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的读书志向、读书精神、读书态度和读书方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读书治学的一代新风，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人间佳话。

（一）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走向广阔天地，他给家人留下诗作：“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走出乡关，毛泽东投考湘乡县东山学校，在作文试题《言志》答文中，抒发了自己立志求学的远大抱负。校长李元圃阅卷后，大加赞赏，高兴地说：“我们学堂取了一个建国才”。在东山新式学堂，毛泽东开始接触新学。1912年，毛泽东来到长沙，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这个新的学习天地，第一次看到了一张世界大地图，惊奇与震撼之余，他知道了世界有多大、中国在哪里。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与蔡和森、何叔衡等志同道合，受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进步思想影响，他们把个人的读书志向与寻找国家出路结合起来。1917年，在《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说：“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为求“真志”，青年毛泽东处处磨炼自己，或去一师后山妙高峰，“静中求学”;或去长沙人声鼎沸的南门口，“闹中求静”。他与朋友们约定，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庭琐事，只谈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等大事。

　　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一批湖湘热血青年，建立新民学会，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方针。他们聚集在岳麓山上、橘子洲头，纵论天下大势，讨论社会人生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呼吁民众大联合。为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出国“猛看猛译”。经过比较分析，终于找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旗帜鲜明地写道：“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

（二）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第一次回顾了自己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历程：“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即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

　　早在读私塾时期，毛泽东就喜爱中国古典小说，但头脑中始终萦绕着一个问号：为什么书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读了马克思主义入门书后，困扰他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从此，他开始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革命武装斗争初期，毛泽东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少，他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写信：“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毛泽东回忆：“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长征路上，毛泽东生病躺在担架上，也没有一天中断马列著作的学习。延安时期，读书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对马列著作的重点篇目进行重点研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学马列，主张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张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下的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毛泽东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认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竞赛的号召，并组织力量大量翻译马列著作，为领导干部学习提供资料。七大期间，他提出全党要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5本马列著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增加《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等，列出了12本马恩列斯著作，亲自写上“干部必读”4个字。这12本著作，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读教材。1963年，毛泽东再次提高读经典著作的标准，提出高级干部要读30本马列著作。其中马克思著作8本，恩格斯著作3本，列宁著作11本，斯大林著作5本，还有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学马列，一生倡导全党学马列。

（三）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就阅读《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研究过中国历史上许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抗战初期，为了批驳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指导全国抗日战争，有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大量阅读中外军事名篇，多次给在西安工作的刘鼎、叶剑英写信，催促他们多给自己买些军事书籍，特别点名要一部《孙子兵法》。1938年3月，他亲自组织成立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吸收肖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人参加。研究会每周开会一次，每次从晚七、八点开始到深夜十一点多结束，交流学习体会。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延安一度掀起学习研究《战争论》的热潮。1938年，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辩证法理论。

　　“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再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零敲牛皮糖”，等等，人民军队一整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精妙绝伦之笔。

（四）

　　《毛泽东传》的作者R·特里尔评价毛泽东有一句经典名言：“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特里尔的评价，敏锐地抓住了毛泽东饱读史书、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特征。

　　《二十四史》是毛泽东的喜爱之书。他说，“学习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中南海毛泽东藏书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购置于1952年，这套近4000万字的史书，陪伴毛泽东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图书管理员回忆说：“《二十四史》，毛泽东读而不倦，学而不厌，全书全部文字至少读了一遍。”

　　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研究颇深。他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晚年，毛泽东与孟锦云谈论《资治通鉴》时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啊!我读了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毛泽东读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传统史书一般都是统治阶级立场，比如将农民起义一概污蔑为“匪”“贼”“逆”，而毛泽东不同，他站在群众史观的立场，提出“吾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把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传统史书一般都以封建正统观念立论，比如，将曹操描绘成“白脸奸臣”，而毛泽东不同，他从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角度，主张“为曹操翻案”。抗战时期，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高度重视，把它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解放战争中，为了实现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他总结楚汉相争的历史经验，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研读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思想，为后人树立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学习方法。

（五）

　　1935年9月，历经艰辛苦战的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到达哈达铺。部队休整之际，毛泽东派人到当地邮政所寻找报纸。7月29日天津《大公报》一则社论和《晋阳日报》一条“阎锡山部队正进攻陕北刘志丹部”的消息，吸引了毛泽东的视线。他了解到刘志丹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徐海东的红25军也在那里。于是，作出了红军到陕北与刘志丹队伍会师的重大决策。就这样，中国的历史有了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彩篇章。

　　延安时期流传一句毛泽东的名言：“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也喜好读报。

　　毛泽东的读报史可追溯到长沙。“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就是从这份报纸中，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同盟会以及他们的三民主义。此后，他对读报充满了兴趣。在新军当兵时，他每月只有7元军饷，扣除生活费，剩下的钱，他全部用来订报，“贪读不厌”。报纸，打开了毛泽东的视野，也推动他去思考报纸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他被同学们称为“时事通”。《新青年》杂志面世后，毛泽东很快成为了它的热心读者，每天都在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中国问题。领导武装斗争后，毛泽东对读报的需求如饥似渴，红军每打下一个城镇，他都要派人到邮局搜罗一捆报刊，犒劳自己的“精神世界”。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阅读的报刊数量更多、范围更宽，一天几万字的《参考资料》是他的每日必读。正是因为长期养成了读报的好习惯，毛泽东一生对世界风云洞若观火，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

（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踏上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警示全党要防范“本领恐慌”，他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严肃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关于读书的建议》，号召大家都来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提出“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他在1958年的武昌会议、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0年的上海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先后对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要求：带着问题学、联系中国实际学、研讨辩论式学、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学习小组带头学，等等。

　　为了学懂弄通自己不熟悉的经济工作，毛泽东组织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小组。在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期间，他多次组织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在杭州、上海、广州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泽东规定：学习小组成员每天下午一起读书，由胡绳和田家英轮流诵念，边读边议，邓力群负责记录。除元旦放假一天、星期日偶尔休息外，连12月26日他66岁生日那天也没中断读书活动。“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邓力群的这段回忆，生动再现了当年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学习新本领、探索经济建设规律的读书侧影。后来，学习小组把毛泽东在学习讨论中发表的谈话要点，整理成《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其中，毛泽东提出的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重要观点，都是我们党早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成果，为我们党继续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七）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决策。学技术、学科学，成为全党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毛泽东一面要求全党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一面开始了自己新的读书计划。他在中南海对旧友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买来许多书来读，还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外面。过去曾在中南海瀛台搞过一些展览，例如机械方面的等等，他都亲自去看。他不只是参观，还找有关的书来学习。他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

　　毛泽东学习自然科学，有着别人不具备的优势，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深厚，人文地理知识也很渊博，对自然科学的一些发明发现有自己的见解。他与谈家桢探讨遗传学问题，向李四光请教山字形构造原理，与杨振宁谈论高能物理，和李政道交流“对称”的政治含义，每次都留下难忘时刻。毛泽东从科学家那里丰富自然科学知识，科学家们则从毛泽东那里领略哲学的魅力。20世纪50年代，科学界普遍认为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是不可再分的最小物质单位。毛泽东根据哲学原理，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他赞赏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并说：“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现在，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已经在物理学界得到公认。1977年，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召开，诺贝尔奖获得者格拉肖认为毛泽东的预见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意义很大，他提议把比夸克和轻子等基本粒子更深层次的物质，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辞世的毛主席。这成为自然科学史上一段广泛传颂的佳话。

（八）

　　青年毛泽东对学习外语的重要性是有认识的。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红军创立时期，毛泽东有时会抽出一些时间学习英语。据曾志回忆：1929年毛泽东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并治疗疟疾，居住在一个小楼里，他“一边继续养病，一边学习和工作。不知他从哪里找到两本当时中学生学习用的《模范英文读本》，每天两次端端正正坐在窗前桌子旁边念这本书，并一课一课地默写，津津有味……我想，他学得那样起劲，是深知干革命需要懂得外文吧”。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林克担任他的英语教师兼外事秘书。毛泽东学习英语有他自己的一套速成办法。他把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著作上。因为这些著作和文章的内容，他极其熟悉，可以通过中英文对照方式，掌握英文句型和单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时的《人民中国》《北京周报》和新华社英文时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外文原版，他自己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等等，都是他学习英语的重点教材。特别是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他从首页到尾页，都有阅读标注。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的床上，至今还摆放着一本1953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矛盾论》，上面留有他的手迹：“1956年，10月初读”，“1959年，10，31重读”，“1961.9-”字样。

　　毛泽东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强调：中国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要与外国交往。1972年7月24日，他对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说：“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九）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倡导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1913年，20岁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有：“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流露出壮游天下的想法。1917年夏，毛泽东看到《民报》刊登的两个学生徒步旅行全国、一直走到打箭炉(今四川西定)的报道。受其鼓舞，偕同窗好友萧子升游历湖南。“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通过这次游学，毛泽东深入了解了民间疾苦，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书斋中学不到的知识。

　　投身革命事业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1927年，他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后，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瑞金时期，他在寻乌进行社会调查，写下了《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学员毕业典礼上，毛泽东强调：“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在他看来，刘邦为什么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是从学校的书本里学的，而是在学校外面的大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学问，也不是从学校的书本里学到的，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

　　1964年，毛泽东年逾古稀，但仍然豪情满怀，曾计划策马奔腾，沿黄河而上，直抵源头，对黄河两岸进行系统的自然考察和社会调查，甚至随行智囊团应包括地质学家、历史学家等细节都在他的准备之中。青年时代壮游天下的读书激情，始终在领袖心中激荡，豪情万丈的浪漫主义光芒，伴随一代伟人终老!

（十）

　　中南海菊香书屋，是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据统计，毛泽东的私人藏书近10万册，可谓汗牛充栋，墨香飘逸。置身菊香书屋，犹如书海遨游，从马恩列斯全集、鲁迅全集，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从世界名著译丛，到《辞海》《辞源》和中国地图、世界地图;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古今中外，哲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学、地理学等，门类齐全，无所不有。

　　毛泽东“嗜书如命，书以伴行，书以伴眠，甚至书以伴厕”。凡是他活动的地方，无处不放书，无处不读书，无事不问书。毛泽东的床很特别，超出普通床一倍多，出奇的宽大;造型也很奇特，里低、外高，高的一侧睡人，低的一侧放书，板床的三分之二被摞得二尺高的书籍占据，睡觉基本上是躺在书堆里。有的书摊开，有的书堆放，看似凌乱，但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全都清清楚楚，井然有序。所以，工作人员整理床铺时，一定要按照毛泽东自己码放的样子，将这些书籍一一恢复原貌，方便他寻找。

　　北京图书馆旧馆与中南海大院北门隔街相望，毛泽东经常到图书馆借书。1958年，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工作人员为了借书方便，也给他办了一个。北京图书馆的同志把毛泽东的借书证编为一号。这张北图一号借书证，毛泽东一直使用到去世。据不完全统计，仅1974年，毛泽东从图书馆借阅过的书刊就有近600种，共计1100余册。外出巡视，毛泽东也经常到当地图书馆借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庐山等地的图书馆，都留下过他的借书记录。

　　毛泽东曾经说，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他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读书。理发时间，他也读书，还幽默地对理发师说：“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咱们互不干扰。”

　　晚年毛泽东，视力减退，但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天天看书。平装小字本的看不见了，就看新印的大字线装本的。身体虚弱，就让工作人员给他念书。毛泽东要工作人员找的最后一部书，是他长期珍藏爱读的宋人笔记《容斋随笔》，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天读书，时间是1976年9月8日。根据护理记录，毛泽东当天看书、看文件共11次，时间累计2小时50分钟。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他用一生的读书实践，实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誓言，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一笔无限珍贵的读书遗产。

　　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7月26日、8月2日，作者：研究员 熊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