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是当代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
作者：李实
一．当代社会主义的最重大课题
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影响下，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波澜状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机迂，世界上先后产生了苏联、东欧和中国以及亚洲、、拉丁美洲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全世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发展，通过人民斗争纷纷取得独立。
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广大地区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兴起，严重地削弱和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这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前进和发展。使全世界原来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的矛盾转变为主要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格局。到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改变。
由于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全世界资本主义不能不联合起来维护其共同利益，一致对付共产党。这样必然促使帝国主义各国由相互之间的利益瓜分和争夺逐渐走向其相互间的联合和关系稳定。同时，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上的改革和发展。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全新的社会形态，它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权和利益体现。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是对资本主义的严重挑战。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在长期间仍处于不成熟、不巩固和弱势的地位，总的处于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
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进犯和军事干涉不断失败、受挫之后，被证明不可能通过武力进攻手段消灭社会主义。因此，西方政治家在五十年代后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了“和平演变”的新战略，即以推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途径促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变质。他们明确地提出要“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在这一战略阴谋的影响和渗透下，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不久就出现修正主义，他们公开宣布实行“全民国家”、“全民党”，实行“三和两全”的非无产阶级纲领和路钱，不同程度地离开了马列主义和人民群众。这使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挑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迂到了新的、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国家当初都是从世界上经济比较落后、实力薄弱的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各国都取得了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速度。苏联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到三十年代后期就由原来的一个农奴制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农业国变成了强大的工业国，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军。到六七十年代就上升到一个能够与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位，教育、科技以及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等都居于世界前列位置。社会主义中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由原来一个极其贫弱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具有自己独立完整体系的工业大国，并跃进到一个能够研制“两弹一星”、核潜艇、电子计算机等尖端产品的世界科技大国行列。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世界GDP年均增长速度在50－60年代为4.8％，70年代为3.4％。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这都大大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例如同期苏联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分别是7％，5%。而中国在1950—1980年平均增长率达7%以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的经济、科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不是什么难办的、不可实现的事情；而执政党的腐败、演变、改旗易帜，却是真正难以逾越的难题！即使经济发达了，但也不一定能保持住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赫鲁晓夫上台先后经过了六任领导人的所谓“改革”、“与时俱进”，到八十年代末的戈而巴乔夫，最终完成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彻底“演变”和“修正”，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结果只能在人民群众的漠视下跨台。导致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毛泽东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预言完全被证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集团在搞垮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又提出了“颜色革命”的口号，利用“输出美国价值观念”以及培养代理人等手段，对一些不符号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民族主义国家进行颠复和瓦解，使一些国家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当代世界的发展进一步说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全世界和平、进步事业的最大危险。
面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社会主义是否就是走不通的死胡洞？如何挫败西方政治家的阴谋？这不能不是当代历史前进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重大课题。
二．“历史周期律”的真正破解
“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的确说明了西方政治家们的老谋深算。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它毕竟还是外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究竟如何，其决定因素还在自身。
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无产阶级指明了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科学道路。然而在执政、掌权的条件下，位于权力中心的共产党能否继续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能否继续保持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同甘共苦的关系，能否继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和其他一切剥削制度进行革命，并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等，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以往的理论中是无有回答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社会关系改变中人的属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对于共产党特别是其领导集团来说同样也是适用的，其在无权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下与在掌权的、拥有对财富和他人的支配权的情况下，必然在人生态度和属性上发生变异。革命与反革命、精英与腐败分子之间本无有固定的界线。资产阶级思想家约翰•阿克顿和马克思•韦伯也都揭示：权力与腐败是一对恋生兄弟，“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现代社会主义的实践充分证明，执政的共产党在“变修”后其在搞特权、享乐腐化、对付老百姓方面决不亚于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统治尚有它的多党竞选制以及群众游行、罢工、结社、出版等民主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但共产党一旦变修搞特权、搞腐败却连这些机制也没有。如何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新生的政权在和平环境中发生演变、腐化变质，这不能不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科学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早在延安解放区时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在窑洞中与毛泽东对活，提出了国家兴亡的“历史周期律”。他指出了历史上一些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最终导致“政怠宦成”、“求荣取辱”、“人亡政息”的教训。黄炎培提出的问题，对于共产党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在执政之后如何巩固政权、建设和治理新型的国家，确保人民的江山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也即是否出现腐败和蜕化变质、重走旧社会的老路或丧失政权的问题。在两位高人那里，这个难题显然既不可能是靠发展经济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单靠法制所能奏效的。对此，毛泽东当时虽然回答：“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那种回答，只能算是一种原则、笼统的，远不能说是具体而清晰；而究竟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这显然是需要一个宏大而深刻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来。可以说从此之后它一直成为毛泽东所深思苦索、努力求解的重大课题，早就深深地留在毛泽东的脑际了。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著名讲话，不能不说带有“历史周期律”的影响。毛泽东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炮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教导。毛泽东的讲话，对当时既将准备欢庆胜利、享受生活、居功自傲的功臣们来说，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一个及时有力的警告。更彰显出毛泽东的明察清醒、远见卓识。
勿谓言之不预。果然在建国后有一批功臣、干部出现了贪污受贿、铺张浪费、追求享乐腐化的风气。为此，党中央在1951、1952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依法杀了少数几个不得不杀的功臣，从而也挽救了大批干部。
正如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谈话时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黄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一旦谁要是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如果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这里充分体现出毛泽东“治国就是治官”的思想及其反对贪污腐败的决心。
广大群众对执政党的腐败表现出十分关注。其实，特权和腐败只是一种现象。这个问题的出现，本是同共产党的性质不相容的，完全说明它是在向剥削阶级的演变，实质上是蜕化变质，重蹈旧政权的复辙。这其实就是回到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上去，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多次提出解散农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恢复私有经济的主张；有些人一直迷恋于领导管理制度中的“官衔制”、“一长制”、“精英治国”、“专家治院（治厂）”等口号，总想在官员、精英与工农劳动群众之间划分出鸿沟，以扩大少数人的特权、优等地位。其实质都说明，共产党内一部分人总想独享革命胜利成果、以权谋私，离开广大劳动群众自己早早富起来，享乐腐化。毛泽东指出：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前进，“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住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页。）这实质上仍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功臣们”居功自傲、停顿起来不想前进（继续革命）、贪图享受、搞特权的问题。他还说：“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却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在毛泽东看来，对于官僚特权和腐败的趋势，仅靠对个别人杀头和严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的是共产党要继续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为此必须在思想理论上、发展战略上进行调整、创新。
毛泽东在观察分析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在六十年代提出了“防此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继续革命等一系列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主要危险来自执政党自身、“出问题还在共产党内部”等论断，制定了重点加强执政党建设、大力整治干部队伍的战略指导方针，从而把反腐败和治吏的思想发展到更高阶段。治理国家千条万绪，什么是最关键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执政党和干部，即国家的官员。建设一个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而党和干部队伍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也会葬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不可能仅靠发展经济取得的，仅靠加强法制也解决不了“历史周期律”问题。党和国家大计，根本的是始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共产党和干部队伍整治好。要领导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包括反和平演变、反腐败以及发展经济等问题只有靠继续革命才能解决。这也是毛泽东积几十年思考对“历史周期律”的一种最后回答，也是对西方战略家提出的“和平演变”阴谋的一种回应。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无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最精华的内容，它体现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最大的创新和发展。这一理论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到其晚年（六十年代之后）才基本建立起来。它内容丰富，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其理论要点是：
（一）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
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指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现阶段仍表现于阶级矛盾，即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与其说掩盖它，不如承认它，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和解决各种矛盾，找到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真正动力，马克思主义才有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不仅被推翻的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它们还有国际基础，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在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条件。列宁早就说过：由于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小生产者中还会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苏维埃职员、工人、党员中都会出现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而蜕化变质的现象。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在分配方面，在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等级差别还存在。在这方面“与旧社会差不多”。有些人总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权力当成特权，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新的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为了取得政权，上升到统治地位。所不同的是，无产阶级政权是以权为公，把权力作为解放广大劳动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手段；而资产阶级掌权是以权谋私、实现少数人享乐腐化、作威作福为目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根本不同的，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包括对人民群众实行广泛的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两个方面。这个专政始终代表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只对极少数敌人进行专政，并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其实质是篡改无产阶级政权。毛主席说：“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不是不要国家机器，他们要自己的国家机器可厉害呢，他们所仇视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所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实际上是一种欺骗。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个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摘要第350页）“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同上书，第275-276页）
面对修正主义和新生资产阶级篡夺人民的权利的企图，毛泽东提出了劳动群众必须在各个领域参与领导管理、参政议政的思想。他在指出苏联教科书的错误时说：在“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同上书，第275-276页）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发出“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有群众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农村“实行贫下中农领导管理学校”以及“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等一系列号召。都清楚表明，毛主席把无产阶级真正掌握政权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指明，社会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党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16日）“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4号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革命的重点就是不断同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如果一旦发生走资派篡夺领导权的惰况，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要发动群众，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把被他们篡夺的权力再夺过来。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迅速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
迅速提高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及各项事业，既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之一，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的。自建国以后，毛泽东一贯强调必须迅速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早在建国初的五十年代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建没总路线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制定了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方针、一个个“五年计划”。毛泽东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转摘自1967年8月3日《解放军报》）“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应”。“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但是，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经济的问题上却存着两种不同的方向、道路的对立。有人总是就经济论经济，急功近利，把钱和物质条件看成决定的因素，重走以物质刺激的手段“调动积极性”的老路。由此造成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甚至“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的局面。
毛泽东一贯批判这种“庸俗经济论”和“唯生产力论”，始终坚持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和指导经济，以革命促生产。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业务、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反对折衷主义》1965年12月2日））无产阶级政治并不是抽象、空洞的东西，在这里它实际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劳动群众的共同利益，反对那种“让少数人富裕”和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既不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真正利益，而且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和腐败，只能通向资本主义。
毛泽东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观点指导经济，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经济发展是不能孤立实现的。只有在首先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带来生产力、经济的健康迅速发展。人是决定的因素，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单有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只有在真正尊重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互助关系、破除官僚主义和特权的条件下，才能真正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迅速提高生产力。劳动群众在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所焕发的主人公态度和革命精神是任何金钱、物质刺激的作用所不能取代的。正是在毛泽东经济思想和计划经济科学观念指导下，中国人民创造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道路，造就了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迅速发展的奇迹，崎立于世界。
（五）必须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最集中地体现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党和政府机构、教育、文化艺术、社会科学、新闻出版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最容易出现脱离群众搞特权、搞腐败、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倾向。因此在这些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脱离群众、养尊处优、搞特权的官吏以及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要进行教育、改造，实施群众监督和参与管理，切实把上层建筑、文化教育领域改造成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阵地。
在1964年前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文化教育领域：“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为资本主义、为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有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提出：思想战线上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它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在党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期间还发出工人阶级必须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把上层建筑领域做为反和平演变、继续革命的重点。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灵魂和根源在于一个“私”字，克服这种私有观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长期的任务。为此毛泽东一贯把“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作为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毛主席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要以张思德、白求恩等共产主义战士为榜样，真正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纪念白求恩》）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提出要“斗私批修”的号召，以及为人民利益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等，从而把全党和年轻一代的思想引导到一个高境界，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筑起防修反修的牢固长城。
（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
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特征是共产党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实行一党执政，坚决拒绝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和民主制。然而这里有一个理论前提，即共产党是真正代表工农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一党执政必然变成一党专制，成为统治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因此加强党的建设更加具有关键意义。现代修正主义提出的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之类论调，正是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种欺骗。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等论调，深刻阐明了在执政党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根本意义。
在党的建设战略中，毛泽东最注重的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从思想理论上武装全党。自建国以后，全党的学习运动一个接一个。基本的学习内容是增强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艰苦奋斗的观念等。在七十年代，在毛主席关于要“认真看书学习”，“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等一系列号召下，全党进一步掀起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高潮，通过学习，在全党深入进行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大大增强了全党关于反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的共识。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执政党建设，最根本的都是依靠群众。党员、干部只有身在群众之中，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鱼水关系，才是防此发生腐败和演变的有效途径。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为此，党中央制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参加劳动、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制度，取销干部官衔制、职务补贴、奖金等特殊待迂、实行干部与工人工资制度大体平衡的分配制度，实行“鞍钢宪法”式的管理制度、让群众参与管理，在群众中选拨干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制度等等。大大拉近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在毛主席领导下，共产党创造了定期开展整党整风、依靠和发动群众揭露和批评党内的黑暗面，以增强党的建设的方式。毛主席说：“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方式既对各级领导干部形成强有力的批评、监督和制约作用，又充分体现了群众的民主权力，发挥了群众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宝贵的实践探素。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矛盾特点，其实质上是把治党作为核心，目的就是要使共产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是一个革命党。而绝不允许共产党人脱离群众首先富起来，搞特权、搞享乐腐化、搞修正主义。从而为挫败和平演变的阴谋、避免“历史周期律”重演做出了理论和战略上的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