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吉环

04 钱学森的创新

钱学森特别强调创新，他说：“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他强调的创新，就是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不断探索求新。从大学，到美国留学，再到归国后所有工作无不闪耀着他那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成果。

由于钱学森立志航空报国，在赴美留学前，他已发表《美国大飞船失事及美国建筑飞船的原因》《飞行的印刷所》《最近飞机炮之发展》《气船与飞机之比较及气船将来发展之途径》《火箭》等五篇航空、火箭方面的论文。其中，1935年7月，他在《浙江青年》杂志第1卷第9期发表《火箭》一文尤为让人赞叹。在文章中他不仅分析了火箭上升的原理、火箭燃料、结构设计、技术性能与安全标准等因素，还提出了三级火箭、火箭飞机、星际航行等在当时尚属科幻方面的前瞻性科学设想，他这些思考为他日后从事火箭导弹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体现了钱学森对未来科技发展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和敢于开拓未知领域的巨大勇气与创新精神。

钱学森28岁就与导师建立了“卡门-钱近似”公式，在空气动力学和固体力学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为20世纪30、40年代世界飞机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其在材料方面从老式的螺旋桨飞机发展到现代喷气式超音速飞机所遇到的“音障”和“热障”问题，即全金属薄壳飞机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是美国火箭导弹研究的早期参与者；美国航天飞机的先驱；登月理论研究的先行者。钱学森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后来又开创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门新兴学科。从40年代开始，至60年代初期，他在火箭与航天领域又提出了若干重要设想，如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飞机跑道距离大大缩短；他还提出了一种新型导弹弹道的设想，即"助推-滑翔"弹道，像打水漂一样。这种设计使导弹既有弹道导弹的突防性能力，又有飞航式导弹的灵活性，这种设计理念也被人们尊称为“钱学森弹道”。2019年国庆阅兵就展示了一款运用“钱学森弹道”原理的导弹--“东风-17”。1948年，他发表了世界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论文《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震惊了全世界。1949年，钱学森提出火箭旅客飞机的设想。早在1948年，他就开始研究人类登月，并预测：人类飞往月球的目标不出30年即可实现，且地球飞往月球只需1星期。实际上20年后，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三名宇航员就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登月。

钱学森是新中国力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任所长。他以“工程科学”思想为办所方针，领导力学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和力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由于他的远见卓识，使我国力学在许多重要的领域都开辟了新的方向。

在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作为技术负责人，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新思维的理论，特别是现代工程科学技术理念、系统工程管理理论、总体设计部思想等，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即航天系统工程。原航天710所副所长于景元研究员总结说：“这实际上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把科学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综合集成创新，从而走出了一条发展我国航天事业的自主创新道路。”这条道路为今天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促进我国航天在较短时间内，用较少的投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1956年作为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综合组负责人，在确定的六项紧急措施，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学和自动化技术过程中，钱学森结合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从技术本身的特点及发展前景，深入浅出，指出了其技术的重要性和发展方向及途径。他甚至指出计算机的发展可以代替人脑部分功能下棋的畅想等等。充分体现出钱学森丰富的知识、创新的思想和战略思维能力。

钱学森的创新与他的学习培养经历有关。他曾说“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钱学森谈到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时还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钱学森后来说：“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钱学森特别强调：“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05 钱学森的担当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敢于担当的科学家，这是他作为科学大师的卓越体现。他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时，他义不容辞的站出来，为国分忧。1955年11月，在归国后第一个月的东北参观过程中，面对工业基础十分落后，科研力量十分薄弱、人才极为匮乏的现状，在第一台汽车还没有造出来的情况下，他毅然而然的告诉问他中国是否可以搞导弹的陈赓大将：“我们怎么不能够搞呢，我们中国人又不比他们矮一截，他们能搞难道我们就不能搞吗！”他这句话，及时开启了中国导弹、航天的伟大历史征程。1960年，当“东风一号”导弹研制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研制工作陷入困境。在撤走的第二天，聂帅急切地问钱学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他坚定地说：“能，当然能。”聂帅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赫鲁晓夫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党中央就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导弹航天事业得以继续发展下去。

在导弹、航天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点上，在每一次重大发射试验时，我们都能看到钱学森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胆识和气魄。最危险的时刻，钱学森在哪里，哪里就人心稳定。1966年10月26日，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帅组织实施我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这是史无前例的在自己国土上进行的导弹热核试验。在导弹和原子弹对接时，钱学森和聂帅就在发射架下，看着操作手田现坤对接完成才离去，他这样做，就是要给操作手信心，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两弹结合”顺利试验成功。

在十二年科学规划制定过程中，是重点发展导弹还是飞机这一事关国防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上，钱学森又一次表现出敢于担当的勇气，他以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从技术和战略的角度认为中国应该重点发展导弹。事实证明，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即使1982年退出国防科技一线，钱学森也没有颐享天年，而是迅速转变科研方向，转向一个更加广阔，但充满荆棘和风险的新领域—社会科学。他没有考虑新领域的研究是否能够带来如“两弹一星”的“功名”，或是在未来崎岖的研究道路上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他只考虑国家民族的未来，执着的按着自己认准的方向勇往直前。他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以指导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诸如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人体科学、总体设计部、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共产主义及世界社会形态等等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取得了丰硕成果，充分体现了一个大科学家的担当精神，体现了他高度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种担当和负责任精神对我们今天国家的发展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这就是钱学森长期科研工作中所体现出的科学精神，其蕴含的科学品德是那么高尚，正是这高尚的品德和坚定的理想信念，铸就了他辉煌的人生，成就了民族伟业。他做事如此，正如他做人。他那探知科学未来、追求科学真理、铸就科学精神的不懈努力，他那孜孜不倦、奉献一生、把科学报国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他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他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一盏指引我们健康成长的明灯，照耀在我们人生的大道上。

作者系军委科技委原大校、钱学森生前秘书，本文原载于2021年7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党的科技功臣》第199页-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