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3日，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从北京来到河北石家庄，了解群众过春节的情况。1月4日上午，李瑞环在听取河北省委汇报之前，我请他的秘书向李瑞环同志转告玉兰对他的问候。没有想到，李瑞环在听取汇报时，首先向省领导问起了玉兰的情况：“吕玉兰现在哪里工作？她的情况怎么样？”
省委书记邢崇智答：“她现在省农业厅担任副厅长。要问她的具体情况，她的爱人、新华社记者江山，正好今天也在场。”李瑞环提高了声调：“谁是江山同志？”
我赶忙站了起来。李瑞环笑着对我说：“请你回去转达我对玉兰同志的问候，欢迎她有时间来玩！”
当天晚上，玉兰和我就来到李瑞环下榻的白楼宾馆。李瑞环很高兴地同我们握手、合影留念，对玉兰说：“好多年没见了，你比过去胖了。”
玉兰说：“你还是那个样儿，挺精神的。”
李瑞环说：“八九年前，你到天津去过，秘书给我说你来了，实在因为事情太忙，没有同你见上面。”
玉兰说：“1982年，我在正定工作时上的天津。当时见到了市委书记胡启立，市人大主任闫达开。天津同志对我们很热情，帮了很大的忙。”
李瑞环和玉兰都是劳模出身，相互早就认识和了解。就在这次会见后不久，李瑞环在接见《人民日报》记者时谈到，在“文化大革命”前，给他印象最深的英模人物，是焦裕禄和吕玉兰。
当时，东欧刚刚发生一连串的非常事变。李瑞环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东欧的内幕，概括地分析了这一地区政局动荡的原因：“东欧政局动荡，从外部来说，是一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搞颠覆的结果；从内部来说，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政治上腐败和没有搞好经济建设，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有很大关系，我们中国要很好地吸取这些教训。”
玉兰很同意他的观点，说：“对！咱们国家也要注意和警惕这些问题呢！”
“身体怎么样？”分别时，李瑞环同志关切地问。
“马马虎虎吧！”玉兰答道。
玉兰当时说“马马虎虎”，主要是她这一段心脏不太好，血压、血脂偏高，而且在不久前遇上了一次车祸。
那是在上一年即1989年8月27日，玉兰坐车从石家庄前往邢台地区广宗县，看望省农业厅在那里下乡扶贫的干部。她为了照顾同行的两位《河北日报》记者，让他们坐在后排，自己坐在了前排。归途中，车行至广宗与巨鹿之间，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条临时挖的浇水用的深沟。由于没做任何标志，司机没看见，车子一下子载到了沟里，又强烈地弹上来，只听“咚”的一声，坐在前排的玉兰，头部猛烈地撞到了车前的挡风玻璃，使进口车的双层玻璃上，鼓出了一大块，周围是一片蜘蛛网状的裂痕。
她当天回到家，向我叙述了头部被撞的经过，谈到当时的感受：“俺被撞得一时晕了过去，满脑子是一片空白。”
我问她：“现在有什么感觉？”
她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没事儿，撞一下子算个啥！”
为了保险起见，我在第二天，还是拉着玉兰，到省二院做了头部CT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这才放了心。她从医院出来，也没休息，就又上了班。后来，河北省人民医院老中医张文灿对我说：“这次玉兰头部被撞，是她不久就得脑血管病的转折点，实际上是脑震荡了，受了伤，有了淤血，要是休养一段就好了。”
1990年4月5日，我从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七届三次全会采访回到石家庄。我发现几天不见，玉兰跟以前似乎有点不一样，主要表现是精神不振、言语减少。我以为她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问了她几次，她都说没有事儿。过了几天，我和河北省司法厅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准备陪《经济参考报》记者前往唐山采访河北省劳改第一总队。夜里，我躺在北京一家招待所的床上，竟然怎么也睡不着，不禁心事重重。像演电影一样，我又仔仔细细地反复回忆了几天来玉兰的一言一行，总觉得她同过去相比有些反常。我忽然想到：“玉兰是不是病了？说话少、精神差，是不是一种病态呀？”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就给石家庄省司法厅办公室有关同志打电话，请他们转告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吕玉霞，告诉她姐姐可能生了病，请她早上尽快到家里照看一下玉兰，我上午马上赶回去。当天中午，我们就送玉兰住进了医院。
几位熟悉她情况的医生，也觉得她精神上有些反常，怀疑她是否长了脑瘤，或患了脑炎。经过反复检查以及必要的治疗，这些怀疑都被一项项地排除了，但病情还是没有明显好转。当时，听说邢台矿务局医院新安装了一台比较先进的核磁共振仪器。于是，我又陪玉兰来到邢台进行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证实玉兰没有长脑瘤，也不是脑炎。据李院长分析说，玉兰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硬化，造成脑血管痉挛。这是一种轻度脑血栓。
“玉兰是累死的！”当我提笔写这段内容时，许多熟悉玉兰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同志说的这句话，又回响在耳边。
这位赤诚的农民女儿，从小就承担了过于繁重的工作担子。担子太重，她又太认真，总是拼着命地干。人们都说，常年艰辛加上精神负担，早就给她留下病根。记得玉兰跟我说过，1971年8月，庐山会议不久，她左脑就得了偏头痛，多年后脑血栓也恰在她的左脑！
玉兰曾这样跟我详细回顾自己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村里工作时疲劳过度的情况：“从1955年到1966年，除了两次生病，俺没睡过一个午觉。每天，除了来人和外出开会，主要是和社员一起劳动，每年平均都在300个工以上。这样，对俺的补助工就出现了争议，说不补助就是妇女的上等劳力，再补助就超过男劳力了。按说，接待来人和外出开会，应该补工分。但由于俺参加劳动多，要补就太多了，所以只补了一小部分。俺一般都是白天下地，晚上加班开会，午休处理一般难事，吃饭时间10次中8次有人找，早上没起床就有人叫门，睡不成，每天工作都在16个小时到20个小时，睡觉平均才五六个小时。那时候，俺们那里穷，又连续遭灾，临清县设在河西的生产救灾指挥部多年没有撤过。人常说，人穷事儿多。村干部经常忙于组织生产自救，发放救灾粮，救灾款，抢救病人等，整天忙得团团转。
玉兰又说：“1960年冬季，开展‘整风’运动，整整搞了9天9夜。要说不睡一会儿是假的，每天开着会打两个盹儿。1963年，俺们那一带闹了严重水灾。俺下水挡决口，后来得了关节炎，天天疼痛，闹得几个月起不了炕，不得不休息了，整天躺在炕上，没想到白天黑夜睡不着觉，烦极了，打了俺的妹妹。1966年春天，村里来了几十号工作队员，需要了解情况。再加上省文联、北京等地一些新闻单位来采访，要求谈的情况又不一样，大多数要单独谈。俺白天要和社员劳动，晚上常常谈到半夜，谈不上来的叫俺晚上再想想。这一回，又把俺累趴下了。这时候，生活稍微好些了，吃粗粮能吃饱了，但是因为睡不好觉，吃得也不多。先是脚肿，后来腿也肿了。没有劲儿，一干活，就不行。栽地瓜，俺觉得蹲着受不了，就去看水。刚打的井，又老跑水，俺浑身无力，跑不动。又换去栽地瓜，跟老太太一样，种一棵坐一会儿，但还是吐了黄水。社员们发现俺脸黄得厉害，硬叫回去了。因为地远，俺在回村的路上，休息了一会儿。医生给看了看，说可能是严重缺钾，还有别的病，就拿不准了。工作队的人给地区打电话，县委书记安经章知道后，马上叫人送到临清医院。到医院后，俺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俺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就是睁不开眼睛，老在睡觉，整整睡了三天三夜。连着检查了三天身体，俺没别的病，有名的郝大夫给诊断为疲劳症，嘱咐俺今后一定要劳逸结合。”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过度疲劳以至积劳成疾，会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下降，各种身心疾患及疾病接踵而来。由于它对健康为害严重，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一害，被人们称为人生的“杀手”之一。据有关医学书籍介绍，医学上将疲劳定义为三种，即体力疲劳、精神疲劳和病态疲劳。按程度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急性疲劳、慢性疲劳和过度疲劳。
1992年第六期《健康之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崇伦和吕玉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怎么停步了》的文章，这样分析这两位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生病的原因：“当我们追寻他们患病的原因时，常常被他们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深深感动，但感动却包含着我们的隐忧：长期超负荷运转，马不停蹄地工作，不注意休息，甚至已经没有了休息的概念和习惯，这样不顾自身的健康，是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的呀！他们曾经大步地走在时间的前面，但自然规律又使他们落到了时间的后面。”这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他们的个人保健问题也往往难于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的原因截然分开。当社会提倡不怕苦、不怕死的同时，个人的健康却被忽略了。”这篇文章最后呼吁：“在日理万机的各国首脑们都有雷打不动的休假制度的现代社会里，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各条战线的专家学者们，应更多地享受到社会在健康方面提供的保护。”
但是，我在同玉兰长达近20年的夫妻生活中深深感到，她从来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从来是个歇不住的人。也就是说，只要她能动，就要出门，就要工作，一直没有改变她在农村养成的工作起来不要命的劲头。
就拿在河北省农业厅工作期间来说吧！玉兰平时在办公室上班，到了节假日，她就在家里办公。每到这时，到家里来找她说话、办事的人，总是络绎不绝。我问她：“你这么工作，也没有个休息的时候，不觉得累啊！”
玉兰说：“农业厅厅大人多，享受厅级待遇的就有十几号人，处级干部有80多人，干部职工全部加在一块有700多人。俺负责人事工作和机关党委工作，同志们都想给俺说说，每人每年谈一次话，就是七八百人次，俺经常下乡，每次一回到办公室，就整天开着门，抓紧跟同志们谈心，每年也才谈200来人次，不到三分之一。如果把节假日充分利用上，可以多谈不少人呢！”
玉兰从上河北农大开始，发现患子宫肌瘤，以后每到来例假时，经血特别多，身体很虚弱，仿佛大病了一场。医生劝她，来例假时，可以卧床休息几天，病症会明显减轻。可是，她总是惦着工作，很少休息。省农业厅办公室的几位女同志说，她们有好多次，在办公室里看到玉兰来了例假，还坚持工作。这时，她身下就是垫着很厚的卫生纸，也不管用，甚至连藤椅上的褥子都被血浸透了。她们劝她：“吕厅长，你流那么多血，脸都黄了，回去休息吧！”玉兰总是说：“别的厅长都下去了，处长们找厅领导找不到，办事不方便。俺只要在办公室里坐着，就管点用。光这么坐坐，累不着！”
大概最能体现玉兰拼命工作精神状态，是在1990年4月初她患脑血管痉挛，到这年年底得脑血栓病的大半年时间里。请看一看玉兰在这段时间的工作日程表吧！
6月，住院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一个多月的玉兰，病情刚有一些好转，就坚持要求出院。本来，她出院后，应该在家再休养一段，可她根本歇不住。上班第二天，为加快推广全省“三夏”农机化作业的水平，她就带着省农业厅负责农机管理、监理、鉴定、推广的所有负责人，来到农业生产已经全部实现机械化的大曹庄农场召开现场会，具体研究措施。这月下旬，她又赴秦皇岛，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全国农机监理学术研究会、全省地市农机科长会、全省农机监理宣教工作会等一系列会议。
7月，全国农机工作会在昆明召开。同志们劝玉兰，这次会议路途遥远，她身体又不太好，就不要去了。可她觉得，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对反映河北农机工作经验和困难很有利，仍然坐飞机去了。
8月，玉兰听说承德地区公安部门同农机监理部门，在对上公路的拖拉机管理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又拖着病体，驱车千里前往解决。然后，又下唐山，过秦皇岛，边走边检查工作。
9月，农业厅组织对厅系统老干部工作联查。分管老干部工作的玉兰，又坚持要去。她同有关同志一道，乘着面包车，先后来到位于天津市郊的芦台、汉沽农场，坐落在渤海之滨的南大港、中捷农场，以及地处邢台地区腹部的大曹庄农场，行程2000余公里。途中，她由于受凉经风，感冒发烧，咳喘不断。同志们都劝她中途提前回去，但她一面吃药，一面坚持工作。回到石家庄，她就住进了医院。经医生检查，她患了肺炎，已延误多日，不得不连续输液一个多月。
11月15日，玉兰刚出院，又前往保定，在省农机化学校举行的当年全省第一期农机监理所、站长培训班致开幕词。接着，她又到保定地区和廊坊市所属数县搞调查研究。19日晚，赶回省农机化学校，参加次日上午举行的培训班结业式。20日下午，赶到望都县总结大粟庄实行“耕地、浇水等20项统一”的经验。22日晚，她赶回农机化学校，参加第二期监理所、站长培训班开幕式。24日晚，她赶回省农业厅办公。26日，她赴邯郸现场办公。28日上午，她从邯郸经石家庄直赴保定，又到省农机化学校参加培训班结业式。
12月上旬和中旬，玉兰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召开全省农机管理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18日上午，近10年来河北省农机战线最大规模的集会、正式宣布恢复省农机局的第一次全省大会，在石家庄开幕，张润身副省长等到会。副厅长兼农机局长的玉兰，代表省农业厅和省农机局，在会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工作报告。会前，有关同志考虑到她的身体尚未康复，而工作报告长达15000余字，建议她只主持会议就算了，可她却说：“俺的身体是不太好，特别是说话不利索。但俺一定要做工作报告，因为这是恢复农机局的第一次全省大会。俺上台讲一讲，让大家心里热呼呼的，俺再累一点，也高兴！”为了避免自己在作报告时发生停顿现象，玉兰特地嘱咐坐在身边的省农机局一位副局长，让他注意及时提醒自己。两个钟头讲下来，她已累得满头大汗。但她接着又坚持召集小型座谈会，中午还到代表们住的房间征求意见。会议闭幕的次日，她到《河北日报》社，联系召开新闻发布会事宜。22日，她又去正定县研究农机节油问题。
当时，玉兰的身体状况又明显地出现了病态。我们一再劝她休息几天，到医院去看看病，可她总也不同意，仍然忙个不停。有一天，我见她精神十分疲乏，便站在家门口，伸手把她拦住，不让她去上班。不料，她大发雷霆：“俺要上班，还有好多急事要办！快让俺走！”然而，疲劳过度的玉兰，在这年的12月27日，终于再次被送进了省人民医院。这天，医生为玉兰做了例行的血压、量脉搏等检查。
第二天，我发现玉兰身体状况比昨天明显要差，说话口齿很不清楚，而且偏头疼又厉害起来。接照医生的要求，上午我陪同她做了脑电图检查，证明她脑血管确有问题。这时，她一个劲地喊：“头疼啊！头疼啊！”我赶忙去找医生，医生说还要再检查检查，是脑血栓是脑溢血的征兆还没有弄清楚，只有确诊后才能用药。
下午，医生又给她做了抽脊髓的检查，这是用很粗的针，扎进病人的脊梁，显然是很疼的。只见她痛苦地蜷曲在床上，不断地呻吟着。检查完了，医生要求她3个多小时不能翻身，我便紧紧抱住她的头，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身体。我听着她那一声声痛苦的声音，不禁揪心的痛，真恨不得让针扎进我的脊背；又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个医生，不能想出更好的检查方法。我问医生，玉兰要不要用药，他们说：“等明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再说吧！”晚饭，我和她都没有吃什么东西。晚上，她一个劲地在床上翻身、呻吟，我睡在旁边的一张钢丝床上，为她的病情再次加重而感到心情十分沉重。
这是玉兰患病史上最为严重的时刻：1989年12月29日凌晨5点半，我忽然听不到她那熟悉的呻吟声，我以为她睡着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又走过去看看她，发现她有些异常地毫无声息地躺着。我忽然害怕起来，轻声地呼唤：“玉兰！玉兰！”她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摸摸她的手，她的手软绵绵的，一点也抬不起来。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像疯了一样跑了出去，跌跌撞撞地滚下了4楼，又急急忙忙爬上省医院宿舍5楼，叫开了玉霞的家门，请她赶快找主管医生进行抢救。不到8点钟，正在喂奶的冯大夫放下孩子赶到了病房，检查了玉兰的病情，并很快找来了药，给她输上液。大夫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玉兰得了脑血栓。”
我望着昏迷不醒的玉兰，内疚、悔恨、痛苦，一齐涌上心来：“玉兰，我没保护好你……”轻易不掉泪的我，流下了成串的泪珠。
1991年春，在省人民医院医生和护士的尽力抢救下，她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并逐渐有所好转。我在日记上以兴奋的笔调记道：当天下午，“玉兰苏醒了，晚上就能坐起来了”；第二天晚上，“女儿江河、江华来看妈妈，玉兰笑着拉着她们的手，抚摸着她们，显得特别兴奋”……
玉兰患重病以后，许多亲朋友好友前来医院和家中看望，几乎天天要来好几拨。光是给我们写条子留字的，就有厚厚的一本。
3月25日，玉兰出了院。3天后，我陪同她一道坐火车来到北京，住进了空军总医院。4月18日，又转到北京西苑医院。在这两个医院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她的病情又进一步好转。4月底，我陪她游了颐和园、圆明园遗址。
在北京住院期间，我向玉兰的几位老领导、老朋友通报了一下她住院的情况，他们都很快赶到医院看望。邓大姐的秘书赵炜代表大姐，特地赶到军总医院，给她捎来柚子等南方水果。后来，她又特地打来电话，对玉兰说：“你的情况我告诉邓大姐了，大姐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希望你好好养病，多注意休息，也希望江山好好照顾玉兰，把玉兰的病治好。”
1991年6月12日，玉兰从西苑医院出院，于第二天从北京回到石家庄。
就在玉兰得病期间，新华社河北分社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在分社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这是新华社领导对我的信任。然而，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我才40出头，正当年富力强多作贡献的时候。可是在新华社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在时间上是要有很多付出的。玉兰病成这样，许多老领导、老朋友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这样在时间上就不容许了。我想，如果我还继续是一名普通记者，在照顾她的同时，力所能及地写点稿子，可能比较现实一些。我不能在她最需要的时候照顾不了她。于是。我放弃了担任领导职务和晋升高级记者职称的机会。
玉兰精神好一些了，就愿意出去转转，这大概也是与她性格外向、好接触人有关。医生也说，经常让她活动活动对治病有好处。于是我找了几次出门采访的机会，带着她一道出差，先后采访过保定的专业市场、清河的“混合经济”等专题调研。每到一地，当地的领导同志都很关心她，多次到我们住地和医院探望，并派了招待所的服务员和护士照顾她。这样，我白天采访，晚上把她照顾入睡后，再写稿子。像长达两万多字的《保定地区专业市场建设经验》调查报告组稿，就是在夜深人静之际，坐在保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房走廊上起草的。后来，这组调查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被评为新华社1992年度“十佳调查报告”，我也得到了总社有关部门的表扬。再如在中国最早提出“混合经济”这一概念的清河专题调研组稿，也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今回想起来，我同玉兰婚姻生活最甜蜜的阶段是两头，前头是新婚蜜月，后头是玉兰逝世前患病期间。从她1990年底突发脑血栓，从此生活不能自理，我就整天整夜陪着她，我们也才第一次拥有了每日每时厮守在一起的甜蜜时光。爱的真谛是忘我的奉献，爱的极点是心灵的交融。
在这3年时间里，她有一半时间是住院，从石家庄、保定到北京，先后住了十几次医院。不论在家里还是住院，都是由我来护理。在这难忘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从帮助她穿衣、吃饭、吃药，到大小便、洗澡、换洗衣服，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好几次。有时，她不愿进行治疗，我就给她做示范；中药味苦，我就先喝给她看；某种西药是第一次吃，我就先吃给她看；中医要给她贴上一种用蜈蚣等制成的“一枝梅”药膏，据说很疼，我就请医生先给我贴，半小时后，我觉得她能忍受，才给她贴。一位医生告诉我，长期坚持脚部按摩，有利于健身健脑，我就天天给她用热水洗脚，然后为她按摩。在家里，她想吃什么，我就给她做什么。为了恢复记忆，我做了很多小本儿，有中国人名本和地名本，教她认字，后来她能认出好几百个字。我还教她唱歌，唱她最喜爱、最熟悉的《东方红》、《歌唱农业厅》等。每当我们一道唱起这些歌时，她笑得是那么开心。
在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里，有多少次，玉兰静静地躺在那里输着液，我默默地坐在她旁边看着她。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想象她当年顶着炎炎烈日，任凭又密又壮的黑发，被汗水结成了疙瘩，也顾不得洗漱一下，如今它已变的又稀又软，特别是中间掺着许多白发，已是头发花白、两鬓如霜。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面庞，想象着她当年迎着狂风暴雨，任凭长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和红红的脸颊上，流淌着雨水和泥水，奋不顾身地带领群众抗洪救灾，如今这张脸庞已经憔悴，眼角耷拉，一副病容。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掌，想象着她当年带领“四兰五芹”打擂台，同小伙子们比赛谁深翻的土地多，手上打满了血泡，仍然紧紧握着锨把，挥舞如飞，如今它却变得皮肉松弛，软弱无力。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双脚，想象着她当年和“妇女造林队”队员们一道，在荒沙滩上植树造林，脚上满是冻疮，照样在沙土地上大步流星地奔走，如今它却变得神经麻痹，血脉不畅。我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玉兰啊玉兰，你带领乡亲们，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出了改天换地的壮丽图景，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如今，你病了，但还是人民的功臣，好人应当有好报，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你！”
我精心照顾玉兰，她也越来越信任和依赖我。吃药别人喂不了，我喂她就吃。扎针灸，她不让扎，我握住她的手，她就让扎了。做高压氧仓时，七八个人坐在一个像运送宇航员似的与外界隔绝的密闭仓里。她进得仓内，显然有些害怕，我就跟她一块做，戴面罩、增气压、放氧气，然后再减气压。由于气压变化，弄得耳膜很疼，每次我都陪着她。
形影不离的生活，使我对玉兰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真可以说是知妻莫如夫！她由于患病，话说不清楚，别人听不懂她的意思，只有我能知道：她指指碗里的剩饭，我知道她要说，“吃了吧，不要浪费”；她指指窗户，我知道她要说：“天凉了，把窗户关上”，看到两个女儿回来了，她指指水果，我知道她要说：“孩子学习辛苦，让她们多吃点水果”……
“拼搏的吕玉兰”，“不死的吕玉兰”当玉兰病了以后，许多报刊纷纷报道她同病魔作斗争的事迹。得脑血栓后的第二天，她就要我扶她起床，回家后，由于我们住在一楼，出门比较方便，她每天都要我陪她出去散步，即使刮风下雨，也要到门口看看。记得那次从北京回来以后，一连几天，她都不肯休息，一会儿到院子里为果树剪枝，一会儿到一些老干部家去串门，高兴地对人们说：“好了！好了！”
玉兰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需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她每年都要住院三四次，进行输液治疗，累计时间长达七八个月，手背上扎满了针眼。我看到医生用针在她手背的皮下来回的拨动着，寻找着合适的血管，有时要扎两三次才能成功。有时扎针灸，医生拿着两寸多长的银针往里扎，她疼的直龇牙。每当这时，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鼓励她，真想为她分担一点痛苦。她吃中药，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中医多采用蝎子、毒蛇等入药，药味很苦，很难吃，她每次吃，都要皱着眉头，喝完以后，我再用糖水让她漱漱口。
病中的玉兰，仍然没有忘记廉洁奉公。当时，她所在的单位决定为她雇一个照顾她的人，每月出70元护理费。当有关同志来征求意见时，她连声说：“不要！不要！”送到家里的钱，又让人家拿了回去。当我国南方遭受特大水灾时，我同她商量，我们两人是否分别请各自的单位向灾区代为捐款时，她高兴的说：“好！好！”
为了早日治好玉兰病，她的许多老领导、老同事，热情地伸出了关怀的手。有的提供线索，有的提供秘方，有的找来医生，有的老朋友还把玉兰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进行调养治疗。
多少药物、多少办法，总也治不好玉兰的病。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且在不断地添着新毛病，如多发性脑血栓、心肌梗塞、癫痫等。中国治疗脑血管病最权威的北京天坛医院的医生说，玉兰的大脑萎缩得像七八十岁的老人，我听了多么痛心。
是的，毕竟玉兰是个十分脆弱的病人了。1993年3月23日，她因脑血栓等病复发，再次被送进了河北省人民医院。经过院领导和医护人员连续9天9夜的抢救，也都无效。我打电话连夜从保定、邯郸请来医生，也没能挽救得了她的生命。整整9天9夜啊，一个个抢救方案、一次次抢救措施，一批批探望人群……3月31日凌晨，玉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人们以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党的好女儿、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
在河北省会石家庄，省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由省委组织部审阅批准的《吕玉兰同志生平》中，这样评价她的一生：“她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玉兰家乡人民自发地在东留善固村为她召开了追悼会，多少老大爷老大娘失声痛哭。人们要为老书记立碑、建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今天的好日子，是玉兰怎样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以前拥护她的现在更爱戴她，以前反对过她的现在心服口服——玉兰从没谋过私利呀！
“吕玉兰在中国农村女劳模中，是最出众的！”一些了解玉兰的老领导、老干部，像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原天津人大常委会主任闫达开等，这样评价玉兰的政治地位和历史作用，“在党的培养下，吕玉兰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最有名的农业女劳动模范和女省委书记，她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无论是事迹的生动还是政治地位之高，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超过她的。她的事迹整整影响和教育了一代人。”
在玉兰去世一周年之际，玉兰塑像落成、玉兰生平事迹展览开幕、玉兰绘画暨收藏字画展览揭幕、玉兰小学和玉兰故居开放仪式等5项活动，在她的家乡东留善固村同时举行。在展览大厅里，汉白玉的玉兰全身塑像，一方白头巾，一身土布衣裳，一把铁锨紧握在手中，双目远眺，风沙翻卷着鬓发，仿佛这位当年的农业合作社社长，正在千亩荒滩上植树造林，奋力拼搏。
全国政副主席赵朴初为玉兰塑像揭幕题了词：“燕赵之光”。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题词是：“怀念玉兰同志”。省长叶连松的题词是：“朴实无华”。
1996年春，在由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等12家单位组织的第二届“中国雷锋”评选活动中，吕玉兰同孔繁森、蒋筑英、安珂、邓稼先、赵春娥、林巧稚、张志新等共10人，一起入选“中国雷锋”。第一届“中国雷锋”有焦裕禄、王进喜等。此称号为终身荣誉，其事迹将作永久展示。他们的精神将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精神一样，永照人间。
2008年3月31日，吕玉兰纪念馆和玉兰公园在东留善固村落成，中组部老部长张全景等老领导专程从北京、石家庄、邢台等地来到现场参加了开馆仪式。在东留善固村，村民们都能随口背诵出这样一首“藏头诗”：“玉树亮节清江畔，兰花凝香古沙滩。留得正气满乾坤，芳容常笑天地间。千民继续英君路，古老村庄变乐园。”每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便是“玉兰留芳千古”。在吕玉兰的生平事迹展览中，用很大篇幅介绍了玉兰的精神品质。确实，精神是一个人思想的凝炼和意志的体现。回顾玉兰一生的历程，她已经形成了既闪耀着无产阶级战士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品德，又具有她个人独具特色的优秀品德，这就是“吕玉兰精神”：“爱国为民、艰苦创业、求真务实、无私奉献”。
玉兰的家乡临西县委、县政府，在玉兰诞辰73周年、逝世20周年的2013年，做出了在全县干部群众中掀起“学习吕玉兰事迹、弘扬吕玉兰精神”高潮的决定。县委书记张西军在县委常委会上这样表示：“吕玉兰同志是我们临西人民的骄傲，吕玉兰精神是我们临西人民的传家宝。我们要永远学习吕玉兰事迹，发扬吕玉兰精神，让吕玉兰精神在临西大地上世代相传！”
不朽的玉兰精神！
（1996年8月一稿）
（1998年3月六稿）
（2014年5月28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