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7日香港《星岛日报》有则《发文挺方方嘲五毛 传河北校长也免职》的报导：
“继湖北大学教授梁艷萍之后，河北省重点中学开滦一中校长张丽钧也传出因支持武汉作家方方、嘲讽‘五毛小粉红’而遭免职。河北唐山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发出通告，张丽钧市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市人大常委和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职务亦相应终止。
张丽钧在全国拥有很高知名度，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骨干教师，河北省语文特级教师，河北省‘首届名师’，同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本报记者曾致电开滦一中，查询张丽钧是否已被免去校长，但电话无人接听。
6月3日，前跳水世界冠军劳丽诗发了一则‘我本善人，遇蛆则刚’的微博，‘蛆’在网络上常被用来形容‘五毛小粉红’。张丽钧写了一篇《绝版劳丽诗——昔日跳水没谁，今朝灭蛆有我》的文章力挺。”
方方盟友意欲联“诗”灭蛆，吾人不妨就来挖一下跳水“善人”的本真。曾以“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要什么”回应辞退广东团委科级职务原由的“刚蛆”冠军，5月26日发了条微博：“哈哈哈，突然很开心，因为我没有活成你们喜欢的样子，要是我活成你们这些人赞美的样子，我立马从十米台阶跳下，跳水池没水的那种。”抵死不从党国之心已曝白无疑。对背弃者竟以“绝版”珍视之，则此国级骨干教师是啥货色不问可知。一句“劳丽诗，让我们看到了活出人样儿的美好”，暴露传道授业者惑于“普世”价值的底蕴，网友汪尚就指出：
“疫情期间，她与方方、梁艳萍等南北呼应，对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气壮山河的抗疫斗争极尽污蔑之能事，被唐山人民愤怒地称为‘唐山的方方’ ……文章思路就是吹捧美国如何博爱、日本如何高素质……总是力图证明中华民族愚昧落后，擅长编造中国的坏事、外国的好事，夸大中国的坏事、遮盖外国的坏事。”
丑化中华的《河殇》曾氾滥成灾，很不幸，三十年后堂堂一校之长也被卷进民族虚无的灭顶浪潮中;以“敬天、敬人、敬事”作为家训者，何以沦落到含“蛆”喷人的地步?我们就借《在规则面前低头》中的文字，来辨识其崇洋媚外的心思——为营造西方月亮的氛围，她先晒一段刻板的德国人如何遵守规则：
“中国的留德大学生见德国人做事刻板，不知变通，就存心捉弄他们一番。大学生们在相邻的两个电话亭上分别标上了‘男’‘女’的字样，然后就躲到暗处，看‘死心眼’的德国人到底会怎么做。结果他们发现，所有到电话亭打电话的人，都像是看到了‘男’‘女’厕所的标志那样，毫无怨言地进入自己该进的那个亭子，有一段时间，‘女亭’这边电话闲置，‘男亭’那边宁可排队也不往‘女亭’这边运动。我们的大学生惊讶极了，不晓得德国人何以‘呆’到了这个份上!面对大学生们的疑问，德国人平静地耸耸肩说：规则嘛，还不就是让人来遵守的吗?”
再特写国人在澳洲漠视规则的取巧：
“有个中国学生参观团在澳大利亚一个中学就餐，餐厅的各个窗口都分别标有类别，有高年级窗口，有教师窗口，学校还特别为中国学生开辟了一个窗口，每个窗口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买饭菜的速度很慢。而中国学生队伍旁的教师窗口没有一个人，于是，有些中国学生便跑到教师窗口打饭，很快，学生们个个都打好了饭。对于这样的标示和外国学生的表现，中国学生都感到奇怪。带队的教师询问了学校的副校长。副校长说：‘这不是我们的校规，但这可能是一个习惯。’后来，带队教师有意就这个问题问了澳洲同学，一读初二的澳洲男孩告诉他：‘这是规则，规则不就是让人遵守的?否则要它干什么!’ ”
然后发出奴颜贱骨般的感慨：
“德国青年和澳洲初二学生的回答让我们汗颜。也许我们背负了太久的枷锁的压迫，以至于我们翻身以后也可以漠视对社会有益的规则。”
老掉牙的中国人素质论已呼之欲出，最终的结论是：
“甘愿接受规则约束的心灵是真正自由的心灵。相反，无视规则、对抗规则的心灵是被魔鬼钳制着的不自由的心灵。在规则面前低头，是人类崇高精神的最佳体现。规则看守的世界才是高贵生命的圣洁花园。”
言外之意，对规则视若无睹的炎黄子民，其心灵是不自由的，而且还是被魔鬼钳制着，自然不配住进高贵生命的圣洁花园。这种柏杨式的丑陋中国人论调能服人吗?我们就来领略一下被规则看守的德国风情，那是2015年7月13日《重庆晨报》上的一段报导：
“几年前，一位中国体育记者在德国采访一次国际大赛赛事时，碰巧捡到了一个钱包，他立即把钱包上交给一名正好路过的巡警。过了不久就来了个警官，在礼貌地向中国记者表示了谢意后，便请记者跟随他去市府领奖。记者谢绝了警官的好意，并不无自豪地宣称：‘我们中华民族向来就有拾金不昧的好传统。’但警官微笑着反驳道：‘您这是在德国，请您遵守德国的有关规章。’最后，这位中国记者不得不去领取了政府颁发的200欧元的拾金不昧专门奖和一枚荣誉奖章。”
原来高贵的圣洁花园有赖200欧元和荣誉奖章的撑持，相对吾国拾金不昧传统无须依靠任何外在规则的看守，则精神谁属?崇高归谁!前述报导同时揭露英、美二国捡到就归我的民风：
“英国去年一项调查显示，仅有20%丟失了的钱包能够物归原主……调查还发现，如果在公交系统或咖啡厅丟了钱包，找回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美国民意调查显示……也只有33%的人表示他们的钱包能够失而復得。”
英、美国民在遗失物面前低头，所体现的人类精神是崇高或卑贱呢?再看曾旅法二十年的作家边芹的法兰西经验：
“我抵法的第一年，某天在奥赛博物馆游览，进厕所间捡到一枚镶碎钻金戒指，从小受‘拾金不昧’教育的我，本能地觉得拾人之财不义，便拿去交给博物馆管理员。我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不想接过去的人冰冷的眼神当头一盆冷水，人家不但诧异，而且颇不以为然，我从投过来的莫名其妙的眼神，意识到人家这里不兴做这事，也就根本算不上好事。我后来发现此间没有‘拾金不昧’的教育，谁发现是谁的天经地义，良心上不会有磕碰的。到了那会儿我才明白为什么巴黎、伦敦、纽约的博物馆满是他文明的宝藏，展起来毫无愧疚。多年后，我自己在巴黎电影院遗失一枚金戒，果然没有奇蹟发生，没人好心送还。利益和礼仪在这里是分得非常清的，前者属于私行为，后者属于公共行为，两类行为像有一扇分割利索的门阻隔，‘好人好事’一般只发生在礼仪这一边，绝少会通到另一边。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好人文化’是在中国，而不是在我们的大作家浮皮碎谷领略的西方。”
显然雨果笔下“将一半战利品装入自己的腰包，且还俨然以主人自居，炫耀从圆明园抢来的精美绝伦古董”的强盗，是不可能教育后人拾金不昧来扯自己后腿的。张丽钧之流口口声声西方人如何遵守规矩，试问塞满巴黎、伦敦、纽约等博物馆的盗赃不正是违反国际公法的产物，高贵乎?圣洁哉?正如边芹所点破，德国人遵从电话亭男女之别和澳洲人按规打菜仅仅是公共礼仪的表现而已，与个人道德品质无关，崇高或圣洁之说全属无稽;令“全国三八红旗手”汗颜的国人举止，也不过因我们工业化、都市化时程较晚，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性尚待调整而已(比如两岸三地也逐渐养成排队上车的习惯)。
甘愿受规则约束的才是真正自由的心灵符合现实吗?观前揭澳洲中学餐厅打菜窗口有高年级生、教师、中国学生之分，显见有阶层、内外之别，众生既被不平等规定束缚，其心灵如何称得上真正自由?再看德国男女在同工不同酬规范下的不平等——《德男女薪资差21% 两性同酬日商家推女性折扣》，台湾《公视新闻网》2019年3月19日报导称：
“德国是欧盟经济领头羊，但两性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却比其他会员国严重，差距达到21%之多。在今年3月18号的两性同酬日，包括柏林地铁与诸多商家，推出女性优惠21%，凸显女性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准新娘瑞尔说：‘我完全支持这项活动，(两性不同酬)这是21世纪丑闻，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日子，而非一生一次、一年一次，我完全支持。’……通勤妇女豪斯曼说：‘我认为眼前还有很多工作，每次我跟朋友见面都要问，我们孩子长大是否还是要爭取同酬，不幸的是，我们的结论都是这个问题在未来15、20年内解决不了。’ ”
同工男女薪酬差距达21%之巨，相较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领导人就宣示“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请问背负了太久枷锁压迫的到底是谁?在男女不平等的规则面前，何来人类崇高精神的体现?把“丑闻”不绝地说成高贵生命的圣洁花园，不噁心吗?己身华魂已遭魔鬼(敌对势力)钳制者，所“代言”、“放大”的既非“真善美”，也不是“良知的声音”，而是足令中华子民难以立身于世的道德卑贱。在吾土吾民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爭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爭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前，谁更像一只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