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策划组织与台独势力、港独势力的全力配合下，乱港分子们上演了一场试图以乱港作为“开幕”，根本目的在于“乱中”、阻挠两岸统一、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戏”。
那么，香港的乱象是怎样形成的？怎样蔓延的？
香港今天的乱象，绝非修改“逃犯条例”引发，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的确存在十大教训需要好好总结：
第一，把香港当成“宝贝儿子”，宠坏了
当年在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如果香港搞不好，我们有责任，如果香港在我们手里搞坏了，我们就是罪人”等等出发点。
这是正确的，但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执行中出现偏差。
因此，对于香港我们就像对待一个“超级宝贝儿子”那样，过度溺爱，也就像我们很多家庭那样，“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我们不仅不收取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地区应该缴纳的税收，反过来大量向香港大量输血……逐渐地，这个宝贝越来越具有盲目的优越感，越来越任性，越来越猖狂，一开始变成了“熊孩子”，再后来变成了“不孝之子”、再后来变成了“逆子”。
第二，“港人治港”能力明显不足，没有达到原有预期
我们当初在香港回归时国力不足，香港在我们面前就是“高大上”的感觉，因此对于干预和治理香港缺乏自信，总体上持放任态度。
由于长期被殖民，即便是当时的香港“精英”，作为被殖民者，根本就难以甚至无法进入真正的“香港领导阶层”，而是出于中级以下的“雇员地位”，基本都处于被动执行英国皇室任命的“总督”命令和指示，缺乏统揽香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管理、发展民生等方面的能力。
1997年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下的“港人治港”，当年处于被殖民者地位的“英国皇家雇员”地位以及大商人们，突然间就成了香港特首和“政府要员”，缺乏最基本的执政阅历，处理香港全盘政务的能力较低。
香港乱象之所以有“民众基础”，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缺乏执政能力，错失了经济转型机会，相对发展速度滞后，民众生活水平的优越感快速失落，尤其是年轻人们收入微薄，在香港那个高物价的地方，很多人对生活状态极为不满。
面对内地的高速发展，大量内地游客前往香港旅游购物，生活不好的港人那种优越感丧失殆尽，而且心生酸楚和妒忌，破碎之下玻璃心，使他们多次爆发反内地游客的举动。
香港当年的高速发展与领先繁荣，根本原因是内地经济发展对过去的香港那条贸易通道的高度依赖，来源于其港口贸易、内地对外贸易的“香港通道”依赖之下的产业链和“国际金融中心”。那时候港人对于内地的高度优越感，来自于同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内地的经济状况对比。而如今香港的相对发展速度迟缓，根本原因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地各类大型港口的建设以及自贸区建设，对香港的依赖基本抛弃；此外还有被严重制约的香港政府，没有办法实现香港经济的及时转型，导致了今天香港经济的相对衰落。
“香港的衰落”，是内地经济高速发展、不再依赖香港、香港的制度造成其自身失去经济转型机会的因果关系。
香港特区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做好必要有效的宣传。但反华反共势力却故意欺骗不懂历史、不懂世事的学生们以及港人们，用香港经济不景气大做文章，利用传媒工具和教室忽悠欺骗民众，把责任归结为香港回归。而这一点，我们几乎没有在香港进行有效宣传，因此，乱港分子们接受的观点主要就是反华反共势力的歪曲性欺诈性宣传。
第三，“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基本被架空
无论香港回归之前的状况怎样，如何特殊，既然回归了，既然是“一国”，既然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区，我们政府就不应该仅仅是只有驻军和任命特首两项权力，在司法和人士任免方面的权力，应该具有更大的权力。
在英国离开之前突击制造的“司法制度”基本架空了特首权力的情况下，我们任命的特首实际上发挥不了太大作用，香港的主导权实际上大多被“香蕉人”和外籍大法官掌握在手里；特区政府本身就没有多大实权不说，加上特区政府里不少要员实际上也是“香蕉人”，特首的权力基本就没有多少真正的“大权”，实质上处于“名义特首”状态。
这样一来，“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并没有在实践中有本质意义的落实，而是处于实际被架空的状态，两者相加就是雪上加霜，国家主权概念在不少港人心中也处于虚无状态。
这就是香港今天乱象的“民众基础”，因此才会发生多次上百万人的“抗议示威”。
第四，在香港没有驻扎武警
香港回归，我们仅仅驻扎了解放军部队（驻港部队），当时的考虑是标志着“中国主权象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任何国家如果入侵中国也不会选择从香港那个地方攻入，驻港部队的的确确成了“象征意义”的部署，不能发挥任何实际上的大作用。
从香港回归22年的实践情况来看，本来没有的“港独势力”，竟然已经成了气候。因为，军队的主要作用是抵御外地入侵，捍卫领土主权，因此乱港分子根本不惧驻港部队。
这一波长时间暴乱，恰恰就是策划者想用乱港分子的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设法升级暴力范围和烈度，故意刺激驻港部队出手，然后拿住把柄，在国际上掀起反华、抵制、孤立和制裁中国的浪潮。
而如果我们当时同步驻扎了武装警察部队，同样具有“宣示主权”的作用，其基本使命和任务就是维护社会治安，在香港暴乱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出手，对于那些外部和内部的反华势力、分裂势力、暴乱分子的震慑作用不仅很大，并且具有现实的执法职能和效率，香港的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第五，香港的司法制度造成了“反华势力主导香港”实际状况
长期对香港进行独裁殖民政策的英国，在香港回归之前突击制定了一系列“司法制度”，建立了“司法独立”的体系，埋下了系列的“连环法治地雷”。这些地雷不断被引爆，成就了今天的香港乱象。
香港目前的“司法独立”，实际上是为了最大限度削弱政府和特首权力、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对香港各类事务主导权和影响力而设计的“司法制度”。
我们先来看看香港超过政府权力的最高立法机关——立法会的议员情况：像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姚松炎、郑松泰等人那样明目张胆的反中分子和港独分子，居然可以通过选举成为香港立法会议员！他们不仅拒绝宣誓，而且在立法会上侮辱国旗。
我们再来看看香港的“检察院”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可见，律政司是香港的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特首对其根本没有指导权和干预权。
最后再来看看香港终审法院情况：其更是权力巨大。关键是——终审法院的法官还是终生制法官，大法官里是外籍法官和双重国籍为主。中国人涉嫌犯罪，外国人审判，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所以，才会有了“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在美国会被警察现场击毙的“占中”分子暴力袭警，警察反击，最终警察被重判入狱，而袭警犯罪分子却逍遥法外的全世界最荒唐判决。
因此，香港的司法制度，严重架空了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形成了“反华势力在相当程度上主导香港”的实际现状。可以这样说，香港的“法制”是乱港分子的生存土壤，也是最坚实的靠山。这是香港乱象最直接、最要害、最现实的根源。
第六，人事权力被架空
毛主席早就说过“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但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大框架下，我们对香港的主导和控制权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失去了干部任免权。我们仅仅对香港特首具有任免权，而特首几乎没有对政府重要官员真正的任免权。也就是说，像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姚松炎、郑松泰等人那样明目张胆的港独分子、反华分子居然可以通过选举成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外籍和双重国籍大法官们组成了审判中国人乃至特首的终审法院。
面对这样的现状，香港特首再怎么爱国，再怎么听命于北京，在怎么努力，也是孤掌难鸣，根本发挥不了主导作用。
第七，没有发挥“群众路线”的优势
群众路线是我党的生命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取得胜利、国家高速发展的致胜法宝。
但在香港问题上，我们没有创造性地结合基本法和香港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前提下的密切联系群众新路子，放任反华势力向年轻人灌输反华反共思想和“非中国人观念”，特别是年青一代的香港人，大多被他们培养、熏陶并争取过去了，才有了上百万乱港分子的暴力和骚乱行动。
第八，院校教育改革缺失
参加乱港暴力骚乱行动的上百万港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甚至不足二十岁的年轻人，并且以“学生会领导”为骨干，以大学生和毕业几年的大学生甚至高中生为主力军，。
这是怎么回事？一方面由于学生都是一张白纸，学校老师就是在白纸上写字绘画的人，而香港很多学校特别是大学的老师里，反华反共分子很多，并且香港的现行教材育与被殖民时期相比，不过是少了英国女王和英国皇家的头像和标志而已，内容几乎没什么变化。在那些反华反共的老师们比香港被殖民时期还要卖力的“脱中教导”、“反华反共教导”下，新生代香港人远比过去的老一代香港人更缺乏“中国意识”，这就是香港乱象的“群众基础”。
第九，舆论掌控和引导不力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几天香港特首和警方的两场记者会场面，诸多的香港本地记者，根本就不像是记者，不是为了报道而报道，甚至连西方价值观下的“独立客观报道”的基本立场都没有，他们把自己当成乱港分子的一员，大闹会场，完全站在乱港分子一边，我们就明白了香港媒体的立场与新闻导向了。
可以这么说，香港乱成这样，新闻记者以及其供职的媒体和媒体后台，在乱港舆论的引导方面“功不可没”。
第十，去殖民化严重缺课
这个问题，很多文章都已经深入阐述，笔者只强调主要论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不等于继续维持香港回归前英国人突击制定的“司法和行政体制地雷”，法官不能是外国人或者双重国籍的人吧？警察不能继续采用英国的队列动作吧？学校不能使用英国人制订的教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