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举报白恩培、仇和等高官，被誉为“年纪最大、级别最高、最不为己”的三“最”反腐愚公——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先生，于6月9日18时03分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
杨维骏先生192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父亲杨蓁是挑水工，母亲是缝衣工。出身贫寒的杨蓁自幼刻苦学习，考入云南讲武堂，加入同盟会，与朱德结为兄弟，1925年，奉孙中山之命，率师入桂讨伐叛军，遇刺身亡。
杨维骏先生继承了父辈的遗志，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相继被暗杀后，还是学生的杨维骏认为：“为劳苦大众请命、奋斗，就是政治。”
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杨维骏先生利用父亲的关系联系上“云南王”卢汉，协助劝说卢汉起义，使云南避免了战火的破坏。解放后，杨维骏先生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1959年，杨维骏先生因为不肯检举费孝通，被打成“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后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1993年卸任;1998年离休。
1989年，杨维骏任云南治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副组长，因过问省委书记儿子倒卖统购云烟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百亿的事，得罪了地方大员;省政协副主席届满被卸任。
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转任、主政云南，推出“一湖四片”造城运动。杨维骏得知被拆迁的农民只拿到了拆迁补偿款的零头，征地2万亩总计剥夺村民金额高达千亿，农民多次到省委大门口哭诉，白恩培都坐视不理。已退休的杨维骏利用老干部座谈会当面向白恩培反映问题，成为一个让白恩培坐立不安、极为头痛的人物。
2009年，杨维骏得知省内的兰坪铅锌矿被四川老板刘汉以10亿人民币控制了近六成股权，而据他了解，这是亚洲最大的铅锌矿，曾被估值价值5000亿人民币。“这不是贱卖嘛!”——因为此事涉及到白恩培，杨维骏将举报材料交给了当时的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负责人。
2007年，仇和赴云南、主政昆明，推行推行“全域城镇化”，福海社区1800亩良田被非法征用，居民房屋遭强拆，许多老人无家可归，住到猪圈，不堪煎熬者跳鱼塘自杀。2010年12月17日，杨维骏坐着政府配备的专车，带福海社区12名失地农民进入云南省政协上访，“制造”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公车上访”事件。
这期间，刚正不阿的杨维骏一直没有停止举报、向上反映白恩培和仇和等腐败官员的问题，一度还收到过某位被举报的时任领导的死亡威胁。
2013年4月，杨维骏实名举报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的公开信被一位记者放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被称为级别最高的实名举报者。
在杨维骏持续数年的努力下，白恩培、仇和等人先后落马。白恩培落马前就已调离云南，接任者秦光荣同样是大力推行强征强拆，杨维骏又开始实名举报秦光荣。2019年5月，秦光荣主动投案自首。
杨维骏先生这种精神为他赢得了民众的尊敬和爱戴，却也是孤独的，他生前曾对记者说，“赞赏我的人很多，却还没看到有哪一个效仿我”。他的妻子王婉琪说：“(我们住的)小区大多都是省级干部，过去他在散步，有哪些不满，和别人聊天，人家都说 ‘是啊’，但有一次他发动签名，却谁都不签。”
白恩培还在任的时候，为了躲避杨维骏，将老干部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企图将党外人士杨维骏排除在外;锲而不舍的杨维骏又利用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机会继续当面反映问题。
与今天的许多党员相比，与落马的白恩培、秦光荣、仇和相比，哪怕是与那些只知“颐养天年”、甚至参与“分一杯羹”的退休同僚相比，没有党员身份的杨维骏先生，更像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杨维骏先生一举报一个准，倒不是他掌握了什么内幕消息，早已被卸任的他是没有什么实权的，这一现象背后正是官场的塌方式腐败。
昆明四面环山，唯有一大片昆明湖，历任主政者为了政绩、为了“油水”必要填湖、占田、拆迁，搞开发，腐败基本上就是围绕者昆明湖展开的。只要是睁开眼，都能看到那些利益受损的农民和被拆迁户，正直的杨维骏能不“一举报一个准”吗?
所以，并不是反腐愚公杨维骏先生多么神通广大，而是因为他眼里是真正有劳苦大众的，一直没有忘记“为劳苦大众请命、奋斗”的初心。世有反腐愚公杨维骏，究竟是这个时代的“幸运”还是“不幸”呢?
媒体在追思杨维骏先生的时候，都会提到他1959年不肯检举费孝通而被打成“右派”的经历。
费孝通与杨维骏先生也算有师生关系，他们都是心系国家与民族的开明知识分子。不可否认，他们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特别是乡村建设思路上与毛主席领导的党是有一定分歧的。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回避这个分歧。因为，路线问题，不可不争。《毛选》五卷甚至还点过费孝通的名，这恰恰是毛主席的光明磊落之处。
遭遇塌方式腐败的反腐愚公杨维骏先生如果能够完整、平和地看待新中国70年的历史，大概也能理解毛主席为何对“路线问题”如此执着，以至于要开罪他那些党内外要好的朋友，背负一生的误解和骂名，因为毛主席是真正为劳苦大众的，更是因为毛主席能够以战略家的眼光比一般人多看50年、100年!
但是不是有分歧就要将费孝通、杨维骏等人打为“右派”，这却未必是毛主席的本意，“反右扩大化”更是远远背离了毛主席的初衷。在毛主席了解到费孝通被打成右派之后，还专门下达了指示，要保留费孝通先生的教授身份和待遇。杨维骏先生被打成右派，同样是“反右扩大化”造成的。
《北京日报》曾经登载过一篇短文《费孝通谈潘光旦先生的人格和境界》，是根据费孝通先生在1999年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的。在这个讲话中，费孝通先生说道：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怪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这就是从“己”字上出来的超越一己荣辱的境界。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
显然，费孝通先生对潘光旦先生的态度是赞同的，他们在理念上与毛主席不合，但某些历史的悲剧和伤害并不能怪罪到毛主席头上。对于“反右扩大化”而言同样是如此，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责任还是应当分清楚的。
比党员更像党员的杨维骏先生走了，当年他被错划成“右派”，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但希望一生坚守“为劳苦大众请命”的杨维骏先生在天之灵，可以好好回首自己的一生，回首共和国70年的历史，进而能够理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这也算是对历史遗憾的弥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