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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共:怀念毛泽覃 致敬“格瓦拉”

 

常与共:怀念毛泽覃 致敬“格瓦拉”

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毛主席最小的弟弟,作为被留在南方游击区坚持斗争的一名领导人,红军独立师师长,在转战闽赣边区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于今已经有85年了。

2005年、2009年、2011年、2018年,《人民日报》都曾经介绍过他的事迹,分别是在“永远的丰碑”、“人民英模”、“‘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等名目之下。时光变换,英雄的价值一次次被重新“发现”。或许也是另一种有意义的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人民日报》2018年9月25日第9版的记载说,

【“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英勇牺牲,时年29岁。他是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第三位亲人”。】

时过境迁,我们现在可能无法想象,一支队伍的领导人,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而英勇牺牲。“司令”说,你们先走,这是命令,然后自己冲上前去和敌人肉搏。这样的场景,除了共产党人,除了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指挥员,还有谁能“导演”出来?我们所看到的,不都是拿着“硬家伙”在后面督战,大喊着“顶住,给我顶住”,要么就是“看在党国(一说是兄弟,有什么区别呢,在有些人眼里,兄弟如手足,国家是衣服)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要么就大事不妙,自己先乔装打扮、溜之乎也,怎么可能为掩护手底下的在统计学上不过是个数目字的大头球霸们,而豁出去自己司令员之贵体?仅此一件,我们就不得不给这位毛司令一个大大的赞!一个深深的躬!

事实上,毛主席一家为中国革命显出宝贵生命的,至少有“六位烈士”(采用1978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说法)

毛泽覃的牺牲,还与一个今天依然没有“过时”的词汇有关,那就是“叛徒”。有关传记显示,在1935年3月25日晚,毛泽覃和他的队伍被重重围困但并没有为敌人发现具体行踪的情况下,他先是派出一个姓杨的战士去联络其他地方的游击队,联合攻打敌人炮楼并冲出去,紧接着又派一名“姓何的战士”到村子里打探情况,回来报告。结果呢,就是这个姓“什么”的家伙,大概心里是又怕又气又有些困的,干脆撂挑子钻进一个茅草丛里睡大觉了,被路过的敌人发现后,不扣扳机、不出一声、不做抵抗,当场一百八十度转弯,主动热情地交代了哪儿哪儿“还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其中有一个姓毛的司令”。并且作为带路党铁血党徒,对自己的同志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神圣的围剿”。

历史上,最可爱的人身边,总是有最可恨的人,在中国革命史上,“因叛徒出卖”而牺牲的优秀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太多了。李大钊、陈延年、杨开慧、瞿秋白、毛泽覃、杨靖宇、赵一曼、刘胡兰、毛泽民、江竹筠等英雄烈士的牺牲,都与叛徒有关,都是“身边人”、“自己人”出卖灵魂的“牺牲品”。这让人想想,就觉得心意难平。是因为知人知面不知心?是因为斗争形势复杂多变,来不及辨识“同路人”、投机者与意志薄弱者、卖国求荣者?这一问题的探讨,应该是一道开放性议题。最近七八年以来,自上而下提倡最可爱的人还得有血性,真是一语中的。关键时刻,你没有坚定信仰不能握紧钢枪了,咱至少别当了怂包、尿了裤子,为了半块狗粮就倒戈带路,出卖同志、戕害战友,这总是一个“汉子”的底线吧?

“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这里的软弱者,可以理解为叛徒,那就是说,叛徒没有好下场,历史不会让任何一个叛徒得到好下场,如果曾经有一个两个叛徒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因为当时人们的主要精力在于摧枯拉朽的社会革命进程,还来不及拉清单和算细账,那么,随着时代节奏进入社会主义的精细化治理时代,“人人起来负责”,于是,每一个叛徒,就真的不可能再蒙混过关、乔装打扮、混吃“馒头”了。

毛泽覃同志的伟大一生,值得每个有阶级觉悟的劳苦大众怀恋,并且从中汲取奔向美好生活的力量。历史不能假设,未来必须相信。有些人因为当年在公开的会议上骂过毛主席几句话,而在今天被一些世袭的反毛分子大吹特吹。估计当时也就是嘟囔,所谓反毛的英雄,都是事后附着夸大起来的,而且当然是在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们才敢。只是,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些恨毛反毛的西方国籍、中式脸皮的学者,头脑瓦特得无法言说。

一拨人说孔孟之道、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就是好就是好,好得不得了,一点瑕疵也不容说。毛主席反传统反封建是打击传统文化,从五四开始就错得一塌糊涂,革命就不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服从,就该温良恭俭让一生一世、三生三世。记住哦,只需老老实实背诵先贤经典,不许乱说乱动瞎解放思想;一拨人说,毛主席就是(反民主)的秦始皇,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到民国、新中国,都是一水的家天下,只有“要自由不要隔离”一下子创造了感染确证人数、死亡人数两项世界第一的“美国梦”才是人类(难道不是作死的?)大同之梦。不许反驳,反驳就剥夺你“民主”的资格,就不许你实事求是。

这两拨人虽然在反毛大业上具有根本利益的一致,可在触及封建文化问题上似乎也该势同水火。但近年来有个很不健康的趋势,似乎是国内的前一拨人,往往唯国外或境外的后一拨人(后一拨人是把中国的古老学问,用西方洋大爷的规矩套子给格式化了,因而成了个名副其实的黄皮肤白心肝的杂种之学)“马首是瞻”,表现在知识传承上,就是国内的一些学问家的案头反毛教程都是从国外、境外原版引进或者“翻译”过来的,反毛反共恨国理论那都是一套一套成型的,从北洋、蒋介石、昭和到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李承晚,一个标点都不用改的原始论文包邮快递上门,用就是了。

一个可资借鉴的教训是,东欧的解体“不见得是人民不满共产主义,主要是民族主义的抬头造成的”(《海外赤子眼中的新中国》,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6,55页),但这里的民族主义,显然要加上个前件,那就是被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改造过的带有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胎记的那个杂拌儿式的民族主义。鲁迅先生在世,一定还会把那些博通古今、提毛色变的大师们称为“聪明人”的:

【“你看我们这里的聪明人罢,都吃得笑眯眯,白胖胖,今天买标金,明天讲孔子……”(1935年10月29日致萧军,《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在奋斗的路上,一定要亲君子远小人,万不敢弄个“赫鲁晓夫”作自己的生意合伙人,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钱,还得摊上官司,就像金融衍生品某宝一样,想要血本无归?看把你美的,坑了你本金不够,还要你打欠条,还给你上征信,这不就是让你没饭吃、没裤子穿,还出不了门、见不得人,永世不得翻身的意思吗?这是有用的鸡汤,这是历史的经验啊。

很多人还天真地相信,保存国故这件事,“海外”做得比“海内”好。在传统文化方面做得更好,是吗?对普通人,这是一种可怜。

【“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鲁迅给萧军的信,出处同上)

尤其是居然有一帮小文人四处传播,多年来,民不聊生的风雨飘摇的那个“岛子”(你猜对了,就是我宝岛台湾),你说的是是丑态百出的伪刮民党人,还是遗臭万年的菜菜子一党?这种想法,都是猴子搬来的笑料。

哦,对了,切·格瓦拉,也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的。毛泽覃在林中的处境和结局,像极了格瓦拉。而当“窃格瓦拉”迅速地被输入法追认,并且在网络空间不断发酵时,如果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些无良网红公司的智商和底线大暴露,那就太小看资本逻辑的狠毒与狡猾了。他们这是要完成对“切·格瓦拉”和一切类似革命话语的重新连根拔起式的替换清零,让人们以后一提起“切·格瓦拉”来,心里就会首先浮现出那样一个猥琐的搞笑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的形象,让你笑得成为一个同他一样脑子坏掉的蠢货。

一方面是威吓中国的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看看到底是谁养活谁、谁怕谁,另一方面让人们对革命从生理上、观感上首先产生厌恶。阶级、斗争、革命,新的伟大革命,统统都不许提,都让你们提不起来。如此套路,我们不知道玩过了多少回。对革命领袖和英雄事迹的污名化,从毛主席到毛泽覃,从董存瑞、刘胡兰到毛岸英、赖宁,哪一个已经无法自我辩护的人们都没有被放过,难道这不是赤裸裸的反攻倒算、吃里扒外、里应外合?尤其是我们的文化界、教育界,一定要警惕狼,不可因为听过太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就拒绝正视“好莱坞”的真相(借用戴锦华先生语),更不能做东郭先生。

参阅资料:

湖南师范大学政史系《毛泽覃》编写组:《毛泽覃》

毛雪英:《怀念我的爸爸妈妈毛泽覃、贺怡》

尹伟斌:《贺怡与毛泽覃》

冯都:《毛泽东三谈与胞弟毛泽覃之争》

邹亮辉:《对“红军妹”张桂清为毛泽覃守墓的质疑——与卜谷、杨友明等商榷》

毛新宇:《毛泽东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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