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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甲才|蔡锷反袁世凯当皇帝的深远意义 ——追思打响反袁称帝第一枪的蔡锷诞辰140周年

  今天由已知的昨天而来,昨天自然从前天而生,以此类推,中华民族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人文历史,有无数先辈不屈不挠地追求社会发展进步相联系,由此追溯感怀万千,遐想联翩。蔡锷反袁世凯毁坏共和复辟帝制当皇帝,不求自己得逞有稀罕的革命意义。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军事家,被称为军神。青年时期置身于中华民族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脉搏跳动中,追求摆脱頽落深渊时代的奋斗群里思谋变革。曾经响彻全国的电影歌曲《知音》,唱颂蔡锷“将军拔剑南天起”(注1)。历尽艰辛曲折正义凛然,和唐继尧、李烈钧起兵,打响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当皇帝的第一枪,将战乱灾难烽烟四起的华夏大地,又拉回到没有皇帝的共和社会时代,居功至伟。

  中华民族那些先进的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们,从上层到基层,为社会发展进步做出不朽的和平凡的贡献,给予人民群众的恩惠、好处,能怀念、感恩者少,安然享得甚至忘记者多,助长了不思不想的低劣习惯蔓延泛滥到不以为然。这就是在几千年毫无民主氛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剥削之下,很少有民众能保持最低标准的生存状况,又在国学、传统文化含孔孟之道潜移默化、心口相传中,形成皇朝官方不爱民,民不爱国的恶性循环,将华夏民族熏陶磨搓成一盘散沙,导致出现汉奸成群、卖国贼结队的最大最不被认识反省的内因。从高大处讲享受社会发展进步成果不思得来的辛酸苦涩,从小处说有“怀中抱儿孙方知父母恩”。有多少人能想起打倒满清才有自由理发,不缠小脚的渊源,又有多少人怀念毛主席把中国领入超凡入圣地的社会主义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

  

  中国在封建专制社会陈腐轨道上延宕的期限特长,远远超过了应该的过渡周期,但要消除还是很困难的。企图复辟却是处于政治中心位置掌大权者信手拈来的事。这在那时的一些英雄豪杰当中是不能容忍的,蔡锷先辈则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34岁起兵反抗袁世凯1916年元旦称帝正是青年时期,可见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豪情,应和了英雄辈出的时代需求。

  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只有宋江那类人所干,深知解决根本问题者与其不同。蔡锷将军立志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王朝当皇帝,见证了他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观念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升华到非常稀缺的政治思想上的制高点。孙中山先生1894年6月偕《上李鸿章书》给清政府李中堂未能如愿,才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称“民族、民权、民生”即三民主义,誓死推翻满清王朝。

  蔡锷将军青年时期深受梁启超谭嗣同维新思想的熏染影响,却未陷入保皇派的泥潭。曾经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权“流弊无穷”,主张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又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的功罪论》等激烈文章,借古喻今、针砭时弊。揭露历代独夫民贼以及训诂、帖扩(注2的剥民,造成今日“无面不祸,无地不祸,无日不锅,其剥愈甚,其受祸更不可拯”;认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罪过,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

  他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决心改学军事,立志“流血救民”,力主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改革,曾在《新民丛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论述中国“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音he河:展翅高飞)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又说:“人有灵魂,国有国魂‘苟丧厥魂,即陷灭亡’。”“故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对于国魂他“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然而吾脑汁中,有一个国魂在”。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救国之策,同满清八旗纨绔子弟不同。那时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声音微小,不可能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冲破传统文化,分析认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局限在“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类表达中。

  1900年(光绪26年)18岁参加唐才常(注3)自立会,自立军起义失败幸免于难,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3年蔡锷与黄兴(注4)组建“拒俄义勇队”。同年十月自士官学校毕业,名列前茅,为人瞩目,有“中国三杰”之称。1904年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训练新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蔡锷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使云南脱离清廷管辖。随后建立军政府,任云南总督,进行了祛除苛政猛于虎的一系列改革,颇见成效、深得民心。

  1913年(民国二年)被袁世凯总统调至北京,任虚职。1915年(民国四年)设计潜出北京,1916年元旦袁世凯宣布改元“洪宪”正式称帝。蔡锷和唐继尧、李烈钧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起兵讨袁,抱病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在川南与北洋军阀鏖战。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的反袁浪潮中,袁83天后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死亡时57岁。袁死后蔡任四川总督兼民政长,因病去日本就医无效逝世,年仅34岁。

  

  蔡锷短暂的一生,处于清末民初时期,勇于站在历史潮流的源头“反清、反袁、拥孙”,是可歌可泣的弄潮儿。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发起护国战争,被当时和后世视为再造共和的伟人。

  几千年积累沉淀的国学和传统文化,真善美和假丑恶、革命和反革命、前进和倒退、革新和复辟、先进和落后,统一和分裂酿成了巨大的堆积。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的认真的剔除糟粕取其精华、去伪存真、推陈出新性质的文化革命。因而,任何行为都可以从历史遗产的积存中找到理论和事实依据。

  社会制度范畴的政治方向和思想观念,与官权名利必不可免地结合在一起,在特殊时刻决定着对社会制度的选择认可,具有分水岭性质的起主导作用的试金石。蔡锷同辛亥革命时期的蒋介石、于右任、阎锡山和国民党元老(注5),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注6),党内延安时期的五老等(注7),都是同一时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知名人物。但在社会制度的取向上泾渭分明,处于不能和平共处的水火不容中,蔡将军和“延安”就显得独占鳌头。

  人类社会的演绎变化,虽然说已经发展到文明时代,同自然科学的研探进展相比,还是社会制度科学相对的落在了后边,而社科却是指导统帅社会全局方向的。美欧自诩全球最发达之国,却死活不研究社会多元化事业的发展动向,还是马恩列斯毛独挑社会发展方向的特大重任。常见人文方面的各类学说阐释,全人类几千年的几大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文明的根基未断相传到了现代,且常常引以为自豪。

  全世界的社科理论家大体上均认可了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和社会主义这几个阶段。而要再细化到莫说久远的原始、奴隶社会,就还仍然存在的完全不完全的封建、资本、社会主义这三种社会,至今未有能提供一个可使人们充分讨论的延续进展的年限数量,达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自然的进展到新的社会制度之中。袁、蒋同共和就渐行渐远;中外多少名人把“社、公”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耗巨资搞自然科学和军事武器研究,也应在社科上提出新的题材研探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发展的现实性。马列毛主义搞社会主义不认可,也未见能以理服人的什么主张?既然把共产(社会)主义社会用难听的语言诽谤诅咒,总不能认为帝国(资本)主义能永恒几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不变吗?也就是说还能结在世上?倒是程恩富等四人按苏联模式计算了社会主义运行到现在的全面发展的数字化结果,和美国进行量化比较很好!但苏联东欧却是逆向淘汰。(程恩富、刘长明、李拙儒、潘越:《苏联与美国综合国力比较:“两个如果”的历史假设分析——兼论苏联被摧毁的国内外主因》昆仑策网,2023、2、8)

  我们从被认定成“极左、浩劫”的战无不胜的领袖时代,转型到中特社时代,有了核武器后还是如没有一样。袁世凯复辟称帝幸有蔡锷等先辈拔剑而起造反,如若他明哲保身,信守中庸之道,那“洪宪”袁皇帝能维持多长时间?社会制度的延续不是务农耕耘春种秋收完结,而是不打不倒,想来后怕。袁1915年有过臭名昭著的21条, 16年后的1931年日寇侵华,老蒋就是那样的抗日。现在出事了怎么办?

  

  人的正确思想和行动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影响而来。蔡锷将军生于湖南这个多种政治力量风起云涌、相激相荡地激流漩涡之中,面对世界瓜分、山河破碎的祖国,青少年时期就对孔学和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极其反感、厌恶排斥。清王朝骄奢淫逸、腐朽腐败、卖国,辛亥革命刚推翻,袁世凯就急不可待复辟帝制当皇帝,他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起兵讨伐就成为义不容辞的情理中事。

  1840年世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巅峰阶段,已踏入帝国主义门槛,英吉利成为日不落的大帝国。凭借1644年克伦威尔搞资本主义近200年的工商业突飞猛进,发动鸦片战争扩大资本输出,用坚船利炮打开闭关锁国的满清政府大门,签订了城下之盟的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从此列强纷至沓来、逢战必败。“晚清从1840到1912年期间72年签订了411个不平等条约”(注8),丧失东北西部领土近200万平方公里和许多江河,赔偿了天文数量的黄金白银等,割地赔款成了满清政府执政当权的代名词,这使那个具有爱国情怀者怎不咬牙切齿、愤恨满腔!其腐朽腐败没落统治把中国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旧中国几千年深受国学和传统文化糟粕的旧思想绑架,元清两朝铁血黑暗残暴统治管控未能使中华民族在社会制度领域升级上台阶,始终未形成工商业发展所需的阶级条件达到羽翼丰满的地步。外部侵略势力野蛮掠夺,更加剧了民众的贫困潦倒,国运日蹇。无数仁人志士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睁眼瞭望瞄向世界西方。蔡锷是其中佼佼者的翘楚。

  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满清政府,极其肥大又狼狈不堪的面目淋漓尽致的暴露在世界和华夏仁人志士面前。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思想革新不到位的造反惨遭满清与国外勾结围剿失败,屠杀起义失败者的血腥暴行激起矛盾丛生。

  1900年英美法俄德意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侵占紫禁城,火烧圆明园,签署丧权辱国的奴役性质的辛丑条约,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了最急迫的众望。对内凶残爆戾,对外软弱投降贪生怕死的无耻行径愈发激起民怨沸腾。1898年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维新改良,“戊戌变法”被宫廷政变掐灭,袁世凯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康梁”出逃,力主变法的“六君子”(注9)在北京菜市口被砍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到死。陈旧不堪的思想文化包裹的腐朽没落集团溃烂到体无完肤。1911年武昌起义枪响即倒,蔡锷闻风而动发动起义反清,为辛亥革命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推翻腐朽腐败政权时机成熟了不难。但要具有革命文化的新思想新观念取代旧思想文化却不是轻而易举之事。鸦片战争以来外部“文化侵略”渗透给灌输的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同1862年开始耗资买办不真干的洋务运动沆瀣一气、助纣为虐掺合在一起,为中华民族思想更新解放更增加了曲折奇特的难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至今仍然肆虐到难以熄灭,

  袁世凯混迹与封建阵营和洋务中投机钻营,办洋务新军搜罗培训了一大批心腹军阀,以此胁迫赤手空拳的孙中山代表的软弱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让出民国总统职位。随着阴谋诡计得逞野心越发膨胀,导演封建势力回潮复辟帝制当皇帝。无数仁人志士寻求的救国救民成果夭折,吞下民主革命一朝即失的苦果。

  在这前进与倒退的关键时刻,蔡锷将军敢于反潮流,炮打司令部,造反、反皇帝反政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中国正常前进的步伐扫除了一大障碍。虽然英年早逝,其贡献载入史册,对以后仍有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华夏民族在长年累月的孔孟之道熏染下,惯唱 “礼之用和为贵”的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从不说“豺狼来了有猎枪!”的经典真理,蔡锷补上了这缺憾的一课!

  

  中国从晚清有皇帝到无皇帝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集团,再到1949年后天下为公的毛式社会主义,又转型到1979年以后私有化、外资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溯1840年以来至今的160多年,百感交集、五味杂陈、难以释怀。无数为中华民族把守社会底线有理性良知的群体和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豪杰,我肃然起敬!蔡锷将军起兵反袁称帝,无疑留下了厚重的一页。

  就地球上的人类社会而言,虽说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对社科范畴内社会制度的认识理解,还处在很不完善的极其肤浅的地步。反映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一短一长的差异尤其明显,自然科学上的新产品不用思索就可判断取舍。即使宗教组织相信有万能的上帝神灵保佑,也不墨守陈规无丝毫阻碍地为寺院教堂场所等安装避雷器材,使用现代通讯产品,乘坐汽车火车飞机等。社会科学上的新社会制度产品则大不相同、无此幸运。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火车头作用被直接狭隘的阶级利益区别所掣肘,并不是什么先进就如科技新产品那样轻松的得到赞同、认可接受。

  谁能同成吉思汗、朱元璋、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英国的亨利贵族系列、法国的路易世家(注10)谈论非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尽管他们都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辈,也不是“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一类。这得感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竭尽一生,创探出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为在黑暗轨道上徘徊的人类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后如“法共”的多列士一样、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后不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中国将是什么局面?更不用说上天安门后搞社会主义革命,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建设,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讨论者的主张,能“实事求是”检验出什么真理来呢?

  人类按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不是上帝神灵造人以来,脱离动物界进入原始社会至今,排除种族性质的屠杀,可以在差别很大的社会与地域环境中生存繁衍。究竟一种社会制度模式持续多长的年限数量,就应该进入到高一级的社会状态之中,迄今为止还未有大致共认的时限。袁称帝得助于旧的思想体系,苏东埋葬社会主义所依据的仍是同样的货色。

  人们熟知的中国封建社会有文字记载为公元前221年开始到1911年结束,历经2132年,才勉强迈进非封建制的社会里。英国1644年有650万人时走资本主义道路已378年,美国1776年300万人开始仿英“照猫画虎”246年已3亿多人,又占据了那么多、大的地理优势。而帝国(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无政府状态的私人占有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造成绝对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相对贫困化,怎能消除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红灯区等?必然导致产销不能平衡的尖锐矛盾,发动战争争取扩大资本和商品输出。战争引起反抗、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但却竭力排除无此类弊端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证明了人类可以生存在多种社会制度中,从而见证了要争取新的社会制度的飞跃,需要社科学者研讨革命立新的战略方式。很多劳动者自身就有理性良知的客观本能。

  我国西藏农奴制延续到1959年前,才依附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跨入社会主义的新社会里,体现了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使社会主义在农奴制的地区确立。既然革命能改变西藏,就不能改变其它地域的国家吗?全球就只有列斯毛会搞革命?西藏如此,全球类似的地区绝不是个别的,见证了人类社会还是处在非常需要更新升级的时代里。至于世界上多国度过多长的年限,才能步入新的社会制度中,一时就难以知晓了。从中亦可见叛社走资的落后性,顽固坚持映现了违背社会前进潮流的反动反人类性质。坚持继续革命前进,反对开倒车行径就成为普遍要求!按照中国社会演变的链条序列,蔡锷先辈反袁称帝有从一环过渡到下一环的历史意义,现代人该干什么呢?

  在中华民族巨大的社会现实堆积中,酿成历史性变迁绝不是某一个人的作为而产生,是无数人自觉不自觉的行为酿成,都可找到各人所占的那点份额,分析自己属于哪一类?“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柯察金言,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忆史评今,封建、资本主义社会都曾不断改进改良,毕竟不可能有本质上的私有制突破,全球或一国实现社会主义肯定比书本理论艰难得多。人类有自然存在的适应性,可以在多种社会模式中存续,无论怎样落后和先进的社会制度,都有赞同支持和反对的群体。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充满了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和斗争,而任何腐朽腐败的社会制度使种族群体灭亡罕见,只是代表、体现的阶级、集团利益不同、发展进步的快慢而已,这就给正常的分析判断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和复杂性。社会发展前进或维持现状与倒退有多样性选择的特殊性,人们也有多种适应性,难得客观统一的评判标准,只有用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才能得到实质上的正确方向性指南!

  注1,《知音》插曲歌词:(一)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一声声如泣如诉如悲啼,叹的是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二)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一声声如颂如歌如赞礼,赞的是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作长风绕战旗。

  李烈钧(1882--1946)字协和,汉族,江西武宁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江西九江起义成功,被推为总参谋长,11月驰援武昌,被推为五省联军总司令。阻击北洋军阀冯国璋部的进攻。1913年7月响应孙中山号召,在江西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同年12月奉孙中山派遣赴云南与蔡锷、唐继尧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任第二军总司令,进攻两广。1917年南下广州,参加护法战争讨伐北洋军阀。出任江西省主席,在北伐战争中协调各部打败北洋军阀孙传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对日作战,一致御侮。1946年在重庆病逝,终年64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亲临吊唁。

  唐继尧(1883年8月14日—1927年5月23日),又名荣昌,云南会泽县城关人。滇军创始人与领导者,滇系军阀首领。在护国战争中自任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护法运动中被推为护法总裁之一,并任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总司令。1927年失去云南政权,5月23日病逝昆明,终年44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

  注2,训诂:即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汉语词义的学科,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小学的一个分支。训诂学在译解古汉语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只是小学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也有人将训诂分为新旧两种。

  帖括:指唐代举子把经书里的句子编成歌诀,以便诵读,称为“帖括”。后来通指科举的文字。比喻迂腐不切时用之言。

  注3,唐才常(1867—1900年8月22日)字伯平,汉族,湖南浏阳人,青少年就读于岳麓书院。清末维新派领袖,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谭嗣同时称长沙事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戊戌政变后组织自立会,建立自立军,蔡锷参加自立会。1900年领导自立军有一定规模的起义失败使革命派觉醒,改良派分化,对此后的革命有特殊影响。起义失败后被张之洞杀害。

  注4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湖南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北宋文豪黄庭坚的后裔。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创建者之一,辛亥革命的先驱和领袖。孙中山的第一知交,当时人们常以“孙黄”并称。

  注5,蒋介石1887—1975;于右任1879—1964;阎锡山1883—1960。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1865—1953;张静江1877—1950;李石曾1881—1973;

  注6,帮办袁世凯复辟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杨度1875—1931;孫毓筠1869—1924;李燮和1873—1924;胡瑛1884—1933;刘师培1884—1919;严复1854—1921.

  注7,延安时期的五老:董必武1886—1975;林伯渠1886—1960;吴玉章1878—1966;徐特立1877—1968;谢觉哉1884—1971。朱德1886—1976。

  注8,“晚清1840年到1912年期间72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411个;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1912年到1927年的15年间243个;蒋介石政府1927年到1949年的17年期间91个。共745个。”(钱昌明《晚清和民国政府是不是卖国政府?》乌有之乡,2018年7月5日)

  注9,戊戌变法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扬深秀、扬锐、刘光第。“康梁”指康有为、梁启超。

  注10,成吉思汗(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3日),名铁木真,蒙古乞颜部人,即元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安徽凤阳钟离人,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称明太祖,年号“洪武”。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2月21日—1626年9月30日),女真族,生于辽宁抚顺新宾县西南,清朝实际奠基者。亨利八世(1491年6月28日—1547年1月28日),都铎王朝第二位英格兰国王,1509年4月22日—1547年1月28日在位。和著述《乌托邦》书者托马斯·莫尔是同时代人。路易十四(1638年9月5日—1715年9月1日)1661年3月14日亲政的法国国王,成为欧洲首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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