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 钱永刚

高渊：1999年9月18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仪式，为“两弹一星”科技功臣授勋。钱老为何没有出席大会，而是在家里接受勋章？

钱永刚：因为他当时已经卧床三年了。在1996年，也就是他85岁的时候，他去医院体检，医生明确跟他说：“钱老您得卧床，骨质疏松了。” 

高渊：他卧床后还活动吗？

钱永刚：一开始，他上午和下午会起床在屋子里走走，大约半小时。后来这点路也走不动了，坐在轮椅上推着走走，让他别老躺在床上，体态有个变化。

以前，他喜欢跟我母亲到楼下航天大院里散散步。但自从卧床后就不下楼了，他可能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老态。 

高渊：钱老年轻时身体好吗？

钱永刚：他以前身体很好，中年时期几乎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取消了中午休息，下午一点就要上班。他那段时间很不适应，因为很多年来有个习惯，就是中午眯一会儿。而且，他不习惯在机关吃饭，中午回来吃完饭，就要坐上车往办公室赶。那时候，他身体状况明显变差，很容易感冒。 

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人体科学。他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更是花了很多精力研究医学。他认为，人体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也要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来研究，要重建人体科学这个科学大类。 

我父亲甚至认为，医学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中医现代化。他觉得，西医还是把人体当作一个简单的系统，考虑问题太简单，人体哪有这么简单。

高渊：他有没有为自己对症下药？

钱永刚：这方面他是中西医并行的。中医方面，他跟我母亲学习做气功，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 

西医方面，他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学院鲍林教授曾来看望他。鲍林是位化学家，拿过两次诺贝尔奖，他有个理论是老年人服用超大剂量维生素有利健康。我父亲信他，便开始服用。当时保障他健康的医生都持谨慎态度，认为剂量太大。我父亲说：“我的健康我自己保障，不向解放军总医院领维生素，我自己买。”

高渊：超大剂量维生素的剂量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钱永刚：比如维生素c，他吃的是正常剂量的100倍。传统医学理论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人体吸收不了那么多，吃下去又排泄出来了，等于没用，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但我父亲认为，在化学中，有一种东西虽然参与化学反应过程，但自身不损失一厘一毫，这就是催化剂，维生素就是起催化剂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到我父亲去世，他一直服用超大剂量的维生素C、维生素E和复合维生素B。国内药厂生产不了这么大剂量的维生素，正好我妹妹钱永真生活在美国，就让她定期买了寄回来。 

高渊：你观察下来，这么大剂量服用维生素，对钱老身体到底好不好？

钱永刚：应该这么说，他98岁去世，到最后脑子没糊涂。他90多岁的时候，有时候我跟他聊天，他就会问哪个老朋友还在吗？我说：“走了。”他说：“你看他们不听我劝啊。”后来，医院也不拦着了，说：“钱老您就吃吧。”我们从美国买的维生素，组织上还让我们报销，父亲说：“算了算了，就让永真掏钱吧。” 

高渊：钱老晚年性格怎样，喜静还是好热闹？

钱永刚：他这一辈子从来不喜欢高朋满座，这一点和他导师冯·卡门完全不一样。冯·卡门不仅科研做得好，还特别喜欢社交，他每到周末一定要开家庭派对，他的日本厨师每周五就把菜买好了，跟他交往的都是政府高官、军队将领、企业家、好莱坞明星等等。 

而我父亲20世纪50年代回国后，朋友圈就非常小，到了晚年，甚至和早先的朋友也很少来往了。但他有个学术小班底，有中科院自动化所的，有总装备部的，还有他的堂妹钱学敏教授，再加上他的秘书，连他一共7个人。他们不定期聚会，我父亲想起来了，就写信请他们来讨论问题。因为我父亲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打电话听不清楚，所以他宁可写信。他们管这叫“小讨论班”，我父亲晚年的思考，不少都是跟他们一起讨论过的。 

高渊：钱老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钱永刚：他一辈子喜欢安静，最爱的是读书。有一次家里装修，我怕把书弄脏，就全部封起来了。他没说什么，但一天下来都很不高兴。我说：“谁又惹您啦？”他说：“你知道，我一天不看书有多难受。”我赶紧认错，从一个书橱里抱出一摞书，给他慢慢翻。 

他看书的面很广，可以说什么书都看，而且看书效率很高。他有个在国外养成的习惯，看书不是从头看到尾，而是认认真真看完序言和第一章，然后翻翻中间部分，再看最后的结论，这本书的内容他就知道了。但你说他看得快吧，哪里有错别字他都能指出来。 

他喜欢思考问题，话也不多。但到了晚年，他性格有点变化，也知道闷了，需要有人陪伴。有一次吃晚饭，他问我妈：“怎么永刚不露面，又出去了？”我妈说：“永刚有饭局，请假了。”我父亲说：“你跟他说，不能老不回来吃饭，以后定个规矩，不能连续两天在外面吃饭。” 

高渊：钱老对你们兄妹俩从小要求严格吗？

钱永刚：谈不上严格，基本上属于不太管。一是他退休前太忙，没时间管；二是他大概认为用不着管，孩子们挺自觉的，念书也不错，管那么多干什么。我念书的时候，是5分多、4分少，3分是绝对没有的，在他眼里，这就行了。 

有一次，新学年开学前，我的成绩册需要家长签字退给学校。一般这种事都找我妈，那次正好我爸在家，我妈说给你爸签，估计是想让我爸了解一下我的学习情况。我爸一翻，说：“怎么数学只得了 4 分？”我赶紧自我批评：“最后一道题粗心了。”我爸说了句下回注意，就没再说啥。我知道，在我爸心目中，语文考4分可以，但其他课是一定要考5分的。 

高渊：你母亲蒋英是著名的声乐教授，她跟钱老是一种怎样的相处模式？

钱永刚：我母亲基本上是夫唱妇随，更多是陪着我父亲。有时候，父亲看书看累了，她陪他聊聊天，也会说说文艺界的情况，父亲还会给些建议。 

母亲是70岁从中央音乐学院退休的，但还会在家里给学生上课。有的学生唱得好，她会说：“去给伯伯唱一首。”这主要是想转移我父亲的注意力，让他放松一下。

高渊：听说他们在航天大院住了快半个世纪，一直没有搬过家？

钱永刚：我父母是1955年回国的，开始在北京饭店住了几个月。到了1956年初，搬到了中关村，一直住到1960年10月，从中关村搬到现在的航天大院。从那以后就没有动过，直到我父亲去世，一共住了49年，占他整个人生的一半。

20世纪90年代，组织上曾打算给他盖个带院子的小楼，这样他不出门就能在院子里晒晒太阳。但我父亲坚决不肯，他说：“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再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去，我于心不安，身体能好吗？” 

高渊：老房子大概多大面积？

钱永刚：300来平方米吧。原来楼里头还住着另外两户，后来搬走了，就给其他工作人员住，包括炊事员、司机等。我父亲卧床以后，还要给护理人员住。 

高渊：钱老故去没几年，你母亲也走了。 

钱永刚：两年多一点吧。我父亲是2009年10月份去世的，到了2011年12月是他百年诞辰。我母亲一直等着这一天，她在家里祭奠了我父亲，到了第二年春天就走了。 

高渊：还有件事这些年大家议论得比较多。1958 年 6 月 16 日，钱老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明确提出：稻麦亩产量可以达到2000斤的20多倍。后来社会上都说，钱学森提出粮食亩产可达4万斤。对此，钱老晚年是怎么看的？

钱永刚：我父亲在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发表《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一文，提出粮食亩产可达4万斤的观点。当时，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淮河流域亩产500斤， 

长江以南亩产800斤。那时候，我父亲回国没几年，但他一直很关注农业现代化。我父亲曾问：“如果更好地利用太阳能，是否可以突破‘4、5、8’？”他在那篇文章中还说，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亩产万斤粮是可以实现的。 

这篇文章被一个记者看到，就摘录“加工”成一篇豆腐块文章，发在了《中国青年报》上。当时是大跃进时期，这话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说大科学家钱学森说亩产万斤没问题，传着传着味道就变了。 

高渊：钱老没有亲笔写那篇短文？

钱永刚：首先，我父亲有个习惯，但凡报纸、杂志刊登他写的文章，他都会做记录，而这篇没有记录(其次，他写的都是大文章，怎么可能写一小段文字来论述这么大的问题，这不符合他作为一位科学家治学的严谨风格。 

高渊：钱老晚年的时候，有人在他面前提过这事吗？他怎样回应？

钱永刚：当然有人提，但他基本不吭声。只有一次，有位海外学者给他写了封信，问他这件事的真伪。我父亲回信说：“先生是听了不实之词而轻信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亩产一万斤，才5 吨，远远小于理想数……”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亩产万斤粮的坚信。 

到他90多岁的时候，他的秘书有一次问他：“现在又有很多人提当年这件事，是不是写篇反驳文章？您不写的话，我来写。”我父亲说：“我不写，你也不准写。”秘书又说：“那等您百年之后我再写？”我父亲说：“我走了以后你们也不能写，不然别人都会认为这是我走之前交代你们写的。” 

高渊：从你的角度来分析，钱老为何不让公开撰文反驳？

钱永刚：我是这样理解我父亲的心思：虽然他当年的讲话被曲解，但冤枉就冤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用再来为这事翻案。同时，他坚持他的观点，就是以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看，粮食亩产万斤是可以实现的。 

高渊：钱老人生最后那几年，基本上是住家里还是医院？

钱永刚：以家里为主。他晚年确实身体不那么好，很容易感冒。但我们也摸到了一些规律，他一感冒就会发低烧，我们马上送医院，一般挂个水就可以回家了。

高渊：他是2009年10月31日去世的。去世前几个月，身体状况有明显变化吗？

钱永刚：那年他98岁，身体状况都还正常。有一次我们逗他说：“老爷子加把劲，咱们当个航天百岁老人，这也光荣啊。”他笑眯眯地说：“说不定我还真成。”

他不觉得自己老了，也没觉得躺在床上生活质量低，他喜欢看书看报，后来还爱看电视。他以前是不看电视的，但有一次跟我提出来，在他卧室安个电视机，还问我买个电视机多少钱。我说：“别算钱，我孝敬您吧。”他听了哈哈一笑。

但他耳朵不好，就让我把音量调到最低，反正也听不清楚。他是真正的“看电视”，视力好。他爱看新闻和体育节目，偶尔看会儿电视剧，就会说不看了，尽瞎编。

高渊：那时候，有没有反映他传奇人生的电视剧？

钱永刚：他生前不许拍。有几次秘书说有关方面想拍他的人物传记片，他说：“你们咒我死你们就拍，这都是死了以后再拍的，你们着什么急？”所以，我们看到的拍他人生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他去世以后拍的。 

高渊：钱老卧床多年，每天生活一般怎么安排？

钱永刚：他的生活很规律，早上6点到7点做一个小时气功，然后吃早饭，吃完再睡一觉，到10点坐起来看报，然后坐着轮椅在家里转转。午饭后再睡一觉，起来继续看报，坐轮椅转几圈，躺下再做一小时气功。一般6点吃晚饭，晚上听广播或者看电视，9 点就睡了。 

高渊：他睡眠很好？

钱永刚：对，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晚上0点睡了，至少要睡到早上5点多。 

高渊：去世前几天发生了什么？

钱永刚：10月28日和29日，他出现了呕吐，伴有感冒。根据以前的经验，我们肯定立即就送解放军总医院了。但那次特别不巧，医院高干病区出现甲流，院方说他们要先派呼吸科医生上门，确诊钱老是不是甲流。医生来了，一看说不是，然后再送医院。 

更不巧的是，平时他住的二楼病区那天满员了，只能住在一楼。但一楼的医生对他的身体情况不了解，需要重新做检查。一开始情况还稳定，但后来急转直下，马上就发病危通知了，但没能抢救过来。 

高渊：作为钱老唯一的儿子，而且晚年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在你心目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钱永刚：1986年到1991年那五年我在美国，回来以后，我就一直陪着父母。我父亲把毕生智慧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国家，国家也给了父亲崇高的荣誉。应该说，没有以我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就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现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是一个以祖国为重、以家庭为轻，以科学为重、名利为轻，以集体为重、个人为轻的人。 

他的思考并不局限在航天领域，他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思想家，他的许多战略思考是跨时代、跨领域的。总后勤部原政委张文台上将曾这样评价我父亲：“思想的先驱、科技的泰斗、育人的导师、做人的楷模。”我觉得，这是在21世纪对钱学森的一个新的概括。 

作者简介：高渊，《解放日报》首席记者，高级编辑；钱永刚，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

本文原载于2021年7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党的科技功臣——钱学森》第288-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