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社会上的骗子很多，骗子为什么能够行骗成功?主要靠三招：一是投石问路，就是先摸清你的需求、爱好及弱点;二是对症下药，就是针对你的需求、爱好及弱点，下“蒙汗药”;三是以真掩假，就是采取多种手法让你相信他是真的，使你解除警惕，最终落入他们的圈套。

　　例如，近年来网络诈骗案件很多，网络诈骗尽管诈骗手法比较新、花样很多，但也离不开投石问路、对症下药、以真掩假这三招。网络诈骗分子首先通过事先“查”和当场“套”等办法摸清你的有关情况，然后针对你的情况特别是利用许多人爱沾小便宜的心理下套，为使你对他的骗局确信不疑，他们会假扮成警察或你的亲友等，还会通过移动通信伪基站、假银行网站和假公安电话等办法让你“核实”他的身份，最终使许多人受骗上当。

　　某作家写作《方方日记》时，也采取了这三招。她瞄准官方媒体在抗疫期间为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必须进行正面报道，而部分民众又希望了解更多疫情的心理，采用了欺骗性的写作方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刻意渲染，无限上纲，搞出了一部充满谎言的《方方日记》。大家如果把她60篇所谓的“日记”从头到尾看一遍，就会发现这些日记的写法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一、文章的基本结构为“三部式”

　　写作的第一步是构思，其中包括文章的结构。纵观全部60篇日记，每一篇日记的基本结构都是由“拉家常”“谈疫情”“说看法”三部分组成的。这三部分就像连环套，一环套一环，一步步地把读者带下沟。

　　第一部分是“拉家常”

　　每一篇日记的开篇首先是谈谈天气，然后同读者拉拉家常：什么家里的老狗没有了狗粮，托人帮助买狗粮呀;什么大哥的女儿从新加坡回武汉探亲，新加坡政府要派包机来武汉撤侨呀;什么武汉封城时间长了，房子小的家庭恐怕不方便，小孩恐怕就相当难受了;什么邻居给自己送来一碟热气腾腾的生煎包子，两人戴着口罩办交接了;什么女儿22日从日本游玩回来，回来即面对封城，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自己给她送菜过去呀，等等。

　　“拉家常”的部分通常放在日记的开头，有时也放在日记的中间。读者们看到这些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东西，就会感到某作家“日记”中写的东西都是非常真实的，很贴近自己的生活。某作家这样写作，一是可以拉近读者与自己的距离，二是会使读者对自己“日记”中的内容深信不疑。

　　第二部分是“谈疫情”

　　拉完家常之后，某作家就开始和大家谈疫情了：什么某同学发微信告诉自己某某病死了，大家都很悲伤;什么打电话询问当医生的朋友，他告诉自己某医院有多少医务人员被传染;什么朋友用微信给自己发来了一张照片，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什么听到一段录音对话，殡葬馆的一位女工在大骂狗官;什么读到某某记者的一篇文章，香港某院士说武汉的医院故意隐瞒疫情;什么今天得到一个坏消息，一位广西援助武汉的年轻女护士生命中断在抗疫的最前线，等等。

　　她在日记里提到的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她在现场亲自看到听到的，都是别人用手机告诉她、发给她，以及她自己在网上看到的。我认为，她在日记里提到的这些事情大多数可能是真的，但也有一些是假的，究竟是别人告诉她时就是假的，还是她自己凭空编造的，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这里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每一件事是否真实，而是整体的叙述是否真实。比如，甲某有很多优点，也有一些缺点，但如果乙某在向不了解甲某的人介绍甲某情况时，只讲甲某的缺点，却不讲甲某的优点，那么留给别人的印象肯定是不好的。这种假话叫作“以偏概全式的假话”。

　　第三部分是“说看法”

　　某作家在每一篇日记中，或多或少都会谈到自己对某一件事或某个问题的看法。有时是专门写一段，有时则是夹叙夹议;有时一写就是几百字，有时则只有几个字。例如她在2月9日的日记里写道：“早上，听到一段录音对话，像是一位调查员与殡葬馆的一位女性员工的答问。该女性头脑敏捷，思路清晰，言语干脆，像极我小说《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她讲述他们的员工完全得不到休息，她自己也快崩溃。在愤怒地述说中，她点名大骂官僚，大骂狗官，真是骂得解气。”这段话的最后六个字“真是骂得解气”就是她对这件事的看法。

　　“说看法”这部分，是每一篇日记中的核心，她反映了某作家对某一件事或某个问题的基本观点。

　　二、主要采用了四种写作方法

　　一是“以叶代木式”的选材

　　文章构思好后，就要选择写作时使用的素材，某作家选择写作素材的办法是“以叶代木”“以偏概全”。谈到自己时说得都是好事，但也有选错的。例如1月28日日记里写到的某官媒总编、她的校友送给她20个N95口罩，1月30日日记里写到的她打电话让洪山区交管局派肖警官送他侄女到机场这两件事，本来是想借此表现自己的人缘好，结果日记发表后被网民抓了公权私用的“现行”。

　　在谈到疫情和防疫情况时，某作家选择的写作素材基本都是负面的，例如，反映疫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苦难，反映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反映群众对政府的不满，等等。

　　由于某作家在选择写作素材时，采用了“以叶代木”“以偏概全”的做法，这就决定了《方方日记》的基本色调是“通篇灰暗一点亮”，疫情期间，整个武汉乃至全国都是一片灰暗，只有某作家她一个人是闪光的亮点。

　　二是“主观好恶式”的描写

　　描写就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人物或景物的状态具体地描绘出来。这是一般记叙文和文学写作常用的表达方法。某作家在写作时，把个人的好恶深深地融入到描写之中。描写疫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苦难，使用的都是 “悲惨”“血泪”“心碎”“悲怆”“痛苦”“绝望”“哀伤”“苦难”“悲愤”这些字眼;描写政府官员，用的则是“狗官”“害人精”“他杀”“谢罪”“手上带着血的人”“视政治如命根，视民生若草芥”“指手画脚”“六神无主”“人祸”“恶劣”“有罪”“做戏表演”等字句;描写批评她的人，用的又是“黑帮”“恐怖组织”“祸国殃民”“成派结帮”“粗暴”“卑劣”“低级”“疯狗”等字眼。

　　三是“刻意渲染式”的煽情

　　某作家不愧是一个“作家”，她尤其善于渲染和煽情。例如，反复是渲染常用的一种方法，它通过用形式相同或相近的句子反复出现，以抒发情感，渲染情绪，突出主题。某作家在2月16日的日记中就用“反复”这一描写手法写了一大段：

　　“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他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

　　这段话一口气用了7个“灾难是”，极力渲染苦难情绪和煽动悲伤、怨恨之情。

　　四是“无限上纲式”的评论

　　某作家在每一篇日记中对某件事或某个问题的进行议论发表看法时，往往采取无限上纲的做法。例如，

　　她把疫情初期某些官员的失误归结为“把常识建立在政治概念上”。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无限上纲。

　　她把武汉因疫情染病死亡的人说成是“他杀的亡灵”，指责湖北及武汉的官员“手上带着血”，要政府“尽快向人民谢罪”。她把一些官员的过失说成是故意杀人，简直就是在故意诽谤!

　　她指责湖北及武汉的官员还不算完，还要把全国的官员都带上，说什么“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 她不仅非常武断，而且极其片面和极端!

　　她还把某些官员的过失说成是国家政治体制“这架机器”造成的，硬是要把某些个人的问题说成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罪过。

　　某作家在每篇日记里还有点题式的标题和结语，其中不少都是偏激、极端和无限上纲的。例如：

　　2月5日的“我们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硬要把天灾说成人祸。

　　2月7日的“在沉沉的暗夜，李文亮就是这一束光”，竟然把中国比喻成暗夜。

　　2月9日的“‘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好像武汉遭到了屠城。

　　2月18日的“民在疫中泣，相煎何太急”，说民众在疫灾中哭泣，还要受到政治的煎熬。

　　3月7日的“谁能想到次生灾害会落到汉语上?”把政府官员一个不当的用语说成是次生灾害。

　　3月10日的“记住，没有胜利，而是结束”，一句话就把全国14亿人民防控疫情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全都抹去。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某作家在写作《方方日记》时，为了达到蒙骗读者的目的，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学写作方法和表现手法：通过“拉家常”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并使读者对自己“日记”中的内容深信不疑;采取“以叶代木”“以偏概全”的方法选择写作时使用的素材，让大家在她的日记中看到的是一片灰暗;用“主观好恶式”的描写，把疫情描述成“一城血泪，无限辛酸”的苦难，把政府官员描述成故意杀人的凶恶罪犯，把批评她的人描述成“一群疯狗”;用“刻意渲染式”的煽情煽动读者对政府的怨恨;最后用“无限上纲式”的评论把政府摆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就这样，某作家用一步一步的欺骗，蒙蔽了不少读者的双眼，在不知不觉之中，给一些读者洗了脑。

　　小说是虚构的，是作家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构建的“海市蜃楼”。许多人读了悲剧小说会流泪甚至放声大哭，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过去，我们只知道法轮功给人洗脑很厉害，今天才知道，某作家在欺骗民众方面的本事一点也不亚于法轮功。她用写小说方法来写“日记”，她就是一个欺世盗名的精神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