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八路军战士、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济南第一团”二等功臣、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名誉主任、中国上海国际四肢显微外科训练中心主任、上海市创伤骨科临床医学中心名誉主任、上海市四肢显微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因发明“手或全手指缺失再造技术”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享誉世界的“造手大师”于仲嘉教授，2020年4月27日在上海因病辞世，享年91岁。

于仲嘉2013年

四肢显微外科包括断肢再植、肢体再造和肢体修复三大领域，于仲嘉都有领先世界平的非凡贡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断肢再植领域，针对当时断肢再植一系列重大临床难题，于仲嘉首创了奠基性的“四项关键技术”，将我国断肢再植技术推向一个手段更完备、技术更成熟的阶段。（《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1918～1991）》，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史编写组1991年编印，第92～93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肢体再造领域，他发明了“手或全手指缺失再造技术”，于1985年荣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20世纪八十年代在肢体修复领域，他的两项发明分别于1985年和1988年两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然而，2014年于仲嘉接受上海电视台“往事”栏目采访，刚一见面，耄耋之年享誉世界医坛的“造手大师”竟然失声痛哭！

“造手大师”痛彻肺腑洒下的泪水，是为他老人家领先世界并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的四肢显微外科技术“三大发明”“快要失传了”，滚滚而流。

临床案例一：发明首例“再造手”

1978年10月21日，于仲嘉在几位助手的配合下，为陕西青年高天社再造了有两个手指的一只新手。世界首例再造手手术历时12小时。

经过一段时间的功能锻炼，高天社的再造手有了勾、捏、握等功能，能握杯、吃饭、下棋、写信、点烟，还能提起7公斤重的物品，让这位失去双手的年仅23岁的残疾青年获得了新的生活希望。

该手术通过游离患者两只脚的第二足趾，来为患者再造一只有两个手指的新手，故归类为“两足一手二指再造手”。

高天社手术前

高天社手术后展示再造手的功能

高天社手术后写道：我要用再造手努力工作

临床案例二：发明“两足一手三指再造手”

1979年9月10日，于仲嘉在改进人工掌骨支架的基础上，用患者本人右足的第二足趾和左足的第二、第三足趾，为失去双手的山东蓬莱残疾青年孙庆国再造了一只有三个手指的右手，即世界首例“二足一手三指再造手”。

术后三年回访时，孙庆国的述说始终洋溢着新生的喜悦：自从右手恢复功能后，再造的右手能提起十几斤的重物，能点烟、握杯，能握笔写字、记账，还能打算盘了。如今，他从事会计工作，不但生活上不再靠家人照顾，还能挣钱养家了。少了三个脚趾头的双脚，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上行走，即使走很长的路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适感觉。

孙庆国手术前

游离孙庆国的足趾

术后孙庆国能打算盘、写字

孙庆国的述说始终洋溢着新生的喜悦

临床案例三：发明单足供趾再造手

已经成功的“二足一手二指再造手”和“二足一手三指再造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双足供趾”。就是说，以前再造手的手指，分别取自两只脚。这就带来两个缺欠：一是不能再造双手；二是一旦手术失败，就永远失去了第二次再造手的条件。

1981年8月3日，于仲嘉在华东医院李连生、俞文鸿以及刚从多哥回国结束援非工作正在休假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何鹤皋等医师的协助下，为韩小玲实施了第一次手术，用右脚趾再造了有两个手指的右手。

世界首例“一足一手二指再造手”，即“单足供趾再造手”成功了，由此给失去双手的残疾人带来了再造双手的希望。

10月27日，于仲嘉等又为韩小玲实施了第二次手术，用左脚趾再造了有两个手指的左手。首例“二足二手各二指再造手”成功了！

四年后，已是新疆石河子农场幼儿园幼儿教师的韩小玲从新疆又来了。她带来了许多自己的照片，送给医务人员留作纪念，有提壶浇水的，有双手拧毛巾的，有弹奏风琴的……

韩小玲手术前

韩小玲手术后

临床案例四：发明“二足二手各三指再造手”

1981年12月10日，于仲嘉带着何鹤皋等助手历时9个半小时，又为来自福建省顺昌县大历木材采购站的一位25岁的工人谢庆发，再造了一只“单足供趾”、有三个手指的右手，即世界首例“一足一手三指再造手”。

随后不久，一位18岁的印刷工人霍商清又来了。一年前，他不幸被切纸机完全切断了双手，当地医院为他做了断肢再植手术，可惜，手术失败，被迫做了截肢。霍商清要求再造各有三指的双手。

于仲嘉不负厚望，妙手回春，历时10小时10分钟，世界首例“二足二手各三指再造手”一次完成，并一举成功。

21个月后的随访表明，于仲嘉为霍商清再造的双手功能优良，手指能完全伸直，并有力屈曲，顺利对指（手指互相对捏，是显微外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外观也令人满意，双足也没有不适的感觉。由于两只再造手能彼此配合，患者出院后，恢复从事印刷工作。

霍商清托人赠送于仲嘉一张他最得意的照片。照片上面，小伙子戴着头盔，用再造的双手驾驭着摩托车，眉宇间透着洋溢青春的帅气和驾驭生活的豪气，真让人高兴！

霍商清手术前

霍商清手术后的双手和双脚

霍商清术后赠送于仲嘉的照片

临床案例五：发明“桥式交叉移植”

1982年，上海吴淞的一位叫尚衍朋的患者来了。小伙子时年22岁，两岁时，因患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后遗左下肢膝内翻畸形。11岁时，患者在当地医院做过一次截骨矫正术。手术后，由于固定患肢的管型石膏固定得太紧，引起大面积皮肤溃破，并导致皮肤和深部肌肉组织坏死。创口经过换药治疗一年多后才愈合，但小腿出现缺血性肌挛缩，并在左侧小腿的内前侧留下36厘米×11厘米的瘢痕，膝内翻也日益加重。通俗地说，尚衍朋左小腿内侧一大块肌肉都没了，结痂之处的下面就是骨头。

尚衍朋手术前

对于这种病症，通常是做皮瓣移植手术。解剖学意义上的皮瓣，是由皮肤和皮下组织构成的组织块。给尚衍朋做皮瓣移植手术，说通俗一点，就是要把别处的皮肤连带肌肉、血管等组织一起移植过来。

然而，尚衍朋的病症十分棘手，采用以往显微外科游离皮瓣移植手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因为患腿损伤部位附近的血管都挛缩或阻塞了，移植过来的皮瓣完全找不到可供吻合的血管。采用国外“皮管转移”或“交腿皮瓣修复”的办法也不行，他的患腿损伤面积太大了，太深了，根本修复不过来。做胫骨上端的截骨手术也不行，因为预期的手术部位上的瘢痕使截骨手术充满危险，甚至无法进行。

为了让尚衍朋站立起来，于仲嘉敢于叩问苍天，更善于搏击命运。他带领助手汤成华、何鹤皋、施时琴、黄慕洁等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确定了手术方案：

第一步，先切除患腿上的疤痕组织；再将患者后背左侧的一块背阔肌皮瓣游离下来，移植到患者的患腿上；

第二步，是这次医术创新的核心步骤——背阔肌皮瓣游离下来后，患腿不是找不到可供吻合的血管了吗？那就将游离皮瓣的血管蒂接到另一只健康腿的血管上，并将两条腿交叉“搭桥”缝合，建立“皮桥”，用健康腿血管供应的血液，通过“皮桥”，养活移植到患腿上的皮瓣；

第三步，术后两个月再切断“皮桥”和“皮桥”内的血管，使两条腿分离，让移植患腿上的新皮瓣靠侧支循环来养活自己；

第四步，术后五个月做胫骨上端的截骨矫正术；

第五步，半年后做下肢畸形矫正。

首例桥式交叉吻合血管游离组织移植术

为了探索手术方案的可行性，并确保手术成功，于仲嘉带着助手先后用25条5至10.5公斤重的狗分5组进行了手术实验。动物实验证实了于仲嘉的设想，也为临床手术积累了经验。

当年5月18日，手术一举成功。患者经过胫骨上端楔型截骨矫正术和下肢畸形矫正后，可以正常行走了。

尚衍朋手术康复后

尚衍朋两岁时患病，22岁时，经于仲嘉之手，终于站立了起来。出院的时候，他是怎么道谢的，于仲嘉忘了。于仲嘉只记得尚衍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有希望了。我可以找女朋友了。”

这话，对于仲嘉来说，太甜蜜了。

和以往不同，这一次，于仲嘉和他的助手是在手术成功之后，在于仲嘉的家里，才为这种属于世界首创的复杂手术，起了个复杂的名字——“桥式交叉吻合血管游离组织移植术”，简称“桥式交叉移植”。

三年后，这一四肢显微外科最新成就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桥式交叉移植”的诞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医术发明，它扩大了游离皮瓣移植手术的适用范围，不仅给四肢外科，也给颅脑外科、胸外科、整形外科、烧伤外科提供了全新的手术方法，使得许多过去无法得到治疗的患者，有了修复肌体缺损的希望。

患者本人避免了截肢的厄运，患者家庭免除了照顾患者的负担，社会减少了一位救助对象，功德无量！

临床案例六：发明“组合移植”

于仲嘉的“桥式交叉移植”成就再次引起轰动。

很快，络绎不绝的求医者为于仲嘉攀登医学高峰，又锁定了一个新的医术目标。

新的医术目标是一位来自贵州山区农村的小女孩钟亚梅逼出来的。那年她才8岁。

钟亚梅手术前

三年前，小亚梅在一次车祸中受伤，导致左小腿皮肤、软组织广泛损坏，胫骨和腓骨开放性骨折。经过治疗，虽然胫骨和腓骨的骨折已经愈合，但从膝盖以下，到脚踝关节以上，整个左小腿的皮肤都没有了，肌肉也大部缺失，只留下厚厚的、不稳定的瘢痕覆盖着细细的骨头。由于瘢痕牵拉，左脚严重扭曲，脚跟不能落地。

小亚梅身世孤苦，家境贫寒，她的姑妈背着她，不惜倾家荡产，历尽千辛万苦，四处求医，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一致的、认真的，也是无情的：这孩子，只有截肢了！

小亚梅的姑妈流着凄苦的眼泪拒绝了。

姑妈背着小亚梅，三年求医三载泪。绝望中，终于打听到了渴求已久的救世福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于仲嘉擅长治疗四肢疑难病症，找他，孩子或许有希望！

不少人找于仲嘉看病，都是一大早拿着一张有于仲嘉照片的报纸，堵在医院门口，一见到于仲嘉，不是失声哭诉，就是“扑腾”一跪。

每每遇到患者或患者家人下跪，于仲嘉上前搀扶时，常常也是一句老话：“你别，别这样。我是名医，但我不是神医。我承受不了哇！”

小亚梅住进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后，最初，于仲嘉也像她们见到的所有的医生一样，也在劝说小亚梅截肢。

泪流满面的小亚梅啜泣着，不由分说地拒绝了：“你今天给我截肢，我明天就跳楼！”

孩子痛不欲生撕心裂肺的绝望哭声，似万箭攒心，小亚梅姑妈“扑腾”一声给于仲嘉跪了下来。接着，就是长跪不起泪如雨下痛摧肺腑的乞求：“求求你，求求你啦！救救孩子吧……”

也就是那哀肠寸断的一刻，于仲嘉的心也被撕碎了。他含着眼泪，终于咬住了牙关：再难，也得去为可怜的孩子搜肠刮肚想办法！

要治疗小亚梅的患腿，难啊！

采取以往“桥式交叉移植”，已不再管用，因为小亚梅与尚衍朋不同，她的左小腿不是部分损伤，而是全小腿损伤，面积太大了，移植一块背阔肌皮瓣根本覆盖不过来，必须游离两块背阔肌皮瓣，才能完全覆盖小亚梅的患腿。

医学上的“皮瓣”，不是指薄薄的一张皮，而是“连皮带肉”，还带上一组比“皮瓣”长出一截给“皮瓣”供应营养的动脉和静脉血管。

难题就是从这来的。两块背阔肌皮瓣各有一组血管，手术一共需要吻合两组血管，而小亚梅的患腿已经没有可供吻合的血管，健康的右腿也只能提供一组血管做“桥式交叉移植”手术。

为了帮助小亚梅战胜人生厄运，于仲嘉终于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叫“游离组织组合移植术”，简称“组合移植”。简单地说，就是先在患儿后背左右两侧各游离一块背阔肌皮瓣，再把两块背阔肌皮瓣的动脉和静脉血管分别缝合到一起，使两组血管蒂变成一组血管蒂，然后，再做“桥式交叉移植”手术。

“组合移植”技术的关键，在于将两组血管蒂缝合成一组血管蒂。这说起来简单的活路，做起来，却非常非常难，因为这样做必须打破四肢显微外科领域多年信守不渝的一个律条——血管的“张力”理论。

按照当时的四肢显微外科理论，吻合血管时，血管短了，张力就大，而张力过大，会使血管腔变窄，容易发生漏血、吻合处血管内膜撕裂等情况，甚至形成血栓；相反，血管长了也不行，因为血管的张力不足会导致血管迂曲、血流不畅，也会形成血栓。所以，吻合血管时，必须保持血管的适度张力。经过无数次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公认的张力限度为1厘米。就是说，两根需要吻合的血管对接后，再松开，此时，两根需要吻合的血管之间的距离若为1厘米，那么，吻合后血管的张力就正合适。

吻合血管手术，通常，血管直径两毫米时，要缝8至14针（初期做断肢再植手术时，最多缝合25针）；血管直径0.3毫米时，要缝四五针。

本来，做“桥式交叉移植”吻合血管手术时，由于需要吻合的血管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一定的张力容易使吻合后的血管发生扭曲，进而出现血栓，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再增加血管非平面的吻合处，血管扭曲、针眼撕裂等情况发生的概率将成倍增加，危险更大。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吻合的血管没有张力。

血管张力理论，于仲嘉早在做首例“桥式交叉移植”手术期间，就已经开始怀疑了。此时，在一系列解剖、实验和临床手术实践的基础上，于仲嘉最终完成了对这一信守多年的律条的正式突破：吻合血管可以没有张力，但前提是手术技术必须超常精湛，剥离血管必须剥离得非常非常光滑、均匀，血管对接的位置、角度必须非常非常准确，血管的缝合必须非常非常平整、密闭，差一点点都不行。

多少年后，于仲嘉还在感叹这次充满巨大风险并承担重大责任的创新手术：“这些年来，我们做断肢再植和再造手手术，在国内讲课培训学生，出国作学术报告，都在强调这个吻合血管的‘张力’理论，国外专家也都这么说。如今，要把它当作戒条来打破，不容易啊！是要冒风险的啊！我把人家孩子后背上的两大块背阔肌皮瓣割下来了，一共有三四斤重，放在手术台上是两大堆肉啊！手术要是失败了，怎么向孩子的家长交代？别人都说吻合血管要保持一定的张力，我也这样说过，如今，偏偏要破除这个张力理论，反过来强调所要吻合的血管必须没有张力，并以此为前提来实施这个手术，对患者没有深厚的感情，我能心甘情愿拿起这个手术刀吗？对自己的技术没有绝对的把握，我敢孤注一掷做这个手术吗？”

1983年12月3日，于仲嘉在助手何鹤皋等医师的配合下，世界首例“游离组织组合移植”手术一举成功。整个手术历时9小时55分钟。

为钟亚梅游离两块背阔肌皮瓣

为钟亚梅的健腿和患腿之间建立皮桥

术后一年随访表明，小亚梅左小腿上移植的肌皮瓣颜色正常，没有发生冻疮，血液循环良好，皮肤有了感觉；两侧下肢长度相等，行走步态稳健、正常；上肢也伸举自如。小姑娘被压抑多年的天真活泼的天性完全恢复了。

临别时，曾经痛不欲生的小亚梅在草坪上摘了一朵小红花，一蹦一跳地奔跑到于仲嘉跟前，恭恭敬敬地献上，然后，伸出双手，搂住于仲嘉的脖子，把小脸蛋紧紧地贴了上去，任两行滚滚的热泪奔涌而下，洒在恩人的脸上，浸透在衣领上，再流淌到在场所有人的心底。

那一刻，不少在场的医务人员眼睛都湿润了。

几年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来到钟亚梅的家乡，拍摄了她轻盈矫健的步态，以及发自肺腑的佳音。

钟亚梅手术康复后的双腿

钟亚梅手术康复后

这一例全新的治疗方法被发明人于仲嘉命名为“游离组织组合移植术”，简称“组合移植”。

“组合移植”由于一举解决了修复多元组织缺损的世界级难题，作为临床医学的创新成果，于1987年获国家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于1988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临床案例七：掌声认同的学术交锋立场

1985年12月，山东省临沂市义堂镇19岁的农村青年董勤亮，在父亲陪同下，从家乡慕名来了。一年前，董勤亮左手的五个手指被粉丝机全部压碎，被迫截掉，落下残疾。这一次，爷俩满怀希望恳求于仲嘉再造左手。

董勤亮手术前

于仲嘉答应了。

本来，手术前，于仲嘉为董勤亮设计的手术方案是再造左手的三个手指，可是，一上手术台，于仲嘉的创造灵感被再次激活了。他随口问道：“董勤亮，我看你的脚趾头蛮长的，做手指肯定好。我给你做五个手指行不行？”

躺在手术台上的董勤亮，本来对于仲嘉就敬若神明，听了于仲嘉这一说，顿时喜出望外，脱口就是一连串的“好，好，好”！

“双足供趾再造手”难，“单足供趾再造手”更难，给董勤亮的左手再造五个手指需要运用“组合移植”，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这台领先全世界的四肢显微外科手术，手术方案在手术台上说改就改，于仲嘉眉头都没皱一下。

没有坚实的学识功底，没有娴熟的临床医术，没有不迷信书本律条的真知灼见，没有敢于挑战僵化学术戒律的胆略和气魄，没有与病员的情感融通，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9小时25分钟下来，一个前所未有难度最大的再造手类型，一个最接近原生态手形状的再造手，就这么随口一问之后，被于仲嘉轻而易举地创造出来了。

半年后，于仲嘉为董勤亮再造的五个手指全部恢复了冷、热、痛、痒的感觉，并均能独自做屈伸活动。根据国家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驾驶员在申请办理驾驶执照时，手不能缺少拇指和示指，其余三个手指只能缺少一个，否则，不予办理驾驶执照。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记录片《手》中，人们看到，董勤亮用这只再造手重新握住了拖拉机的方向盘，又可以在广阔的乡间田野里尽情地驰骋了。

手术康复后董勤亮的手、脚

手术康复后的董勤亮

就是这一年，于仲嘉赴长沙参加全国第一届显微外科大会的时候，一位专家在会议上对于仲嘉发明的再造手多种类型提出了委婉的异议：再造手有两个手指就够了，再造的手指多了，手的功能不会增加很多，脚却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位专家的异议并非毫无道理。按照四肢显微外科教科书上的通行理论，如果为失去手的残疾人再造拇指和示指，那么，就能使手的功能恢复60%左右；如果再多造一个中指，手功能的指数仅仅增加20%左右。

熟悉于仲嘉的人都知道，参加这类学术会议的时候，于仲嘉一般不多讲话，更不擅长借机会友、交友。他不发言则已，一发言，必定单刀直入，昌言无忌，常常因此得罪一些名牌专家。

这一次，面对异议，于仲嘉先是诘问对方：“你做过几例再造手？”

见对方尴尬，于仲嘉直言相告：

【“那好，我告诉你，三个手指抓、握东西比两个手指稳固。我给患者做五个手指，手掌就宽了，握方向盘的时候就稳当多了。交通管理部门有规定，手指缺失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办理驾驶执照。我给患者再造了五个手指后，如今，患者能开拖拉机，能开大卡车了。你说，这对残疾人有没有必要？”】

于仲嘉的反驳，立刻博得了满堂热烈掌声。

这掌声认同的，是于仲嘉在学术交锋中的草根立场：那位专家依据的，是书呆子们迷恋的书本律条；而于仲嘉的着眼点，是残疾人梦寐以求苦苦期待的生存功能的重建。

一位会议参加者对这场争论是这样评说的：做再造手，特别是运用“组合移植”再造一手五指，对手术速度要求很高。游离同一个组织，有些专家虽然名气很大，但做手术花费的时间是于仲嘉的两三倍，甚至四五倍。手术速度上不去，自然不敢多接手指。有些专家擅长写论文，但做不了复杂的再造手，怕丢面子，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情理之中。

临床案例N：于仲嘉的临床医术发明不胜枚举

不少人认为，于仲嘉医术发明的动力，源于患者和患者家人悲苦不已、流淌不止的泪水。

江西省九江市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师简香娥，就是又一位见证人。

简香娥当年有一个4岁的女儿，叫李英，也是车祸致残。小李英比钟亚梅更不幸，左小腿除了软组织大面积坏死外，胫骨还缺损一段。胫骨是小腿上比较粗的那根长骨，它缺损后，较细的腓骨根本支撑不了身体，行走就更不行了。

因为家居长江边，信息灵通，李香娥为女求医的过程又不像钟亚梅姑妈那样艰难。一开始就有人告诉她：“要保住你女儿的腿，你就是到国外也不行。只有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于仲嘉，你可以找他试一试。”

李香娥李幸炳夫妇心头一热，眼睛一亮，背起女儿奔着心中的“太阳”去了。

小李英手术前

最初，于仲嘉也没敢答应，因为李英的症状比钟亚梅严重多了，并且治疗这种复杂的组织缺损，在国内外全无先例。

但李香娥锲而不舍，天天和丈夫背着女儿去找于仲嘉软磨硬缠，见一次，哭一次。

多少年后，李香娥无限深情地回忆道：

【“于教授的心最软了。治疗办法是我把他逼出来的。他见不得眼泪，尤其见不得孩子的眼泪。”】

治疗李英患腿的办法与治疗钟亚梅患腿的办法，在移植背阔肌皮瓣，在“桥式交叉移植”和“组合移植”吻合血管等方面，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对胫骨的修复：于仲嘉从李英健康的右腿上取下一段腓骨，插在患腿缺损一截的胫骨中，以实现对缺损胫骨的修补。

为李英移植背阔肌皮瓣和腓骨

小李英是在1984年2月23日上午8点30分被推进手术室的。

作为母亲，李香娥最牵肠挂肚的应该是孩子的手术。然而，镂骨铭心让她永世难忘的，却是于仲嘉出手术室的那一刻。

当晚9点30分，手术整整13个小时后，56岁的于仲嘉从手术室出来了：“孩子的手术很顺利。”就这一句话，多的没有。说完，于仲嘉后背往走廊墙壁上沉沉地一靠，疲惫地闭上了双眼。

这时，手术室护士长端着一杯刚冲好的麦乳精，急匆匆地走了过来，把吸管轻轻地插进于仲嘉的嘴里，然后，才向焦急等待女儿的李香娥解释：“于主任从进手术室到现在，只喝了两口乐可福（麦乳精），连厕所都没上。为了孩子，他不敢停下来。”

瞬间，李香娥的泪水像翻过闸门的水帘，奔涌而出，潸然雨下。

多年后，当年的小李英脱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在一家远离父母的公司上班，有了年轻人称心如意的“白领”工作，有了姑娘家甘饴如蜜的甜美生活。

视频中手术康复后的小李英

在李英之后，徐州小男孩孙涛又奔着于仲嘉求医来了。6岁的孙涛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虽经当地医院抢救治疗，保住了性命，但左腿在大腿中段截肢，右腿小腿软组织大面积坏死。

手术前的孙涛

对于孙涛患腿的治疗，应该与治疗钟亚梅患腿的方法大体一致，还是采用“桥式交叉移植”手术。但由于孙涛不像钟亚梅还有一条健康的腿，他只有一条布满疤痕的腿了，若从后背移植过来一块背阔肌皮瓣，这血管又接到哪里呢？

在许多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眼里，于仲嘉就是当代的医林骐骥，他在手术台前出人预料地对付许多“绝症”，进而改变患者人生命运的点子太多了。

给孙涛做“桥式交叉移植”手术，不是找不到可以供应血液的下肢吗？那好，就让手臂来承担这项任务。于仲嘉把从孙涛后背游离下来的背阔肌皮瓣移植到右腿上；再把皮瓣上的血管蒂接到孙涛的右手臂上，建立一个“皮桥”，用石膏把右腿和右臂固定在一起，让手臂上的一组血管输送血液来养活移植到小腿上的背阔肌皮瓣；养活了，再把“皮桥”切断，让手臂和小腿分开。

为孙涛的健臂和患腿之间建立供应血液的皮桥

别具匠心的手术，再次一举成功，小孙涛保全了唯一的一条腿，可以拄着拐杖上学了。

孙涛手术康复后

于仲嘉发明的临床医术还多，仅再造手一项，于仲嘉先后为一百多名残疾人再造了有感觉、有手功能的新手，并一步一步将再造手发展到八种类型。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枚举。

曾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进修过的方金洋医师，是于仲嘉的“关门弟子”。他说：

【“别看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大学把基础知识背得滚瓜烂熟，检索医学知识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都远远跟不上于老，一上手术台，解决疑难问题的跳跃性思维就更跟不上他了。真的，追踪于老的跳跃性思维简直是一种享受。那时，我才二十五六岁，他已经是六十四五岁的老人啦！”】

花甲之年的临床案例：发明“外固定支架和关节治疗器”

发明再造手8年后，荣获第七届国际显微外科大会唯一首奖8年后，名列国家卫生部表彰的“上海医界十杰”榜首2年后，荣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年后，当了14年副主任医师、57岁的于仲嘉“晋升骨科主任医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推荐书》第1页，1995年3月）

于仲嘉常说：

【“我在人民军队里长大，是共产党培养了我。我就是要为军旗争光！”】

于仲嘉发明并领先世界的临床医术，靠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储备及娴熟应用，靠天赋的创造性灵感，但更多来源于临床病患者及其家人凄苦的请求。这是悬壶济世的责任压力，更是永不枯竭的思维动力——早在断肢再植手术兴起之时，于仲嘉就发现，多数断肢者不能或未能接活断肢，落下了残疾，于是，想到了肢体再造，发明了再造手；接着，他又看到，不少肢体伤残者是因为患肢得不到有效救治，才不得不截肢，于是，又突破常规戒律，发明了“桥式交叉吻合血管游离组织移植术”和“游离组织组合移植术”；再后，他又注意到，多数肢体残疾的原因，除了手术技术和术后护理方面的问题外，传统的骨折治疗方法也存在着严重缺欠，于是，又发明了“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和关节治疗器及其应用技术”。

对骨折的治疗，通常包括复位、固定、修复和功能锻炼等措施。这其中，最麻烦，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骨折端的固定。

骨折的固定，分为骨折外固定和骨折内固定。骨折外固定常用的方法有夹板外固定、石膏绷带外固定等。骨折内固定常用的方法有克氏针固定、髓内钉固定、钢板螺钉系统固定以及骨牵引等。

上述骨折固定的方法，在临床上存在着损伤软组织、容易引发并发症和不利于骨折愈合三大缺欠。很多骨折术后并发症都是因为内固定钢板或钢钉治疗不当造成的。钟亚梅就是因为内固定钢板后，引发了感染，造成软组织大面积坏死的。李英更惨，她的软组织感染又诱发了骨髓炎，导致了胫骨缺损。

于仲嘉当医生，只要看到了患者的痛苦，就一定去琢磨改进医疗技术的办法。

经过三载寒暑的艰辛努力，1990年8月，于仲嘉发明的“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和关节治疗器及其应用技术”（简称“外固定支架和关节治疗器”），由设想变为现实。到1995年12月，“外固定支架和关节治疗器”一共开发了普通型、特型、带关节型和微型等四大系列三十多个品种、四套配套工具、两大螺钉系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技术”治疗系统。

安装“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的过程，比以往的内固定手术简单多了。先用刀尖在骨折肢体特定的位置上划一个很小的口子，用止血钳分开肌肉组织，避免血管、神经受到损伤；再将四枚螺钉旋紧在骨质层中，装上“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锁住相应部位的锁钮；最后，借助手提X光机透视的影像，用手使患者骨折处复位，并调整、锁定“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的所有锁钮。

整个过程，半个小时左右就能结束。

尺骨、桡骨和手骨折后，外固定治疗的X光片

在骨折愈合初期，通过调节支架延长器，对骨折端实施压缩，使复位后的骨折端保持绝对的静止固定；在骨折愈合中、后期，即骨折线开始模糊或出现骨痂的时候，通过支架延长器锁钮的逐步放松，使骨折端逐渐承受纵轴的负重应力，以刺激骨痂生长及骨折处的愈合。

骨折完全愈合后，拆除“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的过程非常简单，既不需要开刀，更不需要麻醉，拔出四枚螺钉，卸下外固定支架，抽两支香烟的工夫就可以完成。

“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和关节治疗器及其应用技术”应用于临床后，彻底改变了以往治疗骨折“绝对固定、完全休息”的治疗理念和治疗状态，使治疗和功能锻炼同步进行，七至十天就可以下床锻炼，甚至出院回家，带支架恢复学习、工作，不但减轻了患者住院治疗的经济负担，而且成人少误工，学生少误学，治疗效果也出奇地好。

接受多功能外固定支架治疗的患者

1994年8月，江苏省启东县一位公安干警因公负伤，四肢共七处粉碎性骨折，最初，在当地医院治疗，全身裹满石膏，几乎成了不能动弹的“石膏人”。当患者从电视和报纸上得知于仲嘉治疗骨折的新发明后，立刻转往上海。在第六人民医院骨科，这位干警身上的石膏被全部拆除，既没开刀，也没输血，仅仅安装了七个“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就使患者七处骨折得到了良好的复位和固定。患者住院第三天，开始在床上活动四肢；两周后，下床锻炼行走；半年后，骨折全部愈合，功能恢复良好，又回到了“保一方平安”的人民警察工作岗位。

1995年5月，浙江省的一位农民在劳动中，双小腿不幸被割刀割断，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组织五位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医师为他实施了断肢再植手术，并安装了“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结果，术后四周患者就能下床站立。这一病例表明，我国的断肢再植技术又有了新的进展，并继续在国际上保持着领先地位。这条消息经中国新闻社报道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家庭病例：大师家的残疾儿子

不了解于仲嘉的人，也许会觉得他有点自恃其才，自命清高，傲岸不驯——曾以“家里那么多的工作”为由，1982年不愿留京3天等候卫生部长接见，1985年不愿多呆几个小时等候上海市长的接见，甚至以“中央首长已经接见过了我一次”为由，1985年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英模报告会上做了报告后，不愿再次等候中央领导的接见。

实际上，在工作之外，于仲嘉三次“拂袖而去”还有难言之隐——他放不下常常由妻子独自一人支撑的家，特别放不下他那幼时患病逐渐瘫痪的儿子。

于仲嘉的儿子患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脊椎病，病症随着少年时期的身体逐渐长高而日益加重，长高一截，病情就加重一次，并且引起脑萎缩。上学前，仅仅是提不起鞋跟，跑不快。上小学后，开始频繁摔交，并逐渐加剧。

1985年两次“拂袖而去”之时，不仅是求医者络绎不绝、于仲嘉显微外科手术最为繁忙之时，也是于仲嘉儿子病情处于加重阶段。由于肢体无力，重心不稳，于仲嘉儿子常常摔倒，而且一旦摔倒了，就必须有人扶。一米八五的个头，两百斤左右的体重，扶他的人，没有力气还不行。

在街上骑自行车的时候，于仲嘉儿子每一次摔倒，他都只能躺在大街上，向过往的行人呼救：“叔叔，大哥，帮我一把，拉我起来吧！”

回到家里，于仲嘉儿子一旦摔倒，就只有躺在地上，等待父亲回家才能把他扶起来，因为瘦弱的母亲扶不动。于仲嘉回来之前，夫人赵秀宝只好把家里的被子拿来，给儿子垫在身下。有几次，于仲嘉手术忙到深夜，他患病的儿子就在冰冷的地上躺到深夜。

后来，儿子在街上摔交的次数多了，引起了交通警察的注意。好心的警察推迟下班，主动护送于仲嘉儿子回家，并向于仲嘉夫妇交代：“于主任，你们不能让孩子骑自行车了，这样下去太危险。”

于仲嘉夫妇听从了警察的劝告，几天后，抽空给儿子买了一辆手摇三轮车。

为了已近残废的儿子，也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1986年，作为上海市瑞金医院的骨干医生赵秀宝办理了“病休”手续，不久，提前退休。

1992年，儿子基本上不能独自行走了，渐渐地，连独自站立都不行了。从此，进入家庭生活最艰难的苦熬时期。

于仲嘉的家，生活艰难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一位普通下岗女工一淌八年止不住的泪水中，得到印证。

下岗女工叫张金英，原来是上海酵母厂的一位汽车驾驶员。1994年，因工厂效益不好，她下岗了。不久，在同一工厂的丈夫董家华也因故离开了工作岗位。此时，女儿才12岁。为了支撑这个家，丈夫独自在外自谋生计。

破屋更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那年9月，张金英的丈夫还没挣到钱，就在一次工作中不慎从高处摔下，右腿髋关节处的髂骨髋臼骨折，右臂的尺骨和桡骨也发生了骨折。

丈夫受伤，对张金英来说，那是家里的“顶梁柱”塌下来了，维持一家人生计的生活来源断了不说，治疗费还得四处求人告借。按最初打听到的情况，对丈夫骨折的治疗，要通过手术在大腿和手臂的骨折处埋入钢板，再打上螺钉固定，右腿还得做一两个月的牵引，由此，才能使骨折处复位、纠正畸形、愈合。照当时的物价，治疗费将开支两万多元，该送的“红包”还不算。这对于双双断了生活来源的下岗职工来说，无疑雪上加霜。

危难之时，张金英夫妇遇到了心中的“救星”。

遵照于仲嘉的诊治意见，张金英的丈夫放弃了传统的内固定钢板和牵引的治疗方法，使用了于仲嘉不久前发明、被国家卫生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列为国家重点推广项目的“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整个治疗效果好得出奇，手术一周后便开始行走锻炼，半个来月便带支架出院回家。三个月后，拆除“外固定支架”，右前臂和右大腿完全恢复正常活动。

为了尽量减轻这家人的生活负担，于仲嘉夫妇帮助张金英夫妇精打细算，使整个治疗开支节约了四分之三，才花了五千来元钱。

拆除“单侧多功能外固定支架”那天，医院应该退还一千多元押金，但张金英夫妇寻思：人家给我们做了这么好的治疗，我们又一直没给于教授送礼，索性押金不要了，就算送去的红包吧！

没想到，在于仲嘉办公室拆下“多功能外固定支架”后，押金退还了他们。

张金英丈夫董家华是位透着产业工人一身豪气的汉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年腊月，尽管一家人过春节只有百把元钱，但还是和妻子张金英一道带着“心意”去拜谢不要红包的于仲嘉夫妇。

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跨进于仲嘉的家门，进入眼帘的，是驰名世界的造手大师快要离休了，还住在两室一厅的小房子里，与老伴守候着一个瘫痪儿子。

张金英泪如雨下。临别，张金英哭着说：“我们没有权，也没有钱，但有力气。从今往后，我们来帮你们！”

从那天起，张金英每个星期都要来几趟，帮助赵秀宝洗洗衣被，打扫卫生，干点家务活。有力气活儿和修理技术活儿的时候，张金英的丈夫董家华就来帮忙。

从张金英的家到于仲嘉的家乘公共汽车要转几次车，往返汽车票8元，张金英舍不得花，每次都骑自行车，一个来回要一个半小时。到后期，张金英索性隔一天来一次，风雨无阻，寒暑不误。

于仲嘉夫妇劝她不要来，但张金英心坚如铁：“我们家最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了我们。人，不能没有良心。于教授救助了那么多的人，家里的生活却是这样艰难。你们家里的困难我们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了，我们就得帮你们。”

于仲嘉夫妇支付工钱，张金英说什么也不要。一提付工钱，张金英就落泪：“钱，我绝对不要。即便需要打工挣钱，我也决不在于教授家打工！”

就这样，社会上最困难的下岗工人用自己仅有的双手，无私扶助了世界最著名的造手大师。一干，就是感人肺腑旷日弥久的8年，直到于仲嘉的儿子2003年40周岁辞世之时。

张金英（左）和于仲嘉夫人赵秀宝2014年合影

医界的时代性案例：大师的“身价”

2004年，一位省城大医院骨科主任和笔者说起于仲嘉，就赞不绝口：

【“于仲嘉？那是我们国家的国宝。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卫生部委托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举办全国的断肢再植学习班，我们这些老一点的骨科医生都知道，讲课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能讲，但真正上手术台做教学、示范性质的手术时，多是于仲嘉。我们国家开展断肢再植在全世界是领先的，可以说，于仲嘉是世界断肢再植和临床四肢显微外科的鼻祖。”】

赞扬完了，这位骨科主任又表示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遗憾：

【“像于仲嘉这样的国宝，我们可请不起。他们这个层次的专家都是有经纪人的。×××前一段时间曾经到这座城市里做过一次手术，比于仲嘉做的再造手、组合移植要简单得多，他的经纪人开价多少，你知道不？8万！这人虽然是著名专家，但技术要差于仲嘉一筹。于仲嘉出来要多少钱？照这个价格比较，不算交通、食宿费，出来会诊至少得两三万甚至三四万元钱，做个手术嘛，得12万元！”】

当这惊人的“身价”传到上海，于仲嘉的态度出奇地冷漠，就像冰封的江河、雪裹的大地：

【“我值多少钱？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人来找过我。”】

再问，他的回答更冷：

【“我要是走穴就缺德了。为什么？找我做手术的人都是些穷光蛋呀！好多人是卖牛卖驴变卖家产来求医的。要真收这么多的钱，还让不让患者一家老小活了？！”】

大师痛哭为苍生

面对大千世界的万千变化，于仲嘉的内心世界也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同情草根患者倾家荡产来求医；另一方面又忧虑四肢显微外科医生的劳动得不到尊重，忧戚自己发明的“再造手”将成为共和国的“绝版”，忧惧“名医吃苦、庸医发财”的现实会一步步扩大。

不知大众和舆论是否关心过这样的问题：在各行各业几乎都讲“经济效益”的市场主导环境下，显微外科医生复杂的创造性劳动，究竟得到多大程度的尊重？

以《上海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汇编(2014)》为例：“断肢再植”每肢5500元，“断指再植”每指（趾）4690元；“拇指再造术”六种类型，价格为每次3100元～5400元不等。作为参照，阑尾手术为660元，牙齿的“正畸治疗”27项3000～8000元不等。（2017年版变化不大）

用市场供需规则衡量，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衡量，这个价格很难服人。还因为：

——四肢显微外科手术难度极大，不仅要接血管，接神经，接肌腱等，还要保证“对指”一类的功能，全国愿做能做并且做得好的医师屈指可数，全世界也凤毛麟角。

——四肢显微外科手术劳动强度极大，每做一例，不在手术台前站上七八个十来个小时是下不了手术台的。于仲嘉在手术台上练就的“憋尿功”，晚年也成了累赘——白天不解便，晚上尿频，生物钟都乱了。手术过程中连中午饭都顾不上吃一口，体力、精力、智慧和胆略的支付，以及风险的承担，都是超极限的，每做完一次手术，就像害了一场大病，要几天才能恢复过来，长此以往，还会诱发腿部静脉曲张、胃病等职业病。

——四肢显微外科手术社会意义极大，保住、修复、再造患者的肢体，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所减轻的经济负担，是可以超过手术费的，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无价的。

四肢显微外科手术这样干，这个价钱的手术费还不是给医生个人。在相对微薄的待遇下，仅仅靠道德约束，如果能回归上个世纪干部群众同仇敌忾同甘共苦的五六十年代，或许还行得通，可在市场经济今天，看着周围某些争名于朝的官场诸吏、争利于市的商场诸君，简单的道德说教和法纪恐吓能不苍白吗？

置身扭曲的医疗市场大环境中，医院领导若不变着法儿地或默许或纵容或支持骨干医生“堤内损失堤外补”，能留住人才吗？留不住人才，你拿什么去招揽患者就诊住院？而医院一旦门可罗雀，又如何实现市场化的效益指标？

于仲嘉的一些学生留学国外后没有回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待遇问题。虽然，当骨科医生不乏挣钱的“旁门左道”，但毕竟拿了不踏实。

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但市场这只手，并非都能为普罗大众服务。

当然，“再造手”遭冷遇有多方面原因，比如医界的唯文凭导向、唯论文导向等，但最难辞其咎的还是极端市场化之推手。

如今的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曾多年领先世界的四肢显微外科技术发展逐渐放缓，进入“平台期”。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第四军医大学西京骨科医院院长裴国献为此叹息：“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因为不发展就意味着退步。”（周范才、潘晖：《“中国手”50年 能否继续引领世界》，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02期）

2014年，于仲嘉接受上海电视台“往事”栏目采访，说到“再造手快要失传了”的时候，耄耋之年，享誉世界医坛的“造手大师”竟然失声痛哭！

受于仲嘉嘱托呼吁：为了众多肢体伤残者，应该尊重医生的复杂劳动、开创性劳动，不能让“再造手”成为“共和国的绝版”！

但另一方面，于仲嘉也在为草根大众忧心忡忡：总不能让老百姓倾家荡产去求医吧？

大师知道，这是一个现实的两难选择，他死难瞑目翘首期盼的是——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医疗卫生体制民本主义改革。

高戈里

202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