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节约、爱惜粮食的确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方面的说教大概也已经足够使我们的耳朵起茧子了。不过，国家领导人亲自指示要重视粮食安全，《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头版发文提倡要节约粮食的场面却实在是有些少见了。

　　上次有这样的大场面，还要追溯的七年前。2013年1月，总书记在新华社一份《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的材料上作出批示，提出要“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1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悄然刊登了两则关于抵制浪费、推行“光盘行动”的消息。许多朋友或许仍然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光盘行动”记忆犹新，但这一行动所针对的或许并不首先是粮食浪费问题，其更多是在八项规定背景下，对党员干部公款吃喝、机关事业单位餐饮浪费的规范限制，根本上来说是当时整顿党的作风的配套行动。

　　（左为2020年 右为2013年）

　　同样的，这两天的大场面也不可能仅仅是领导人心血来潮忽然又关心起粮食浪费问题了。在节约粮食呼吁的背后，显然有着粮食安全问题的幽灵。《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是说的非常清楚明白的：“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众所周知，我国的粮食自给率虽极高(谷物自给率95%,粮食自给率83%)，但在饲料、油料作物上对进口的需求是不少的。有的自媒体因此担心中美关系的变化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但根据以往的报道，我国主要大豆进口国已由美国转为巴西，玉米进口则由美国转为乌克兰。而本年度6月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额则为88.75亿元，位居巴西(332.21亿元)之后，占总额(1084.63亿元)比例并不多。而其进口额相比去年同时期上涨了近30亿元，其中很可能包括贸易谈判中美方要求我国进口的部分——就在7月10日，中国进口美国玉米单日成交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可见，美方在粮食问题上要做的文章并非减少对中方出口以威胁我国粮食安全，而是期望扩大出口，夺回被乌克兰、巴西吃掉的市场份额。这显然也是特朗普选战的一部分，毕竟他是需要讨好在贸易战中利益受损的农场主的。

　　对美帝国主义而言，如果中美关系陷入美苏冷战式的两个不同体系的对抗，其无疑是遭受了重大的失败，他们真正想做的绝不是中美脱钩，而是通过威吓与讹诈将中国由依附于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体变为彻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罢了。他们或许会阻止中国的产品、资本进入美国市场，但绝不会阻止美国的资本、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帝国主义对此是乐见其成的。而中国之所以需要加大保障粮食安全的力度，也不太可能是为中美彻底对立做准备，而更多是为扯皮谈判准备筹码罢了。

　　另一方面，虽然到19年为止，我国农业产值一直在逐年上升，甚至在新冠疫情影响严重的2020年第一、二季度，农业产值仍然实现了同比增长。但由于水旱灾害的影响，本年度的夏粮收购数量出现了明显下滑。同时，周边不少国家受到了蝗灾的影响，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水稻进口。这一背景，尤其是国内夏粮收购的下降(如果关于储备粮问题的传闻属实亦为重要因素)，对这阵有关节约粮食的宣传浪潮是有重要影响的。

　　笔者当然是支持勤俭节约的宣传的，对我们而言，这不仅仅是所谓的“优秀传统文化”，其更是自延安时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圣徒式革命精神的延续。事实上，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什么措施才能真正实现普遍的勤俭节约，以及如果发生大规模粮食减产或由于外部危机造成的进口困难，提倡节约粮食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首先，我们要分析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被称为“舌尖上的浪费”的现象。笔者以为，这些浪费是由于粮食在市场机制下的分配不均造成的。在今天，粮食的生产无疑是相对过剩的。而在市场机制下，资本家只在意食品价值的实现，而不在意其使用价值的实现。对他们而言，只要将粮食卖出去，粮食的价值就已经实现了，至于消费者能否将粮食吃完（即消耗其使用价值），则不关他们的事。因此，他们更在乎的是通过投入更多的资本(这里表现为原材料与食品生产工具)与劳动时间，增加食品的价值，并将其兜售给购买力较强的阶级。然而一方面，具有更强使用价值消耗能力的(能吃)的群体因为贫困，缺乏实现食品价值的能力，而仅仅能购买足以维持生活的食物。另一方面，比较富裕的群体往往能够实现食品的价值，但他们不仅人数较少，对待食品也仅仅是享受型消费的态度，且消耗其使用价值的能力较低(不能吃)。举例而言，我家门口工地的建筑工人一般只购买6元一碗的素面，既不加鸡蛋，也不加青菜，但他们不仅能喝的汤都不剩，而且往往还会再购买一元钱的加面。而我们那些沾染了小资习气的同学们，却愿意花20元购买一杯无助于劳动能力恢复的奶茶，并在喝了一口拍了照片之后就随手扔掉。

　　基于此，我们就可以发现，靠提倡勤俭节约是不能消灭粮食浪费的，达到这一目的的有两条思路。如果我们不改变市场分配的机制，那么只有提高具有更强粮食使用价值消耗能力的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他们的实现粮食价值的的能力。但基于平均工资递减规律，工人的工资无疑会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因此，这一目的显然无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另一方面，即使实现了这一点，也仅仅是能够通过扩大消费来减少浪费，而不能减少市场上的粮食总体消耗。另一条思路则是，改变分配的机制，将粮食作为产品(而非商品)以计划的方式，在计算过不同群体的需求后进行分配，如此就可以减少不能吃的群体消费的粮食数量，而增加能吃的群体消费的粮食数量。但是，这一思路却无疑会阻碍餐饮行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须知，在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依靠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餐饮、住宿上的消费的。

　　总之，这两条思路在今天大概是都不可行的，也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最后，我们也只能告诫那些不自知的浪费始作俑者记住这样一件事：粮食主要的使用价值是维系人的生命与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不是用来享受、摆排场。除了告诫他们量力而行，适度消费，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或许真的可以通过立法，建立长效机制吧。法是个好东西，但若是什么都往里面装，大概也没有什么效力了。

　　当然了，我并不反对这项倡议，我只是在这里提出一点微不足道的看法而已。在我看来，对党员干部、机关事业单位以纪律形式提出遏制浪费的强制性要求显然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但问题在于，立法真的能限制出新兴资产阶级，以及数量巨大的小资产阶级和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对粮食使用价值的歪曲以及对粮食的过度消费吗？我们也只能对他们的良心寄予厚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