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的音乐晚会，没有《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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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奇怪且有趣的现象。
按理说，这是作为体制内核心舆宣机构之一的共青团新媒体团队呕心沥血打造的文艺项目，可不是民间大V、网友群众搞的江湖茶会，这是有“认证”的。
可是这台明明有“认证”的晚会，却遭遇了某些平时跳得欢快的体制内爱国党、兔党、粉红食肉者们的集体缄默。
对于团团这台红得不能再红的音乐节，原本也向来“红得发紫”的他们，竟然默契地选择对之无视。
比如，经常与团团有互动的沈逸老师。
这场景非常有意思。
话说，难道是因为前日就“能不能唱《国际歌》”的问题，团团明里暗里地怼了一波高高在上的沈逸老师，惹怒了这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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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昨夜的晚会，《国际歌》还真就成为了大戏之一，是现场数次高潮中的一个，引发了线上线下无数听众观众的政治共鸣。
视频地址：
https://video.zhihu.com/video/1389904138470277120?player={%22autoplay%22:false}
除了缄默，更有一些“粉红爱国人士”按耐不住，就这次的晚会狠狠地发泄了一番胸中愤恨、扣帽子的本事比起武汉老婆娘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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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原因，竟然让一台爱国主义的音乐节成为了这些高台之上的既得利益者们的眼中钉？
可以先看一眼音乐节的歌单，答案就藏在里面：
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含毛量”爆表！！！
在晚会中，甚至连多年不在官方舞台上唱起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都再度被10后的孩子们伴着稚嫩却洪亮的声音，又一次绽放在共和国的文艺天空中。
毛主席回来了吗？
或许是的，因为我们确实曾经失去他。
1980年8月11日，中央曾发出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里面专门有这么一条：“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两年后，中央再度发出通知，认为1977年发行的刊登了毛主席在1949至1957年间著作的《毛选》第五卷，因里面有些提法(包括出版说明和注释)已不符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予以停售。
1987年，有关单位又发出通知，大意是在做好群众宣传工作的前提下，“拆除毛泽东塑像。”
此后，全国多数毛主席塑像相继被拆除或整体埋入地下。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地区，毛主席塑像更是被全部拆掉。
一直到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都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没有毛泽东思想。
两年后的建国60周年大庆，国庆前一周阅兵指挥部才紧急决定了在游行方阵中增加“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阵”——那也只是为了“回击”当年9月份美国白宫方面声称支持台湾加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倡议建立的“亚太共同体”而已。
………………
十八大，改变了一切。
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重新提出“坚持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完整的党章提法。
毛泽东，他老人家一步步地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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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毛主席的身影不断地下沉，从90后到95后，又到00后、05后，甚至连10后的孩子都开始树立毛主席为自己的信仰、丰碑，对毛主席注入了十分朴素的“偶像”情感。
公交里，地铁上，中小学的读书日，大学高校的图书馆，毛主席的声音和影子正在重新投射进这个他一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正在重新走进这亿万他深爱着的人民的心中。
正是在这样的人民氛围下，在群众力量的烘托中，共青团的这台音乐节才能得以成功举办。
这不是一台类似于早已变味的央视春晚那般的官僚资本晚会，也不是诸如天猫“双十一晚会”、“618晚会”那般的消费主义洗脑粪坑。
这是一台真正献给人民、献给党的初心的文艺汇演，是所有有理想、有良知、有信念的人们聚在一起，或是在现场或是在线上地送给自己的一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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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关注和讨论的是，在团团的这台音乐节上，以党史为主题，但却几乎没有八九十年代的歌曲。
比如，那首著名的、曾经长久以来被树立为一种政治标杆和历史记忆的《春天的故事》。
《春天的故事》是由蒋开儒、叶旭全作词，王佑贵谱曲的歌曲。由深圳女歌手刘绍文在广东省青春歌曲创作大赛决赛上首唱，而于1994年10月在中央电视台首播的版本则由董文华演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曲目，没有之一。
1997年，《春天的故事》被选作十二集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 的主题曲。
十年后的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发射升空，在太空播放了这首《春天的故事》。
关于这首歌歌词中所谓“画圈”等历史典故，我之前已在文章中有过科普，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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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作为党史、政治音乐史上的一枚重弹，这次团团的音乐节却毫无《春天的故事》的踪影。
与之伴随着同样没有出现在这台青年音乐节上，是许多带有时代性烙印、“改开味儿”浓郁的歌曲。
我也不想在多说这能反映出什么，很多变化和现象，大家心中了然即可。
不过在此，还是有兴趣盘点回味一些过去在八十年代一度风靡的歌曲。今再回闻，不知大家还会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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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的故事》之前，其实已有许多在“试探”风向变化的歌曲出现，比如早在七十年代末就被传唱的《乡恋》。
《乡恋》并非一首歌那么简单，它是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内的一颗“信号弹”。
其柔美婉转的旋律和唱腔，使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歌坛为之耳目一新，也开启了一道时代的阀门。
1980年，《军港之夜》一炮而响，此曲运用了近似朗诵的演唱方法，把听众十分神奇地带进了“夜色恬静的军港”，给听众留下了一股“浑身酥软”、“情意绵绵”的意境感受。
我人民解放军的军容，从这时候开始，由铁骨铮铮、刚正不阿，迈向了儿女情长、幽怨嗔痴。
也正式由“红歌”，走向了“蓝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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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飘进大陆，青春易逝，韶华易老，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似乎也带走了大陆人民“多愁善感的青春”。
从八十年来起，多愁善感、阴郁寡欢、为赋新词强说愁，配合着烽烟渐起的伤痕文学大潮，统治了原本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中国人民的心田。
“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博大没有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风骨没有了，“延安无土不黄金”的骄傲没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的气魄没有了。
有的只是自怨自艾的情绪，开始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出现，深深弥漫在八十年代的中国。
1985年，《酒干倘卖无》横空出世，它是《搭错车》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退伍老兵与弃婴的故事。
苏芮的歌声极具韧性，加之宽广音域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沧桑感、悲怆感、孤鸣感，用最催人泪下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对人世间疾苦的诉愁。
愁，只有愁，“愁文化”和“愁情绪”成为了文艺界的主流。
这或许也怪罪不得那些创作者们，毛主席说过：“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根源性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催生了一年后即1986年那首震撼全国的神曲：《一无所有》。
崔健沙哑的嗓音和炸裂的吉他，撩动着每一个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陷入迷茫的中国年轻人。
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那时的他们已非常明白：自己什么都想要，可是什么都要不到。
这就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群像，蓝色的靡靡之音代替了红色的革命文化，中国大陆开始“舒服”起来了，开始“软绵绵”起来了。
那些歌曲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虚，如同同样是在八十年代走进千门万户的金庸笔下的人物，几亿国人在一夜之间从袁承志变成了垂首迷惘的郭靖。
同以金庸为范，失去了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八十年代之后的四代中国人只能用虚构且取材前史的武侠小说来自我慰籍。因而，包括金庸文学在内的一大批武侠小说，站上了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艺高位。
这是很诡异、很惊悚的现象，因为它体现着对“身后走过的路”去进行的一种“强行遗忘”的欲望。
文学小说如此，音乐歌曲更是如此。
跋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 2014年10月15日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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