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评价：一种认为发展“缓慢”，处于“停滞”状态;另一种则认为是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认为经济发展缓慢的如邓小平，他说：“------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3页)“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237页)
另一种评价，则认为毛泽东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发展史上也少有的高速度。
一、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发展
1、高速发展的事实
A，旧中国的经济基础。
判断经济发展的快慢，首先要了解原有的经济基础，只有了解原有的起点，才可能测量出从起点到终点之间的距离，衡量出经济发展的速度。
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30页)邓小平也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63页)
上述概括都很科学、准确。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很难真正理解。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有机会研究农村人民公社经济，曾经到过几个省市的农村实地调查，才逐步加深了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的含义。
在山东省安丘县石家庄大队进行典型调查。这个237户近1200人的村子，解放前曾经有72户逃荒要饭，21户卖儿卖女，52人冻死在外乡。1949年粮食亩产96斤;全村年末存养生猪仅21头;全村仅有三间“青山屋”(屋基、四周是青砖，其他都是泥土的建筑)，还是地主收租的账房(见附录)。这个大队解放后经济发展很快，是学大寨的典型，因此，大队的党组织能够收集一些历史资料。其他有的大队忙于生产，根本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
旧中国农村遇到天灾人祸，逃荒要饭是普遍的现象。安徽省的凤阳县有出名的凤阳花鼓，叫“十年倒有九年荒”。黄河、淮河都是有名的害河，每发生一次水旱灾害死了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准确的统计。有的是“赤地千里”之类的抽象概念。当时农村太穷，也少有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到一些村子连吃饭、住宿都无法安排，所以很少有系统介绍旧中国农村贫穷状况的文字材料和书籍。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青海省西宁市工作，曾经到附近一个县的藏民村工作了一周。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吃的是青稞面熬的粥，加上大量胡萝卜丝;藏民一家人住在一个铺上(男人一般都去当了喇嘛)，对面就是牲口棚;全村只有一个小水洼，在村子下面几十米的陡坡上，仅够供全村人的吃喝，居民根本不洗脸，据说一生只洗三次澡：生下来、结婚和死后。我们两个小伙子试着背水回来洗脸，洒了一身，不得不放弃尝试。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这个村子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非常低下，大体上代表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农民的困苦状况。
总之，旧中国农村生产力、生活水平的低下，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
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党内传达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中指出：“-----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 236页)当时我还在大学学习，没有吃不饱饭的问题，对这些话根本没有体会。直到研究农村经济进行了实地调查以后，才了解毛主席指示的准确性，理解毛主席才是真正了解中国国情的领袖。
这里用一些笔墨介绍农村的经济状况，目的是说明旧中国农村生产力、人们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现在的人们才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B，经济建设的内外部条件
生产力是物质的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是物质条件的变化，国内外的条件非常重要。而毛泽东时期的内外部条件都十分严峻。
内部条件是国家还没有统一，蒋介石集团盘踞在台湾，不断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和采取进攻、偷渡等行动。
外部条件也非常严峻。除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给我国提供一些机器设备和少量贷款外，以后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不仅不给我国援助，而且在周边挑起战火，如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边界战争、珍宝岛战事等;帝国主义还不断进行核讹诈。我国的经济建设不仅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而且要预防敌人的入侵。
C，由“一穷二白”的东亚病夫飞跃成为世界第五大强国
毛泽东时期的短短二十几年，在十分困难的内外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由世界上最贫穷的大国，发展成为拥有原子弹等尖端技术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语)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世界第五大强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实现了大跃进。这期间还包括一些人污蔑“大跃进”饿死多少人的曲折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等。如果和印度进行对比，经济发展的成就更加明显。印度原有的工业基础比旧中国要好，外部条件远远优于我国，有美、苏等大国的支持，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两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以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00，1978年达到779，年均增长8.2%，这是很高的发展速度。
我曾经写过《论毛泽东时期生产发展伟大成就及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结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总结毛泽东时期的高速发展，具体数据这里就不重复。
旧中国有5亿多人口，有1.8亿劳动者，其中1.65亿农村劳动者。农村的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的90%，但还养不活5亿多人;到1978年时，人口增加到9.6亿，增长了90%多，城市职工由800多万，增长到近9500万，增加了10倍多，农业生产不仅提供了足够的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基本上解决了9亿多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为工业发展积累了资金：如我国购买苏联的156项的设备等等，就是用猪肉、苹果等农副产品换回来的;工业生产由不能生产手表，发展到生产汽车、拖拉机、飞机乃至原子弹;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尖端技术，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可见，工农业生产力有多么大的发展。而邓小平却说：“-----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3页)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搞成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能够说是“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吗?
从“工业几乎等于零”，(邓小平语)到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至发展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技术产品，需要积累大量资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十分艰难的内外部条件下，进行这种原始积累(西方社会学称之为第一桶金)，对于占百分之九十的古代经济的我国——使用锄头、镰刀的劳动者来说，是多么地不容易!
2、原因：走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时期短短的二十几年，由世界上最贫穷的大国，一跃而成世界上第五大强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公有制经济，首先是实现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跃进。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按照劳动者的形态大体上有五种形式：个体劳动;协作;分工协作;机器生产;使用机器人完全自动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论述了协作、分工协作、机器生产之间的区别，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生产力的经典。人们往往只知道《资本论》是分析、研究经济关系的无与伦比的典范，但是，很少人知道它也是研究生产力的经典之作。
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发展公有制经济，是经济高速发展、生产力跃进的根本原因。
旧中国的经济百分之九十是停留在古代的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毛泽东时期生产力的大发展，主要源于农村经济的大跃进。
个体劳动在大自然的面前软弱无力，协作(主要指简单协作)征服自然的能力则比个体劳动强得多。旧中国农村私有制的个体劳动者，既是地主的仆人，也是大自然的奴隶。
马克思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在许多生产部门都有紧急时期------必须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尔尔根的谷物-------短促的劳动期限可以由在紧要关头投入生产场所的巨大劳动量来补偿。”“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资本论》第一卷 第362、364、365页)
毛泽东极力促进农业集体化，结果是统一使用劳动力，因此，集体化本身就造成了协作劳动这种新生产力，如收割谷物、筑堤、修水库等等。集体化实行土地公有，实现高级社以后立刻出现了一个协作力大发展的改土治水高潮。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修水库、筑堤坝、扩大灌溉面积、平整土地、洼地改造等等，是这种协作力发挥作用的必然。
在资本主义社会，“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资本论语》)而实现公有制的农业集体化，协作的规模就成为一个“变量”，这就是人民公社核算单位不断变动的根源。
毛泽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一般来说，农业生产需要的协作规模比较小，采用生产队核算(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规模);发展工、副业的协作规模比较大，则实现大队核算(相当于原有高级社的规模);办大规模的乡镇企业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则以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总之，根据生产性质和对于协作力的不同要求，实行不同的核算制度，使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改天换地高潮。
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既包含改善干群关系等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容，又充分发挥了协作力，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推动着经济飞跃发展。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出现过大规模协作的事实，当时的劳动者是为剥削阶级干活，是为获得生活资料被迫劳动;人民公社化以后，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成果归集体所有，是为自己劳动，是自觉的劳动，能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所以，公有制条件下的协作力，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集体劳动相比，具有更加强大的动力。这是毛泽东时期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时期的工业及其他经济单位也都实行公有制，极大地促进生产、经济的发展。实行劳动力买卖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三线建设”?有可能建设原子弹、导弹试验基地?如果不实行公有制，自国家主席、总理到普通工人，统一实行粮食定量供应，而实行粮食等产品的自由买卖，我国人民能够顺利渡过“三年困难时期”?答案是否定的。
总之，我国经济在短短的二十几年，能够取得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了毛泽东的路线：发展公有制经济，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二、毛泽东忽视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页)
事实与邓小平所说的正好相反，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而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按照科学的方法发展生产力。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28页)抗美援朝停战协议还没有签订，国内经济刚刚恢复，毛泽东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理论，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81页)实现工业化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要把用手工工具的生产，改造成为机器生产;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改变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时期总路线既包括发展生产力，也包括改变生产关系：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经济。此后，毛泽东化费很大的气力指导农业集体化运动，既形成了巨大的协作力，根本改变了我国经济“万马齐喑”的落后局面，也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出现了经济奇迹、实现了大跃进。怎么能够说毛泽东“忽视发展生产力”呢?怎么能够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呢?
邓小平说：“----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9页)“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9页)这才是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时期经济高速发展的表白：“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改变发展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重新回归资本主义。
邓小平说：“-----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3页)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搞成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能够说“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吗?
三，改革开放前的人民生活贫困?
邓小平反复强调毛泽东时期人民的生活贫困。说什么：“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116页)“------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3页)“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237页)等等。
旧中国的劳动群众生活贫困是客观事实。但是，改革开放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劳动群众认为毛泽东时期的生活有了巨大改善：过去是糠菜半年粮，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遇到灾年就逃荒要饭，现在基本上达到了丰衣足食的水平，特别是端上了“铁饭碗”，没有失业、解雇的威胁，基本生活有保证：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单位分房等。因此，劳动群众万分感谢毛泽东的共产党，高呼毛主席万岁!但是，资产阶级和一些“作了大官”，“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的人却说：“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生活水平很低”等等。可见，不同的阶级对于毛泽东时期的人民生活水平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评价!当然，与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这就是国际资本的力量，也是我国实现改革开放的原因之一。
广大群众心里有一杆秤!历史必将做出公正的评价!
附录：
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实现集体化
——石家庄大队经济调查
笑多
(注：1980年，《农业经济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的文章说：“风驰电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其说是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发出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一些农民出身、受农民意识影响严重的干部蕴藏的农业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发出来的结果。”并说：“恩格斯在阐述共产主义原理时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我国的合作化运动却不完全是这样---------由此可以断言：一些贫苦农民办起的合作社，不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第二期)为了批评这种观点，我于1981年写的一篇调查报告，主要说明我国农业集体化是有生产力基础的，批判农业合作化是“农业社会主义”观点。由于当时正值社会上大力宣扬“包产到户”，这篇调查报告一直没有面世。现将它上网，通过解剖典型，看我国农业集体化有没有生产力基础?是不是农业社会主义?原标题为《不断改变生产条件促进农村经济高速度发展》。)
安丘县石家庄大队是山东省一个富裕的大队。全大队三个自然村，五个生产队，一个农科队，一个林业队，一个副业队，共八个单位。全大队237户，1191人。有整半劳力484个，耕地1190亩。解放后，尤其是集体化以来，生产迅速发展，经济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昔日贫穷破落的佃户村，今日已成了富裕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刚解放时，这里的生产水平很低，生活很贫困。1949年粮食亩产只有96斤，全村年末存养生猪仅21头。全部耕地几乎都种粮食，还填不饱人们的肚子，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才199今。去年，在人口增长83%，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人均粮食占有量上升到1623斤。这一年向国家交售小麦43万斤，比194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还多30万斤，平均每人交售360多斤。去年年末存养生猪1204头，当年交售生猪688头，共14。8万斤，平均每人110多斤。另外，平均每人还交售了60多斤鸡肉。成立高级社的1956年，集体经济总收入仅6。11万元，去年总收入达101。9万元，增长了15倍多，人均分配水平也由30。29元，上升到300。6元。解放前全村有72户逃荒要饭，21户卖儿卖女，52人冻死在外乡。现在，人们不仅不愁吃、穿。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已经普及，而且有十几户买了电视机。过去农户住的是又矮、又黑、又潮湿的小土屋，全村仅有三间青山屋，还是地主收租的帐房。现在已有60%的社员住进了集体盖的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每户一个院落，有院墙、门楼、影壁、厨房、厕所、猪圈、鸡窝等配套的楼房或平房，解除了社员生活上的重大负担，为社员提供了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
短短的三十年，石家庄大队的经济面貌，不论是生产或生活的面貌都焕然一新，原因是什么?
一， 把劲使在改变生产条件上
三十多年来，尤其是集体化以来，石家庄大队的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地改变生产、生活条件，从而使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刚解放时，石家庄的生产条件很差。一千五百多亩可耕地分成八百多块，高洼不平，没有一亩水浇地，完全是靠天吃饭。靠汶河南岸的地，大风起时，黄沙压田，要用筢子扒沙才能见苗;村北沙土地漏肥漏水;村南粘土，“下雨粘，干了硬，失了火色耕不动”;当时全村仅有七头牲口，二十多头猪，种地没有肥料。在这种生产条件下，粮食亩产仅一百斤左右，更没有力量发展规模较大的副业和购置机械了。
集体化以后，尤其是1964年以来，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群众在党支部的率领下，用了十年时间，首先改造了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在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和资金，进行了改土、治水的农田基本建设。
在改土方面他们主要做了三件事：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平整土地;改良土壤。
植树造林，防风固沙。这个大队地处汶河南岸，由于河岸没有植树，每当冬春季节，狂风起时，黄沙滚滚。天长日久，在河岸上堆积了26个大沙丘，480亩良田几乎被沙子淹没，庄稼十年九不收。为了制止风沙的危害，大队组织了一支由妇女、学生为成员的采集种子队伍，采集了大量刺槐等树种，育成树苗。第二年又发动360多人植树造林，在汶河沿岸建造了一条三、四华里长的绿色防风林带。这些树木现已成材，不仅为集体创造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财富，而且也锁住了风沙，保护了农田，改善了农作物的生长条件。
平整土地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这个村的北面有26个大沙丘，小的一市亩，大的占地11亩，不仅种不了庄稼，而且威胁着耕地，还有17座古坟;村南有一条臭水沟，长达三华里，平均宽26米;全部耕地分成八百多块，高洼不平，不利于灌溉，不利于耕作，不便于统一管理。大队干部率领着广大社员，硬是用小车、抬筐和铁锨等简陋的工具，搬掉了沙丘和古坟，填平了臭水沟，把高洼不平的工地，按千分之二的比降整平，做到“寸水棵棵苗”;将八百多块土地整成了十八大方。
改良土壤。这个大队有三百多亩沙土地，有二百多亩粘土地，都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他们对这些土地“开膛抽筋”，从村北把沙土运到村南，又把村南的粘土运到村北，使村北的沙土地和村南的粘土地都变成了壤土地，改变了土壤的理化性状，能够保水、保肥，又易耕易种。
除了改土外，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原来全村没有一亩水浇地，以后经历了打小土井、引汶提汶灌溉和打机井三个阶段。现在大旱之年，也能保证五、六天之内全部灌溉一遍。集体化以后，陆续打了38眼小土井，买了25部水车，水浇地由无到有，发展到八百多亩。但是靠“手摇辘轳头”灌溉，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效率也低;六十年代中期，他们开挖了一条五华里长的引汶渠道，并修了闸门及配套建筑，大大提高了灌溉能力和效率;以后又在汶河岸上修了一个提水站，提水灌溉;随着邻近各队引汶灌溉面积不断扩大，汶河常常断水，无法灌溉，他们又先后打成18眼机井，平均每60亩地一眼，从而解决了农作物的用水问题。
增强土地肥力是他们改变生产条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大队在农作物产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还保持土地肥力的稳步提高。肥料供应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开始由于经济力量薄弱，靠“七挖八换”，挖老墙土、老街土作肥料，以数顶质;以后发展到造肥、沤肥;随着粮食产量的稳步上升，饲料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养猪、养鸡业有了很大发展，每年能供应一万多车优质的农家肥，地力有了可靠的保证;现在除了农家肥外，还根据土壤养分和农作物生长的需要，有针对性施一些化肥，使土壤中含有的氮、磷、钾元素的比例逐步协调。
由于改变了科学实验的物质条件，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水平也有显著变化。过去由于没有科学实验的条件，全凭经验指导生产;六十年代中期，大队划出29亩地，选拔了十几个有生产经验的社员组成了农科队，进行了品种、耕作制度等方面的对比实验，根据实验结果指导生产;1974年以后大队投资六千多元，购置了土壤化验等一批仪器，培养了一些技术人员，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建立了土壤化验室，每年对十八大方土地定点化验两次，建立了田间档案，根据化验结果和实验结果，安排作物种植计划和决定管理措施，使科学种田的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石家庄大队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逐步由手工工具转变为机器，由人力、畜力转变为机械力和电力。从七十年代初开始购置第一台拖拉机，到现在已拥有各种类型拖拉机十台，汽车两辆，各种动力机共1347马力，平均每亩地一马力多;农村用电量也从1972年的5万度，上升到1980年的28万度。目前，从耕作、排灌、运输到农副产品加工等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采用机器，不仅节约了劳动，而且能起到人力所达不到的效果。以前靠小推车和马拉车，一亩地一年只能拖几千斤、万数斤土杂肥，用拖拉机每亩能施土杂肥三万多斤;用机械播种，可以争农时，枪火侯，适时播种。过去种七百亩小麦，男女老少一齐干，要种45天，从白露一直种到霜降。现在种一千亩，从倒茬到下种，只要十天就行了，而且质量有保证;过去靠镰刀、碌碡，收的慢、打的慢，不能保证丰收，眼看要到手的粮食，给大风刮掉或被雨淋坏;现在有了机械，可以及时收割、脱粒、归仓，基本上消灭了灾害的损失。
由于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农作物的产量才能不断上升，由亩产一百斤左右，上升到千斤以上。自1975年以来，粮食单产始终保持在1800斤左右，总产在160万斤以上。今年又遇大旱，小麦产量仍然是大丰收。
种植业的发展，为多种经营提供了物力和财力，饲养业成了这个大队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全大队集体、社员家庭养猪一直保持在1200头以上，每年向国家交售生猪600多头。仅此一项，大队每年要提供几十万斤饲料粮;大队、小队都有养鸡场，仅大队养鸡场就有一百多间房屋，占用32个劳动力，每年向国家交售40吨鸡肉，纯收入五万多元。没有种植业的发展，没有充足的饲料供应，饲养业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饲养业的发展，不仅给集体和社员增加了收入，也为种植业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农家肥。
这个大队加工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也不断改善。过去面粉加工需要人抱棍子推磨、推碾;1964年以后安装了粉碎机;1975年建立了面粉厂。面粉厂现有楼房17间，平房15间，仓房7间。有清杂机、打麦机、洗麦机、风机、磨头、太平筛等设备。全部建筑和投资达六万多元，生产能力为日产面粉3。5万斤，质量达到了国家标准。近两年来发展的工业品为原料的皮件加工厂，也是以机械加工为主。总之，这个大队的各项生产、技术装备、生产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石家庄大队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农业生产和其它物质生产一样，也是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一种形式，没有充足的水肥条件，农作物的产量不可能很高，即使氮肥充足，但磷、钾不足，施氮肥再多，不仅浪费了肥料，反而会使农作物倒伏、减产。“农作物也同样遵守着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输入’和‘输出’是成正比例的。因此，要想‘产出’的多，‘投入’的物质和能量也要多”;(《人民日报》1981年3月19日三版)没有足够的饲料，饲养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发展畜牧业，饲料是物质基础。肉、蛋、奶是用饲料换来的。”(同上)加工工业的发展，除了设备、动力等物质条件外，原料供应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石家庄大队办的塑料加工厂，就是因为原料不足，今年将大幅度减产。总之，农业生产是物质生产，要想发展生产就必须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要想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就必须不断改变生产条件，或者说提高技术构成。不改变生产条件，不提高技术构成，不管人们主管上多么想提高生产水平，不管人们的积极性多高，生产也不可能有较大发展。
石家庄大队首先从土、水、肥入手改变生产条件，带有必然性，是由当时当地的物质条件决定的。解放后，这里的群众面临的生产力就是一百多个劳动力和几头牲口;拥有的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一千多亩耕地。要迅速发展生产，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劳动改造土地，提高土地的质量，这也是我国农业集约化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还必须逐渐增加积累，提高技术构成，改变各业的生产条件，这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石家庄大队党支部在率领社员改变生产条件、促进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又率领社员改善生活条件。由于生产发展，生活逐步改善，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解放后盖的第二代房也不能满足要求了。党支部在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后决定，在农业、副业生产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战线——新村建设。他们对新村进行了统一规划，从1975年开始了新村建设。现在，一个整洁、优美的新型村庄已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学校、卫生所、商店等公用建筑早已交付使用;60%的社员已搬进了集体盖的新房，社员们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短短的三十年，石家庄大队的生产、生活条件变化这么大、生产发展这么快，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能量?哪里来这么大的生产力?
二， 集体劳动创造了新能量
石家庄大队改变生产条件的能量来自集体劳动，来自社会劳动。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思所说：“----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石家庄大队的生产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生产大幅度增长是从1964年(农业学大寨)以后开始的。解放后，个体劳动阶段生产虽有发展，但生产条件变化不大，生产水平也较低;集体化初期，生产条件有变化，如打了一些小土井，大牲畜和生猪都有所增长，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从1964年以后，由于充分发挥了社会劳动——简单协作的威力，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大大地改善了土地的质量，并在简单协作的基础上，实行了分工分业，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并采用了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机器，把潜伏在社会劳动中的生产力充分挖掘出来了。
简单协作与个体劳动相比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在工程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中、在季节性强的农业生产中，简单协作的威力就显得尤为突出。
从石家庄大队修筑引汶灌渠看，全长五华里的渠道，修闸门108个，大建筑24个，采石1000多方，不依靠集体劳动，靠个体劳动，不仅不能短期内建成受益，甚至根本就建不成。
平整土地也是这样。仅搬沙丘、平整村北480亩土地，就投工26200个;填南沟、平整沟南360亩地，动土64200方，投工30000个。这些工程也是靠发动群众，用小车推、抬筐抬，在你追我赶的集体劳动中完成的。
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公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资本论》第一卷第364—365页)
简单协作不仅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且在农业生产的某些环节也能发挥个体劳动所达不到的能量，不仅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是如此，就是在基本实现机械化的条件下仍然是这样。1980年7月25日，一场大风雨，石家庄大队840亩玉米倒了一大半。风雨过后，全大队一半左右的户锁门，560多人顶着近40度的高温，打了一场扶栽玉米的人民战争，仅两天时间就把倒伏的玉米全部扶起来，并且重新培上土，保证了当年玉米的丰收。“在许多生产部门都有紧急时期，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一定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必须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时间开始并在一定时间结束----------短促的劳动期限可以由在紧要关头投入生产场所的巨大的劳动量来补偿。”(《资本论》第一卷第364—365页)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对生产力的发展也作过详尽的分析。他在分析简单协作时指出：“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石家庄大队改变生产条件、促进生产迅速发展的能量，首先是来源于社会劳动的初级形式——简单协作。
石家庄大队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逐步形成了专业分工。截止1981年，全大队除了五个农业队外，还有一个农科队，一个林业队，一个副业队。仅副业队就有14个项目，占用212个劳动力。这些副业项目除少数几项是季节性生产外，大多是常年固定生产项目，如养鸡场、养兔场、面粉厂等。由于专业分工的出现，大队内部的劳动进一步社会化，生产力又提高了一步。
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劳动者既要经营农业，又要经营副业;既要饲养牲口，又要养鸡、喂猪等等，根本不可能进行专业分工，当然更难把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目前，有些地方出现一些专业户，也是一种专业分工，但是，这些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必须以保证粮食及原材料(或饲料)供应为条件。没有这种外部条件，专业户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在集体劳动的条件下，专业分工是一种客观趋势。养鸡的专门养鸡，养猪的专门养猪，磨面的专门磨面，农科队的成员专门从事农业科学实验--------。在长期从事同一种劳动中，易于积累经验，可能把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并且能够采用专门的工具或机器，这就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巨大的能量。石家庄大队养鸡场的技术人员，由于专门从事养鸡劳动，不仅了解鸡的主要疾病及其防治方法，而且对鸡的生育发展各个阶段的生理状况都有所了解，因此能比较科学地饲养。尽管养鸡场的规模较大，年养鸡三万多只，但是生产一直比较顺利;“养猪迷”吴树芬长期从事养猪，积累了丰富的养猪知识，并能治疗猪的一些疾病，饲养的猪不仅膘肥体壮，而且费用也低;农科队长吴树成，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科学实验，又经过一年多培训，已经掌握了万分之二点五的分析天平、蒸镏离子交换器、电子烘干箱、千倍显微镜、微量滴定管等等仪器的性能和原理，并能熟练使用，对指导大队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资本论》第一卷第376页)可见，专业分工是石家庄大队改变生产条件、促进生产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能量来源。
分工分业使农业生产分解成不同种类的劳动，使劳动过程分解为局部劳动，这就为采用机器提供了条件。机器的使用，不仅巩固了原来的分工分业，而且能进一步将劳动过程分解。机器能带来巨大的能量。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们都熟悉的，这里就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从石家庄大队看，采用机器的条件，一般都是在劳动量大的生产环节。大体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长年生产，如磨面、饲料粉碎等等;一种是季节性劳动，但是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对生产成果有重要作用的劳动，如耕地、灌溉、收割、脱粒等等。正是由于使用机器，对石家庄大队的生产发展、生产条件的改变起着重大作用。
石家庄大队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里，使生产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经济面貌迅速改观，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力量来源于集体劳动(仅就企业内部的生产力而言)，如果是个体劳动，生产条件、经济面貌都不可能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
马克思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怎样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变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资本论》第一卷第684页)
以上是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石家庄大队生产条件、经济面貌迅速改观的原因。但是，石家庄大队的生产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进行的，这种经济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作用，不分析经济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就不能科学地说明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下面就对经济关系的作用进行粗略的分析。
三， 根本的原因在于实现了集体化
土改以后的小农经济与个体劳动相适应，小农经济阻碍了劳动的社会化，首先是阻碍企业内部的劳动社会化，束缚着生产的大发展。恩格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疑问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12页)如果土改以后，石家庄一直沿着小农经济的道路走，生产条件难以有很大的改变，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提高得这么快。
有一条劳动社会化的道路，就是解放前出现过的富农经济的道路。富农雇工，特别是农忙季节雇佣较多的工人，也是要发挥集体劳动的威力，争取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但是，这种协作的规模发展很慢，因为，“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同时，“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资本论》第一卷第366—367页)在农业生产方面，协作的规模主要取决于资本家使用土地的规模。要使富农发展到拥有或使用一千多亩土地，雇佣几百个劳动力的规模，那将不是短时期达到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何况在富农经济的制度下，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是作为资本与雇工相对立，两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可以认定，如果走富农经济的道路，石家庄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经济水平。
石家庄大队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于1956年成立高级社，实现了集体化。当时135户农民，198个整半劳动力，带上个人所有的1560亩耕地入了社，这就为集体经济内部实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化劳动提供了人身和土地条件。集体经济单位可以在一千多亩耕地上，组织近二百人的协作劳动。和富农经济相比，集体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形成较大规模协作劳动的条件。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集体经济拥有的生产资料，不是以资本的形态与社员对立，而是直接相结合。
正是由于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直接与社员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对立，所以集体经济还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适应规模不同的社会劳动。
石家庄大队存在着两级经济：农业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一些小型副业属生产队;一些大型的副业单位、农科队、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新村建设工程，则属大队经济和大队组织。如养鸡场规模较大，仅房屋就有一百多间，用劳动力32个，占资金几万元;又如面粉厂，需资金几万元，用劳动力17人;农科队服务能力强等等，一个只有几十户的生产队，要兴办这些企业，无论劳力、资金、技术、物资等条件都有困难，所以属大队一级所有就比较适合。石家庄大队根据物质生产条件的不同、社会化程度的差别，实行两级核算，使经济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充分发挥了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潜力，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
必须指出，石家庄大队不仅发挥了社会劳动的潜力，而且也充分利用闲散劳动的力量;不仅充分利用了集中的、大量的物质资源，而且也利用了零碎、分散的物质资源。这集中地表现在大力扶持社员家庭副业、尤其是家庭养猪业的发展上。大队为社员家庭养猪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在饲料方面，社员每交售一斤生猪，大队补二斤半粮食;每售三斤生猪，记猪肥分12分;在仔猪供应方面，生产队按低于市价10%的价格，供应仔猪;同时新建的房院都有猪圈等等。正因为这样，自1977年以来，社员养猪年末存栏数一直在1200头以上。1980年全大队共卖生猪688头，其中社员交售的就占548头。全大队卖猪肉14。84万斤，其中社员交售的是12。07万斤。社员仅卖猪收入就达8。2万元，人均收入达70元。大队还扶植社员家庭养鸡。大队养鸡场供应社员优良品种的种鸡，社员将种蛋卖给大队养鸡场孵化。每个受精蛋三角，不仅给社员增加了收入，也解决了养鸡场种蛋的来源问题。石家庄大队利用集体经济的力量，帮助社员更好地把零星的资源和闲散的劳力充分利用起来，对迅速改变经济面貌也起了一定作用。
综上所述，石家庄大队能够高速度发展经济，原因在于不断地改变生产条件;改变生产条件的能量来源于集体劳动;而集体化又为集体劳动创造了条件。如果不实现集体化，石家庄就不可能迅速实现劳动的社会化，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改变生产条件，经济面貌当然不可能迅速改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家庄大队生产高速度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了集体化。
1981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