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家宝与“活宝”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日，《乌有网刊》网站上刊登的《终于找到钱学森之问的真相：“毛主席让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一文，一下子解开了我心中多年的疑惑。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网上已经盛传了十多年。据传，“钱学森之问”，是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家宝总理在探望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和伟大的爱国者，而且更是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据说，当年在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本人的恶潮甚嚣尘上和私有化的程度愈演愈烈的时候，钱学森曾经预言到：“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钱学森为我们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具有非凡的意义。钱学森不仅开创了我国的航天科技事业并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我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而且还更带出了一支队伍，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科学家。特别是钱学森更留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从不不居功自傲而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宝贵精神。毛主席就曾经这样赞誉钱学森：“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嘛!”因此，钱学森也被誉为是“人民科学家”。
一九五五年，在冲破了层层的阻碍之后，钱学森终于从美国回来了。刚一回国，钱学森马上就投入力学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担任了所长。随即，他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办法。这份意见书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布成立，钱学森担任院长。在此期间，钱学森不仅要领导火箭和导弹的研制工作，而且还要给刚分配来的一百五十六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的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后来这批人都成了我国“两弹一星”研制领域里的骨干，不仅为民族、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也取得了辉煌的个人成就。钱学森亲手教育出来的那些学生，都是新中国培养造就的杰出人才。他们所取得的实际成就，远非少数几个只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的解放前教育出来的所谓大师可比。对于这些，钱学森是一清二楚的。因而钱学森绝不会认为“(新中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所以“钱学森之问”，纯粹就是个伪问题。而编造“钱学森之问”的目的，就是要为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鸣锣开道。
钱学森不仅足可以称为是国宝级的大师，而且其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的确至今国内也没有几人能出其右。由于钱学森的基础知识和一些学术理论，确实又是在解放前或是国外接受或取得的。因此编造如此内容的“钱学森之问”，在逻辑上，表面看似乎也还说得通。然而更应该知道，钱学森更多的学术成就，却是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通过与实践相结合才创造的。
真正的“钱学森之问”，是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愤怒控诉，是对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干、勇于超越、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群众相结合路线的大力弘扬。而在这方面，钱学森本人就是杰出的代表。
所谓的教育去行政化，实际上是要党放弃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抓住了教育的这个阵地。毛主席就曾经指出：“教育界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去占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反对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是一些教育工作者和一些从事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的学者的一贯想法和做法。当年在反右斗争中，有的人就是因为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一理论，反对党对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工作的领导，才被定为右派的。
教育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极为重要，可以堪称是立国之本。教育不仅要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而且更有意识形态的教育。而要保证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就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教育路线。
当年党的教育路线，包含着对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这样一项政策。所谓的旧知识分子，就是在解放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这些人，又大多是从事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人。
提到党的教育路线，就不得不提及另一个“国宝”级的“大师”季羡林。
在看望“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之前，家宝总理先去探望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季羡林。季羡林尽管被国内的某些主流媒体吹嘘为是什么著名的国学大师、泰斗、国宝，然而季羡林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知名度，比钱学森可差远了。季羡林的那点名气，主要是因为他出版过一本名叫《牛棚杂记》的书。而《牛棚杂记》这本书之所以出名，就是由于季羡林给文革时期的“五•七干校”，改成了“牛棚”这样一个滑稽的名字。
“五•七干校”是文革期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起的一种特殊的干部学校。“五•七干校”是毛主席为了使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能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而让他们去学工、学农的一种社会大学校。只是由于“五•七干校”不仅混进了像季羡林这样的牛鬼蛇神，而且在改革开放后，还更是被他们“更名”为了“牛棚”。
与其他那些控诉文革的家伙不同，在《牛棚杂记》这本书里，季羡林对文革的控诉，使用的却是滑稽、幽默、甚至是调侃的笔调，所以其杀伤力颇为巨大。而季羡林也因此名声大噪，被任命为了北京大学的副校长。
在《牛棚杂记》这本书里，季羡林说他在文革中受尽了迫害，然而在文革正酣且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季羡林却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污蔑》的署名文章。在文章中，季羡林不仅热情地讴歌了党长期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路线，而且更是狠狠批判了右倾翻案风。
文革期间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的，可都是文革期间的风云人物。然而改革开放后，季羡林却用《牛棚杂记》这本书，说他在文革期间受尽了迫害。面目转换的如此之快，不知季羡林到底是牛头，还是马面。
季羡林曾有一句名言，“假话全部说，真话不全说。”既然真话不全说，那说出来的，就一定是谎话。
改革开放后，季羡林享尽了大师、泰斗和国宝这巨大荣誉，然而在临死前不久，季羡林却在他的《病榻杂记》这本书里，要把国学大师、泰斗和国宝这巨大荣誉摘下去。“三顶桂冠一摘，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季羡林的中晚年人生，非常滑稽。因为一篇文章，而在文革时名声大噪;由于一本“杂记”，又在改革开放中名利双收。长期以国宝自居，临死又不愿成为国家之宝。所以这样的国宝，不仅变成了“活宝”，而且也更辜负了家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