅要过火，人要换种”......对外卖国求荣，对内搞法西斯灭绝，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贯作风。

　　哪怕到了2021年，他们还是当初那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