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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送别王大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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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2019年6月29日早上6:30,都江堰殡仪馆6号小厅,一个简单而庄重的告别仪式送走了王大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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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宾是曾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多次接见的原文革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文革后判刑入狱,从此淡出公众视线。此后三十多年一直隐居都江堰,曾与当地政府联合创办实业。三天前的6月26日凌晨3:30,在成都华西医院上锦分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刚刚做过脑瘤手术一个多月的王大宾,平静地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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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大宾生前低调沉默,家人对其身后事也不事张扬,曾反复嘱托朋友“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收礼金不要买花圈没地方放、可买一束小花”。因此今天参加送别的仅限亲友60余人。其中包括他在北京地院的老同学孟繁华、朱德瑜、侯瑞麒、陈迪安、薛軍,曾帮助他写作出版《王大宾回忆录》的老朋友、原中央财金学院造反派领袖、现香港文革历史出版社社长敖本立夫妇,以及生前好友彭伟、周孜仁、徐光明、冯斗、胡仁华夫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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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地院老同学侯瑞麒为王大宾致悼词(全文附后)。这篇悼词虽不足千字,但准确概括了王大宾的一生。由孟繁华亲自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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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繁华(上图右一)不仅是王大宾的老同学,也是他在北京地院学生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老战友。1967年1月,身为北京地院学生的孟繁华曾以一篇《打倒“私”字,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受到毛主席高度称赞,亲自指示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全文发表,并将孟繁华调入红旗杂志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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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宾唯一的女儿古弋从美国赶回送别父亲,她代表家人对帮助支持王大宾的朋友们表示了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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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宾现定居美国的前妻古宝琳因年事已高,未能回国。她是王大宾的同学和文革战友,陪他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那段岁月。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王大宾出狱后,因现实因素,二人协议离婚。但一直相互理解,关系甚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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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笔者与王大宾(中)和他的夫人刘玉芳(右一)在其都江堰家中。摄影/彭伟

  1987年,王大宾与现在的夫人刘玉芳相识结婚,也因此才安居都江堰。此后二人相伴32年,一直到今天送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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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宾夫人刘玉芳、儿子刘杰,以及从德昌老家赶来的弟妹子侄等亲人参加了今天的送别仪式。

  王大宾生前老朋友张延忠(建国初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之女)在获悉王大宾去世的消息后,不仅当天就写文悼念,而且委托周军、谢信步代她参加了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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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外地未能亲往都江堰送别的王大宾生前老朋友徐振汉(原都江堰市委书记)、陈平(香港阳光卫视董事长)、陈西林(香港阳光卫视总编辑)、鲍长康(原清华学生)、陈刚(原北大学生)、刘向南(资深记者)、陈洪涛(红色参考主编)、陈天卿钟丹妮夫妇(美籍华人、陈立夫之孙)、石明岗(文革史学者)等均委托彭伟先生代为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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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帮助王大宾出版回忆录的多年好友、原中央财金学院造反派领袖、现香港文革历史出版社社长敖本立(右一)与王大宾女儿古弋(中)、儿子刘杰(左一)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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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帮助支持王大宾的生前好友彭伟与其子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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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宾去世后,他的一些老朋友,尤其是与他同时代的众多文革见证者和文革史研究者如王希哲、徐海亮、陈育延、武彩霞、周家瑜、袁庾华、秋石客等均以不同形式表示哀悼。相关微信群中也多有悼念活动,甚至因此引发某些政治观点对立的外媒作出“文革幽灵仍徘徊”之类别有用心的报道。但历史毕竟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任何涂抹或掩盖而消失,更不会因历史当事人的远去而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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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短的告别仪式后,王大宾遗体火化,随即下葬于青城山味江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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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王大宾悼词全文  

  王大宾1941年生于四川西昌地区德昌县的一个山村。出生5个月,父亲因病去世。5岁开始放牛放羊,8岁半上学。初中、高中,几乎每年都是三好学生,优秀学生。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起初在留苏预备班,后因中苏关系恶化,转入探矿工程系,任团支部书记。

  1966年6月,他和地院师生一起参加了校内的文化大革命。8月,他和一些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了地质学院东方红(先是东方红大队,后和兄弟组织联合成立东方红公社),并参与组织了有关活动。67年春,他成为东方红第一把手。67年4月3日,地院成立革命委员会,他被选任为革委会主任。他是北京市高校红代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在文化革命中,他是地质学院的掌舵人。风高浪急,暗流滚滚,他没有力量控制一切,但他尽可能地掌控着,使破坏性力量有所缓冲,使地质学院的运动在五所领头的北京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中能有较好的形势。

  接受中央(文革)布置的任务,安全、温和地把彭德怀从四川送回北京,是王大宾,也是地质学院文革中最具特色的事件之一。在后来的清算中,起初,把这个过程叫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而后,叫做“迫害”。

  当516分子发动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时,他写信给周总理,表示地院东方红坚决反对这些行动,坚决保卫周总理的决心。邓颖超代表周总理给他回信,表示感谢。

  当大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后,他被追责,为那一代人,为那一段历史承担了他不应该承担的责任。

  他没有因此而颓丧。在从学习机械、学习修理汽车开始,一步步走向实业的路,并且一步步的取得成功。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对于弱者和普通的劳动者总是有一份同情。但他本身不是弱者,即使处在被压制的状态,也准备着随时进行反击,似乎是和孩子打架绝不认输的农村娃的那种样子。他因此具有很多朋友,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好多人,有的只见过一面,有的没有见过面,都发微信表示悼念,他的影响远远超出地院、北京。

  他的后半生落脚都江堰是他的幸运。在这里,他遇到了义薄云天的侠士,遇到了新的生活伴侣,遇到了通情达理的官员,遇到了来自四面八方、意气相投的朋友,打开一片新生活的广阔天地。正在收获美好的生命之果时,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会为此而不甘。但回首一生的经历和幸运,他应该感恩。他是个知道感恩的人,他会摆脱一切痛苦,向这个世界,向他的亲人、朋友微笑。

  安息吧,大宾!

  2019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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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人已经远去,历史并未终结!

  【编注:现场照片均由彭伟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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