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早就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读者》2008年第14期上，发表了茅于轼的《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一文(以下简称《茅文》)，就是一篇用后三十年彻底否定、“虚无”前三十年的恶劣典型。

　　他说，“要说改革好不好，比一比改革前后就清楚。”诚然，不比不知道，对比很必要。问题在于，评说前三十年“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对比前后三十年，必须遵循客观、全面、辩证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令人气愤的是，《茅文》却反其道行之。他评说“前三十年”，竟然完全无视客观事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随心所欲，编织谎言，令人叹为观止。

　　鉴于今年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对《茅文》作一番解剖，批判是必要的，有益的。

　　(一)比对前后三十年，基本出发点只能是实事求是

　　列宁在其著名的《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中，把“观察的客观性”作为第一个要素。而《矛文》却完全无视客观实际，谎言满篇。

　　诸如，《矛文》宣称，前三十年物价倒也不涨，“不过供应越来越差，凭证、凭票供应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非卖品。售货员靠聊天打发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诚然，前三十年物质供应偏紧，一些基本生活实行凭票供应。

　　只是《芧文》断言，尽管凭票，“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非卖品”，这就纯系谎言。

　　试问，这种论断的事实依据何在?是亲历所见，还是道听途说?何年何月中国的百货商店就是只供“参观”的“陈列馆”?你当年想必也或多或少进过百货商店，难道只是去欣赏“陈列品，非卖品”，没有买过任何东西?此其一。

　　其二，芧于轼号称著名经济学家，应当懂得“再生产”的道理。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前三十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额是逐年增长的。1949年为140.5亿元;1956年为461.0亿元;1965年为657.3亿元;1979年达1752.5亿元。如果这些商品都只是摆在“商店橱窗里的陈列品、非卖品”，橱窗能摆得下吗?全国工厂还有“再生产”可言吗?

　　其三，以王府井百货商店为例，1955年9月25日开业当天，日销售额达30.9万元，盛况持续一周，至1972年营业总额达到1亿元;1979年则突破2亿元，日均营业额达55万。王百营业员的艰辛，大家都可想而知。著名劳模张秉贵为了减少顾客排队时间，苦学苦练，练就一手绝技——一抓就一斤(技术比赛为“498克”)，人称”“张一抓”。仅王府井百货这一铁的事实，岂不就将茅于轼的这种谎言驳得体无完肤!

　　又如，《芧文 》诬谓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 “穿的自由是没有的”，说什么“城里人穿什么?那时候穿西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时大家都穿中山服。……女同志很少穿裙子。穿布拉吉(连衣裙)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家都不敢穿。烫发更不敢了。要烫发需要单位开证明，说某某同志是文艺工作者，有烫发需要，这才可以烫发。穿的自由是没有的。”

　　试问：根据又在哪里?毛主席、周总理何时发过“禁穿”的指令?党中央、国务院哪个文件有过此种禁令?

　　无庸置疑，前三十年中国百姓穿西服确实很少;49年一解，大家争穿“解放装”，尔后长期流行“中山装”，成为风气。这也是老百姓自由选择的结果。正是“穿的自由”使然。怎能说只有都穿西服才算得上“穿的自由”?

　　反观现在，老百姓穿中山服很少，岂不也是没有“穿的自由”?

　　毛主席、周总理也是常穿中山服，受到世人尊重，总该不是“没有穿的自由”，难道他们也是怕扣上“资产阶级”帽子?

　　可见，所谓中国老百姓“没有穿的自由”，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再如，《茅文》说：“城里人吃什么?北京是全中国供应最好的城市。但供应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粮，如玉米、白薯。大米、面白也是质量很差的那种，现在我们都不吃的。好的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供应。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

　　这是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臆疡。民以食为天。只拿他所谓除了北京，“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来说。

　　这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 茅于轼又凭什么如此肯定北京之外的全国各地，供应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

　　这里，我倒想同茅于轼“对质”：长沙应是“外地”，你怎么得知长沙市前三十年供应的粮食“绝大部分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老夫也算“老长沙”了，家里我买粮，长沙市粮店供应的粮食的品种，“绝大部分”都是大米。同茅于轼的论断完全相反。只是间或有些年秋后，也有过搭配一、二个月红薯，每人按定量2斤(1︰10)搭配，爱吃红薯的人想多搭还不行，并未搭配过其他“粗粮” ，你咬定外地长沙供应的粮食“绝大部分”是“粗粮”，根据在哪里?　假的就是假的，我量你拿不出根据。

　　还如，《芧文》说：“现在许多人都出国，不论办公务还是私人旅游，出国的机会很多。”前三十年“不要说去外国，连国内旅游都被严格限制。”

　　这是睁着大眼说瞎话。

　　前三十年，老百姓外出旅游，确是极少;现在风行，凸现生活提高。但硬说那时“连国内旅游都被严格限制”，则是造谣。如不认帐，请拿出根据来，党中央、国务院何时，又是怎么“严格限制”旅游的?

　　且不说全国，单拿首都北京来说，北京政府哪项政令对外来游人“严格限制 ”?

　　众所周知，那时“外来人”初次进京，大家也少不了到颐和园、故宫等玩玩，哪有什么“被严格限制”过?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茅于轼随心所欲，诬谓中国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造谣惑众，連一点“实事求是”影子都没有!

　　(二)评说前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实事求是地看待建国后的70年，不仅坚持观察的客观性，而且要力求做到观察的全面性，防片面性。而《茅文》看待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拿他所谓工人的生活状况来说。他说:“中国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领导阶级，20世纪60年代初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标准—42·5元。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谋到的一份工作。”

　　《茅文》这里说到二级工标准42·5元，倒是事实。毛泽东时代确是实行“低工资”，承认差别，但又不过份悬殊的工资制度。工资增长较慢。但茅于轼不应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首先，《茅文》只说2级工标准42·5元，工人工资多低，为何不说5级工，乃至8级工的工资是多少? 其实，那时8级工的标准工资已达100零几块钱。这可是行政16级县处级干部的工资水平呀!　显然，不合茅于轼“虚无”的需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其次，茅于轼不是号称“著名经济学家”嘛，那总应当懂得，职工的分配不止于第一次分配，还有第二次分配。前三十年不仅是“低工资”，同时又有“高福利”。那时水、电不要钱;住房单位分配，不收房租;工人实行公费医疗，连工人的直系亲属也享受“半公费医疗”;子女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基本上国家“买单”等等。这一切难道无关“工人阶级”的生活?

　　再次，前三十年固然是实行“低工资”，但那时的工人却连作梦也不曾有过“下岗失业”。与此同时，还有“高就业”。毛主席在解放之初，尽管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却连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全部“旧人员”都一概“包起来”。工人工资虽说较低，却往往一家人都有班可上。此外，讲到“低工资”，还不能无视低物价。《茅文》承认那时“物价倒也不涨”，其实不止不涨，而且非常便宜。这种低物价，再加上高就业、高福利，一个工资收入四、五十元的工人，却能养得活四、五口人，还不愁子女考上大学，读不起书。

　　至于《茅文》断说什么：过去工人拿42·5元工资，“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谋到的一份工作”，靠的“关系学”。请问茅轼，你又是托的什么“说情才能谋到一份工作”的?

　　其实，前三十年党风、政风清正廉洁，已是举世公认。“托人说情”之事不是没有，但只是个别、少数，并未形成气候。要说“关系学”风行，无孔不入，愈演愈烈，这还真改开以来的问题，栽不上前三十年。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茅于轼把“靠关系”说反了，颠倒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达到极致。

　　可见，茅于轼对前三十年工人的生活状况，抓住2级工工资42.5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真是形而上学猖獗。

　　列宁说得好：“如果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把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茅文》玩的就是“连儿戏也不如”的虚无主义“鬼把戏。

　　(三)话说前三十中国百姓生活，决不应当撇开基本的数量分析。

　　茅于轼号称著名经济学家，还荣膺过“2007品牌中国年度人物”，论及前三十年的中国百姓生活，理应尽量让“数据说话”，而他却执意撇开全国性的基本统计数据，信口开河。请看他对共和国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的住房状况是怎么说的吧。

　　《茅文》说：“然后谈住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房子盖得很少。因为政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何况盖房子又很花钱的。那时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钱盖房!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的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结果人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结婚只能并铺，根本没有房子可供分配。一家三代人住一间屋不是稀罕的事。……在办公室里搭铺，铺上加铺，充分利用空间。以天津为例，20世纪5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为3·8平米，到72年降低到3平米。”

　　这里，《茅文》显然是按照“资本”的逻辑，既然毛泽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盖房子又很花钱，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钱盖房，于是就逻辑出前三十年“房子盖得极少，结果人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的结论。接着，还摆出天津从49年到72年，人均住房面积反而减少0.8平米的数据，作为实证。

　　然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逻辑”，却是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在一穷二白的基地上，国内财力有限，还有国外帝国主义严厉封锁，却是千方百计为广大干部和劳动人民新建住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清二楚。茅于轼摆出了天津的数据，却为何要撇开前三十年全国建房的“大数据”?只能说是居心不良，甚至心里有鬼!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前三十年新建职工住宅面积以万平方米计：1950年为251;1953年为1342;1956年为2523;即使国民经济最困难的1960年，新建职工住宅面积也达2978;1972年为2730;1979年为6256，是1949 年的25倍。

　　再从各个时期职工住宅竣工面积来看，以万平方米为单位，一五时期9450;二五时期11012;1963到1965时期，4271;三五时期5400;四五时期12573;五五时期23496，是一五时期的2.48倍。

　　这就表明，1979年全国新建住房面积达6256万平方米，是1949 年的25倍;五五期间职工住宅竣工面积，是一五时期的2.48倍。应当说，前三十年房子盖得并不少，党和政府是尽力了。

　　请问茅于轼：你为什么如此无视这些铁的事实，不顾统计局全国新建住房“大数据”，信口开河，硬说前三十年“住房盖得极少”，“人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

　　诚然，前三十年新建住房，同职工日益增长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住房是偏紧，这也是事实。只是应当看到，国家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职工队伍迅速扩大。拿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增长来说，1949年是800万，到1979年达到7693万，增长近10倍，再加上，城镇扩张较快，因之，职工住房不宽，或者偏紧，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还应当看到，那时新建住宅，都是免费分配给职工住的。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从这一方面来说，比起如今头顶住房“大山”的“房奴”，那一代职工够幸运的了。再说，这些年2亿农民工大军的住房现状，其实也并不美妙。

　　如果说，前三十年城市住房果真是“盖得极少”，那么到79年全国7693万职工究竟住在哪里?是不是都是“三代同房”?都在“办公室铺上搭铺”?那又哪里来那么多办公室“铺上加铺”?

　　我倒想问个清楚：你茅于轼结婚之时，究竟是怎么“并铺”

　　的?你在办公室“铺上加铺”，又是睡的第几层“加铺”?

　　至于茅于轼摆出了天津人均住房面积数据，1972年比刚解放时还减少了0.8平米，这应是真的。只不过，茅于轼以此证明，毛主席只搞建设，不顾老百姓死活，“新建住房极少”，那就犯了形式逻辑“推不出”的错误。因为“人均住房面积”的减少，既同新建住房多少固然有关，更同城市人口增速相联。天津人均住房面积减少，究竟是城市扩张、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还是“房子盖得极少”所致?这就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再看肉食供应问题。茅于轼同样隐瞒全国性的有关统计数据。《茅文》宣称：北京市每人每月有半5斤肉，而“大部分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只有国庆、春节会有一点”。这里，茅于轼为了编织谎言欺骗年青人，同样不敢直面全国有关数据。

　　其实，国家统计资料表明，全国生猪生产增长是可观的。前三十年国家收购肥猪量，以万头为单位 ，1950年为81.5;1956年为7860; 1965年为7859.5;1975年为10281。到1978年增至10849.1，为1950年的133倍。

　　茅于轼怎能说国家收购这么多生猪只供应北京“每人每月5斤肉”，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

　　《茅文》论及“行”的问题，说什么前三十年“青年人结婚盼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买这三大都要票。撵一年发的票也不够买三大件,结婚时只好找亲戚朋友凑。凑够了票还要准备钱。” 为此，在《茅文》中还配发一幅插画：一个年青人买回一辆自行车，老老少少一群人围着看稀奇。

　　拿自行车来说，前三十年我国自行车发展之快，产量之高，在世界上亦属罕见。全国的自行车社会零售量：1949年为1.4万辆;1957年为84.7万辆;1965年达176.2万辆;1978年增长到809.6万辆，为49年的57倍。此时全国人口是9 亿多人，买辆自行车，有什么新奇的可言 ?少数地方结婚要送自行车，买辆普通车，又何难之有?

　　其实，那时自行车在全国已是相当普及。工人上班，甚至农民出工，都骑自行车，街上满街自行车流。外国人把中国称之为“自行车王国”。 这本是我国人民解放后生活提高在“行”方面的表现，却成了茅于轼攻击前三十年的靶炳，这对一个以右派自居的人来说，也是不难理解的。

　　茅于轼捉住这样事情大做文章，未免太不道义。

　　(四)对比前后三十年不应当割断历史。

　　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提到当时的条件下。”对比前后三十年，应当“把问题提到当时的条件下”，应当回复各自的发展基础，决不能无视各自客观条件，决不应割断历史。前三十年是在49年那样一个烂摊子上起步的，而后三十年，则是在前三十年艰辛地创建好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上发展的。它们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接。

　　就拿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来说。

　　《茅文》说：“再看看农村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能够吃饱。如何喂饱这几亿人，始终是人民政权的最大挑战。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全民学大寨，口号一个接一个，政策加强又加强，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1956年时人均粮食量为310公斤，1960年灾害时下降到210公斤，1978年恢复到320公斤—徘徊了22年。”而改革开放后，则一包就灵。“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更饱、更好。”

　　这是《茅文》提供的唯一一个全国性数据，人均粮食1956到1979年“徘徊了22年”，完全属实。他精心选出这一数据，是以此造成一种映象，似乎前三十年中国的“粮食总产”就没增加多少，“徘徊了三十年”。茅于轼用心也太良苦，真是“虚无主义”专家、老手。

　　首先、《茅文》所谓“徘徊22年”，为何起点选在1956年，而不是1949年?这只是因为，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只有11318万吨，人均粮食仅为208.9公斤，而到1956年，粮食总产增至62828万吨，人均粮食突破306.9公斤。显然，不合茅于轼“虚无”前三十年的需要。

　　其次，《茅文》说什么毛泽东时代，费了那么大的力气，

　　又是“以粮为纲”，又是“全民学大寨”…… “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按说紧接着就应列出“粮食总产量”上不去的具体数据，而他搬出的却是1956、1960、1972年人均粮食量“徘徊了22年”的数目， 驴头不对马咀。“粮食总产”和“人均粮食产量”，是两码事，不是一回事!又为何不敢列举全国粮食总产的数据?

　　其实，茅于轼所谓从1956到 1978这个“人均粮食徘徊的22年”的过程中，我国粮食总产就从19275万吨，增长到30475万吨，增长58.1%。而从1949年到包产到户前的198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1320万吨，增长到32502万吨，增长1.8倍，年均增长3·7%。这样的增长速度，同世界各国相比，是比较快的，比之包产到户后的三十年也不逊色。压根儿不存在什么“徘徊”。

　　只是由于同期我国人口增长过快，才导致“人均粮食徘徊22年”。茅于轼执意隐瞒粮食总产增长的事实，究竟为什么 ，也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就按茅于轼”的说法，毛泽东时代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搞了三十年，没能解决老百姓“吃饱肚子”问题，而一旦包产到户，“粮食就吃不完，连年出口 ”了。真是“一包就灵”!

　　茅于轼就这样用后三十年，彻底抹黑、否定前三十年!

　　这显然是不合于历史的真实，也有违于历史的辩证法。

　　殊不知，包产到户后中国老百姓解决了“吃饱肚子”问题，是立足于毛泽东时代创建的农业及相关工业发展坚实基础之　上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大家知道，增产粮食，一要土地，二靠水利，三靠科学，四还要有化肥。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八字宪法”，水字当头。前三十年，我国数亿农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靠着集体经济的优势，开展了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庫，总蓄水量达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农用排灌动力，由建国初期的十二万八千马力，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万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还新打机井二百四十一万眼，为干旱农田开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达到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这就为我国农业生产的持续和稳定发展，为老百姓“吃饭”问题的解决，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同样，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创建的强大化肥工业基础，没有三十年前袁隆平实验成功了的杂交水稻等等农业科研成果，只凭“包产到户”就能魔术般地“粮食吃不完，还出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的问题?包产到户，“灵”得起来吗?

　　事实胜于雄辩。这就有必要看看我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几年，全国粮食产量、人均粮食的客观实际，让数字说话。

　　国家统计数据表明，经过毛泽东时代的30年，全国人均粮食，

　　从1949年208.9公斤，到1979年的已达340.8公斤，据说还有粮食储备达达5000亿斤之多，应当承认，这已是大体上，或基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饭”问题。

　　而茅于轼不认这个帐，咬定到毛泽东时代结束，79年也是“吃不饱肚子”，只有“联产承包”后，一包就灵，从此以后，老百姓“ 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

　　那么，这个“一包就灵”，又是怎么个“灵”法呢?

　　原来，小岗村带头开启包产到户大幕之后，1980、1981连年减产，人均粮食不增反降，分别减少至327.4公斤、324.6公斤。比79年还低。

　　如果说，这2年全国粮食减产，是因处在推广包产到户的过

　　程中，但到1982年，全国实行了包产到户，也夺得粮食丰收，人均粮食也只提高到达348.7公斤，比1979年也仅多7.9公斤。

　　1983年人均粮食达到375.9公斤，比79年增加了35.1公斤。1984年创80年代粮食总产量最高记录，人均粮食攀高到

　　390.3公斤，比79年增加多达49.9公斤。

　　但1985年,全国人均粮食又下降至358.1公斤，比1979年仅多17.3公斤。

　　直至到1994年,，毛泽东时代结束过了15年，全国人均粮食也是371.1公斤，比79年只高出30.3公斤。

　　按茅于轼的说法，这就是彻底解决了前三十年始终没能解

　　决“吃饱肚子”问题，从此以后，老百姓“ 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更饱、更好。”

　　这个1982、1983、1984、1985和1994年，比1979年全国人均粮食，分别增加的7.9公斤，35.1公斤，49.9公斤，17.3公斤，乃至30.3公斤，也未免真太神通、太神奇、太神圣了。

　　这就不由得想起一则广为流传的神话：一个傻瓜进城，买烧饼充饥。吃完第一个，像似没吃，再连吃几个，还是不饱，直至吃完第10个，一下就“吃饱了”。傻瓜高兴得大笑起来，却突然后悔无及，连打自己几个大耳光，嘟噜自己“好傻!为何不晓得先吃这最后一个，只吃一个不就饱了呀!”

　　茅于轼自以为聪明透顶，把前后三十年割裂开来，用后三十年彻底否定、“虚无”前三十年，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个吃烧饼的大傻瓜!

　　(五)医疗、教育是“老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不应当三缄其口

　　《茅文》对比了过来中国老百姓衣食住行的一些方面，却对教育和医疗，三缄其口，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众所周知，前三十年里，毛主席和周总理不是在口头而是真正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那种帝国主义长期封锁经济，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条件下，坚决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国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干部　、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工厂职工家属“半公费医疗”;农村人民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室;全国“赤脚医生”和卫生员500万。 当时中国用不到世界上1%的医疗资源解决了近四分之一人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创举，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崇为世界的典范。

　　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年会，目的就是推广中国经验。　那次大会，国际社会高度认可中国建国之后的医疗体制建设，认为中国解决了很多国家面临的医疗问题，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的新路。

　　1993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也高度赞扬中国前三十年的医疗保障，在世界上“一直是低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例外”，这是“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令人费解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举世无双医疗保障体制，竟被颠覆性的改革掉了。从而把中国老百姓置于“看病难”这座新的大山之下，压得喘不过气来。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进行卫生体系绩效评估中，中国的卫生业绩综合评价，列到 144位;总体健康水平列为第81位;人均卫生人费用占有量列139位;社会内部卫生费用分配的公平程度列第188位，即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昴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

　　这对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实在也值得好好反思、总结。

　　教育方面，也是这样。

　　这是茅于轼无法否定的事实，想“虚无”也虚无不了，只好避而不谈。

　　(六)人均寿命的长短是老百姓生活状况的集中表现

　　老百姓生活，从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教育状况，卫生医疗状况，到政治生活，民主自由权益，乃至获得感、幸福感等等，归根到底，表现为一个综合指数，那便是人的幸福、健康、长寿。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它能以比旧社会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以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样的结果，自然落脚到人民的幸福、健康、长寿。

　　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确切的说法叫“人均预期寿命”，仅仅35岁。而当时世界人口平均寿命则是47岁，比中国人均寿命多达12岁。但经过毛泽东时代，到1978年中国人均寿命跃进到68岁。总人口增加了4亿多。此时世界人均寿命为60岁。中国人均寿命高出世界平均寿命7岁。韩国人均寿命65岁，澳大利亚这个发达国家人均寿命67岁。

　　这就表明，经过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均寿命由低于世界人口平均寿命12岁，提升到高于世界人均寿命8岁，一下子跃升到全球发达国家人均寿命之列，比韩国、澳大利亚还略高一点。

　　前三十年，中国人均寿命增长了33岁，增长之快，举世罕见。中国前所未有，以后也难再有。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幸福生活的集中表现。茅于轼怎能诬谓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改开40年来，中国人均寿命继续增长。卫生部网站颁布了2003—2007年中国卫生发展简报，我国居民人均寿命由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73.0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65.4岁高7.6岁。2018年　中国人均寿命达76.1岁。改革开放40年增长了8.1岁。

　　综上所述，茅于轼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完全无视客观事实，主观片面，随心所欲，编织谣言，竭力歪曲、诋毁、抹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胡说“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以此证实他常说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全面倒退”。茅于轼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极端敌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他骄傲地自称，自己是57年准确地打成的右派，确实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胡跃邦“一风吹”并不领情。改开后，又拿着美国中情局支持的“福特基金会”的钱，“投桃报李”，为美国说话，替美国办事，极力使红色中国改革颜色。他“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彻底“虚无”共和国前三十年，这就是他们的内在“逻辑”的必然了。

　　(2019-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