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 钱永刚

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走完了他人生之路，病逝于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两个月前，中央领导去家中探望时，钱学森还欣然表示：“我要活到100岁！”

这么多年过去了，钱学森的名字始终未被淡忘，他的经历与思考还常常被提起。但人们了解最多的是他当年留学、归国，以及研制“两弹一星”的往事。而他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淡出公众视野，除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他的晚年生活外界知之甚少。 

2019年，担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的钱永刚教授与《解放日报》首席记者高渊作了一番长谈，回顾了父亲钱学森的晚年生活与学术探索。钱学森与夫人蒋英育有一子一女，女儿钱永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移居美国，儿子钱永刚当年也曾留学美国5年，回国后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直到双亲去世。

在钱永刚眼中，父亲是位嗜书、喜静、乐观的老人，耄耋之年虽常年卧床，但他安之若素，从未抱怨过生活质量不高。同时，他的思考并未停止，晚年不仅发出了“钱学森之问”，还在诸多领域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新论述。“父亲的思考并不局限在航天领域，他的许多战略思考是跨时代、跨领域的。”在钱永刚看来，父亲钱学森退休前体现的是一位大科学家的风采，而退隐之后的思考，更多展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一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学森的最后22年是他98岁人生的重要拼图，值得关注。

钱永刚：从1987年起，父亲就不再去办公室了，但退下后思考从未停止，形成了他晚年学术思想的高峰。 

高渊：钱老真正退休是哪一年？

钱永刚：因为他是院士，当时院士是不退休的，所以并没有办过正式的退休手续。1982年，他卸任国防科委副主任，5年后又卸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从那时起，他就不再去办公室了。不过，那个办公室一直保留到他2009年去世。

高渊：1987 年以后，他还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吗？

钱永刚：他卸任之后，先后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协名誉主席等职务，但都是荣誉性的，活动他一般都请假。后来，包括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他都是特邀代表，但他都通过秘书向组织请假，他说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不能参加了。 

高渊：他那个时候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永刚：对，他是在1986年第六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当了两届多，一共12年，到1998年卸任。 

1986 年的时候，我父亲还能走动，组织上找他，要提名他为政协副主席的推荐人选，他一开始没答应。当时政协主席是邓颖超，她亲自找我父亲谈。他们有特殊的渊源，我父亲上小学的时候，邓颖超就在那个小学当老师，虽然没有教过他，但我父亲后来一直管邓颖超叫邓老师，有一份师生情。 

邓颖超问我父亲为什么不愿意当，他说想用有限的精力多做一些学术研究。邓颖超就说，提名还是要提名，当选后你有事可以请假。 

高渊：后来政协开会，钱老去得多吗？

钱永刚：刚开始那几年，全国政协的开闭幕式他都参加的。1988年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他还代表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作了工作报告。但后来，他慢慢要坐轮椅了，就让秘书代他请假，有文件也让工作人员去取，拿回来他会认真看，并附上自己的建议。 

高渊：钱老晚年在做些什么呢？

钱永刚：应该说，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后我父亲的思考从未停止。从1982年卸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到1996年的那14年，是我父亲晚年学术思想的高峰。1996年后，也就是他85岁以后一直到去世的13年，主要亮点就是2005年发出的“钱学森之问”。 

高渊：那14年，钱老做了哪些事？

钱永刚：从1982年到1990年，他研究的重点是系统科学、思维科学，还有人体科学、社会科学。 

系统工程的概念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初，1978年5月，我父亲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系统工程，他和另外两位同志合作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全文一万多字，没有一个数学公式，深入浅出地阐述系统工程，把系统工程的理论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等14种在不同领域可以实践的系统工程。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这是他近十年来的第一次发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系统工程的热潮。 

高渊：他一生研究航天，很多人说，“天上的事，去找钱学森”，为什么这时候转向研究系统工程？

钱永刚：这跟周总理有很大关系。周恩来生前曾建议我父亲把系统工程从航天领域推广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去。周总理去世后，我父亲一直惦记着总理的嘱托。他对那些年从事航天事业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梳理，提炼出系统工程理论。

论文发表后，他又花了很大的力气，做系统工程普及和宣传工作，让更多领域里的人都了解系统工程，运用系统工程。但他发现，其他行业所面对的系统远比航天领域复杂，如果简单地把航天领域提炼出来的系统工程理念，推广到其他领域，肯定是要碰钉子的。所以他说，他知道退下来以后干什么了。 

高渊：他卸任后，就着手对系统工程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充实？

钱永刚：他用了三年时间，先是归纳出系统科学体系，随后提出构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提出认识和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所应遵循的方法论，这就是他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到了 1990 年，他和其他两位同志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就是他那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 

高渊：在钱老看来，系统工程理论不仅可用在航天工程领域，还可推广到各行各业，甚至是国家顶层设计层面？

钱永刚：应该说，1990年那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我父亲把工程系统工程提升到了社会系统工程。紧接着，他向中央汇报，建议组建国家总体设计部，组织一批国内一流的专家，按照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从全局出发，讨论宏观的战略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站位高，不再由一两个部委提出方案，而是由一个国家级的咨询班子出主意，可以跳出职能部门视野的局限，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问题。这就像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世界上谁会相信中国能搞航天呢？但由老一代领导人果断决策，老一辈科学家与广大科技人员艰苦奋斗，最终实现了中央决策，这就把国防安全的主动权抓在了手里。 

高渊：当时钱老有没有用总体设计部的思维方式，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过改革方案？

钱永刚：他曾指导中国航天 710 所做过一个试验。就是运用总体设计加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国家粮油补贴方案做数据模拟。 

那时候，中央希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途径就是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但这会使城市粮价产生波动，进而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以，怎样既让农民增收，又让城里人减少损失，就需要在城乡之间找出一个最佳平衡点。 

710所的方案做得很漂亮，实际误差在3个百分点之内。当时有领导说，如果我们国家的政策都用这套办法来验证，就能大大降低拍脑袋决策带来的风险。后来，我父亲将 710 所运用的这套办法，总结归纳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其实，这就是认识和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方法论。 

高渊：是否可以说，钱老刚退下来的那几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把工程系统工程发展为社会系统工程？

钱永刚：对，他是接地气的，这就是他当时的目标，由此也引出了他在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两大学术亮点，现在越来越被学术界所认可。用他的话来说，今天的科学已经不再是自然科学那一点东西，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他希望大家能用这样一个体系，去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而不仅仅只运用几门学科的知识。 

到了1991年10月份，我父亲80岁的时候，中央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这个称号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只授予了我父亲一个人。 

高渊：对于钱老的晚年，人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发出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发出此问经过了怎样的深思熟虑？

钱永刚：往小了说，他思考了好几天。 

那是2005年8月下旬，我们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过几天要来看望我父亲。那年他 94 岁，当时住在解放军总医院。他问我：“是谁来呀？”我说：“电话里没说，我也不好问。”过两天我再去医院看他，他问我：“到时候我说什么呢？”其实，这只是他的习惯，实际上心里早有谱了，我就没吭声，知道他一会儿自己会说。 

果然他就自问自答了。他说：“要不我到时候讲讲加州理工学院吧。”这是我父亲读研究生的母校，对他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他对母校印象很好。他接着说：“行了，我知道说什么了，我就说说教育吧。” 

第二天，温家宝总理一来，我父亲就把他对教育的思考都说了：“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高渊：当时温总理听了之后，有什么反应？

钱永刚：那天温总理从我父亲病房出来，他就说，钱老的讲话一听就是有备而来，不用花功夫整理，稍微顺一顺，这个发言就是一篇好文章。 

高渊：刚才你说，往小了说准备了好几天。如果往大了说，钱老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多久？教育问题是他晚年重点思考的领域吗？

钱永刚：这个问题是他2005年发问的，其实可以追溯到1994年，那年他首次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 

在我父亲看来，我们的教育太传统，只是教授人们简单系统里的科学与技术知识，以及如何学会用还原论的方法来认识和解决简单系统的问题。但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简单系统，还有简单的巨系统，更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而系统科学发展的成果，使我们有可能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集人类知识和经验之大成，实现古人所说的“集大成，得智慧”的梦想。智慧比知识更高一个层次，如果我们在 21 世纪真的能把人的智慧尽可能地激发出来，我们就能培养出真正一流的人才。现在回头看，“大成智慧教育”是他晚年做的第二件事。

高渊：“大成智慧教育”的核心是融会贯通的通才教育吗？

钱永刚：很多人只知道我父亲是“两弹一星”元勋，其实他还是一个难得的、在各方面融会贯通的通才，他的学识是非常系统的。 

“大成智慧教育”理念的核心之一，就是新的通才教育观。他对通才的认识运用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通”是在“专”的基础上通，“专”是在广博的基础上再专。学生的跨学科跨度越大，创造性才会越大。他提出，不仅理工科要结合, 而且要理工文结合，甚至科学还要与艺术结合。因为科学培养的是逻辑思维，艺术培养的是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要相辅相成。 

“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另一核心，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客观世界的知识太多，新知识层出不穷，我父亲晚年将现代世界上的知识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军事科学等 11 大部类，纵向分为基础科学、应用技术、技术科学等。如此一来，再多的课程也能容纳在这个横纵的体系中。 

高渊：如何具体操作，钱老当时有设想吗？

钱永刚：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成才周期太长。他以他自己读书和后来教学、科研几十年的经验，认为这个过程可以大大缩短。他提出，从4岁到12岁用8年时间完成小学和初中学业，从12岁到17岁 5年读完高中和大学本科，然后 18 岁做一年论文，取得硕士学位即可工作了。如果要念博士，可以再学三四年，20 岁出头毕业。这就是他理想中的“大成智慧教育”学制。 

高渊：这样的学制会不会只适合于智商比较高的学生，这些年在国内有没有“大成智慧教育”的试点？

钱永刚：现在全国有46个大学、中学、小学分别设立了“钱学森班”，遍布19个省市自治区。学校根据自身具体情况，结合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理念，提出各自“钱学森班”的建设方案，并付诸实施。 

我父亲曾经说过：“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出发，进而开创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在 21 世纪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 

作者简介：高渊，《解放日报》首席记者，高级编辑；钱永刚，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

本文原载于2021年7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党的科技功臣——钱学森》第288-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