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家先驱：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源

本书对李鸿章的批判，显然是相当严厉的。在作者阅读范围内，比较严谨的历史著作，包括各种普及类读物和学术专著，像本书这样严厉批判李鸿章的，十分少见。

那些刻意为李鸿章翻案而扭曲历史的二流作品就不必提了。大部分严谨的作者，在讲述李鸿章生平事迹或甲午战争相关历史的时候，都会把本书前文所列举的李鸿章窃国、卖国事迹讲一下，因为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历史大事。对李鸿章为了维护个人势力任命丁汝昌担任海军提督、任命叶志超统帅平壤守军、任命龚照玙主管旅顺防务、李鸿章家族积累巨额财富等等，大部分作者也都持批评态度。但把这些事讲完之后，在对李鸿章这个人做总体评价的时候，作者们的态度往往会变得十分温和，甚至整体倾向于正面而非负面。如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为研究近代中国海军史的经典名著，其中包含了大量指责李鸿章为人做事的文字和相关证据材料。该书作者对李鸿章干的那些坏事错事，显然非常清楚。但姜鸣本人在其历史随笔《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提到李鸿章，却百般为其辩护，乃至大声感慨：“谁能理解真正的李鸿章呢？”

——专业人士尚且如此，也就更难理解近年来为李鸿章翻案之风如此盛行了。

为李鸿章辩护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李鸿章“处境艰难”、“逼不得已”，在其能力范围内已经做到了最好，或者说是尽心尽力了，只是由于清廷反对力量过于强大才未能尽行其志；第二条是李鸿章是“洋务旗手”、“改革先驱”，在学习西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过于纠结其个人品质和政治手腕，不是公正客观的态度。

关于第一条，前文已经有所提及。作为淮军创始人和控制人，李鸿章权力根基坚固，并不需要仰仗清廷的鼻息，他和他的淮军集团与满洲权贵们首先是政治盟友关系，然后才是上下级关系，彼此之间既合作又斗争，合作为主、斗争为次。清廷是一个祸国政权和卖国政权，慈禧太后是个祸国贼、窃国贼、卖国贼，这些与李鸿章是一个祸国贼、窃国贼、卖国贼不仅不矛盾，反而可以互相印证。慈禧和李鸿章，本来就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才能彼此支持。把清廷与李鸿章在一些细节上的斗争作为历史的主线来叙述，以为李鸿章不过是一个地方官，清廷或者慈禧一不高兴就可以把他撤职，李鸿章对中央的掣肘无可奈何，一旦遭到朝廷清流派的攻击就“处境艰难”，这是一种肤浅的、错误的认识。

对满洲政权而言，换个人当太后、换个人当皇帝，都是可以的，但谁来当直隶总督，却没得选。只要有李鸿章和他的淮军集团支持，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坐在满洲皇位上维持体制运行；反之，如果跟淮军集团闹翻了，满清政权还能否继续存在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李鸿章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决定谁来做皇帝的程度，想要造反自己当皇帝也很难成功——士绅集团不支持、外国列强也不支持，但如果清廷给淮军集团的权势富贵不到位，或者真要把李鸿章撤职，他们把清政府搞垮台能力是有的。这并不需要赤裸裸的举旗造反。诸如“煽动哗变”、“养寇自重”、“引狼入室”等，都是军事集团的基本闹事技巧，一旦不高兴就放松基层镇压，再搞一个太平天国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甲午战争后淮军集团被打残了，李鸿章被迫离开直隶总督的位置，满人直接担任直隶总督，结果就出来一个义和团运动，引来八国联军侵华。等清政府与八国联军开战，李鸿章在广州联合南方总督搞“东南自保”，拒绝救援，这就相当于是公开叛国了，清廷也拿他毫无办法，跟洋人谈条约还得求着他北上，因为列强只认李鸿章。

直隶总督时期的李鸿章，权力地位稳固、重大决策自由度极高，无需事事受制于中央，这一点毋庸置疑。北洋水师提督、旅顺与威海守将、平壤统帅、军械局与开平矿务局等军民企业总办这些关键职位的人选，都是李鸿章自行决策的，清廷完全尊重其决定。外交政策方面，总理大臣奕劻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除了贪污以外不知道做官还有其它事情可做，在外交政策方面对李鸿章言听计从。至于直隶范围内的人事钱粮等事务，则完全由李鸿章控制。直隶之外的诸多督抚、提督总兵等军政要员，也由李鸿章保举推荐。

具有迷惑性的一个现象是：权倾天下的李鸿章，同时也是朝廷清流派官员政治攻击的重点，弹劾辱骂他的奏章汗牛充栋。不管李鸿章做了什么决定，或者想要做点什么事，清流派言官们都会一拥而上对他进行攻击。攻击的理由，既有诸如拥兵自重、贪污腐败这样比较实在的，也有诸如破坏风水影响地脉这些非常荒唐的。单从奏章上看，李鸿章确实“处境艰难”，好像一个理智正常的人想干点正事，却被一群神经病围攻，口水都说干了也没有用。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中央清流派不掌握兵权，权力地位完全是清廷给的，是满洲勋贵们的附庸。他们围攻李鸿章，很大程度不过是替他们的主人出头对李鸿章进行“敲打”。对李鸿章做错的事情，比如卖国和贪污，他们要攻击反对；对李鸿章做的正确的事情，比如兴办洋务企业，他们也要找借口反对和攻击。

这些五花八门的言论攻击，数量众多而且言辞激烈，但对李鸿章而言并无关痛痒。整个过程，好像一个带着枪的人走进一个大户人家。主人养了一大群拴着链子的狗，这些狗当然要冲着客人狂吠。拿着枪的客人想要毙掉这些狗很简单，不开枪是为了给主人面子。主人家手里也有枪，但不如客人手里的枪厉害，便养了一群狗来壮大声势，却不敢真的放开狗链子让它们扑上去咬人。最终，双方衡量了一下彼此的火力，发现如果互相开枪只会两败俱伤，于是一致同意枪口对外，联合起来去抢外边那些没有枪的普通人，一起发财。至于那群只会汪汪叫的狗，也能继续分一些残羹剩饭。

当然，清流派中的投机分子们比狗聪明的多，就算放开了链子，他们也不敢真的扑上去跟拿着枪的李鸿章拼命。相反，很多清流派，私底下跟李鸿章交情还不错，在弹劾围攻之前，要先跟李鸿章通气，掌握一下言论攻击的尺度，既要让主人满意，又不能当真得罪李大人。清流领袖李鸿藻，其门生袁保龄就在给李鸿章当幕僚，担任“二李”私下沟通的桥梁。而李鸿藻重点培养的“第一爱将”张佩纶，在北京工作，就是清流大佬；回家守孝没工作，就给李鸿章当幕僚；守孝期结束，又回到北京继续当“清流”；马尾海战惨败后被朝廷免职，又到李鸿章幕府做事，还成了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在李鸿章和李鸿藻之前牵线搭桥，成了清流与淮系进行政治协商的关键人物，其中的诸多内幕和私下书信往来，直到21世纪才被历史学者挖掘出来。[1]

各地实权督抚也都跟李鸿章培养张佩纶一样，在中央清流派中培养自己的代言人，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1880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想找李鸿章要回轮船招商局从沈葆桢那里借走的一百多万两银子，被李鸿章拒绝，他就安排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打头阵”，弹劾盛宣怀贪污腐败，要求改组招商局。朝廷收到奏章，向刘坤一等地方大吏询问，刘坤一便借机提出招商局欠钱不还的事，还想进一步夺取对招商局控制权。但李鸿章在清流派中也有眼线，很快打听到王先谦曾经找刘坤一帮忙解决国子监学生的学费问题，于是反戈一击，说王先谦的弹劾是“有人贿嘱”。刘坤一和王先谦被抓住把柄，不得已草草收兵，此事最终不了了之。[2]

清流派各种有道理没道理的攻击，远远到不了让李鸿章“处境艰难”的地步。李鸿章手下有一群幕僚，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权势惊人，而且他们各自也养着一批心腹幕僚。也就是说，李鸿章的幕僚都有自己的幕僚团队。这种情况下，跟清流派言官打嘴仗，根本无需李鸿章劳神费力。但凡在政府机关给大领导当过秘书的都知道领导们公文是如何写成的：领导布置下来，政研室主任就要带着整个写作班子没日没夜的加班，有时候还要从业务部门借调人手过来补充专业知识，层层讨论、反复修改，征求各部门和相关专家意见，最后才会出现在领导面前。领导随便讲几句修改意见，整个稿子就要重新推倒了重新来。面对清流派的嘴炮攻击，李鸿章完全可以“闲庭信步”，有想说的，就在茶余饭后向幕僚们叮嘱几句，觉得无聊的，也可以完全不理，具体写折子这种咬文嚼字的苦活累活交给写作班子去做就行了。

李鸿章是个聪明人，非常懂得清流派背后满洲大佬们的意图。面对这些声势浩大的言词攻击，装出楚楚可怜有理没处讲的样子，让满洲大佬们“有面子”，对自己有益无害。朝廷也可以根据需要从中挑出些过错来对李鸿章进行斥责敲打。但在关键利害之处，清廷和李鸿章的决策都不会重视清流派的意见。

真正会被清流派打击的，是失去军事集团保护的实干家。最典型的是刘铭传。他之前过于嚣张，连续把湘军、八旗、绿营、楚军都得罪到了家，终于被赶回了老家。但李鸿章认定他是“嫡系”，便一直在幕后积极活动，谋求让刘铭传复出，找机会要给他安排一个北洋帮办大臣的职位。想不到刘铭传爱国心切，竟然拒绝了李鸿章的安排，跟左宗棠搞到一起去了，联合楚军死守台湾，做了淮军集团的“叛徒”。中法战争结束后，刘铭传以军功获得了台湾巡抚的职位，但左宗棠死了，没有人保他，清流派中的保守分子和投机分子们就一拥而上，痛打落水狗，不管他想在台湾开煤矿还是修铁路，都是各种弹劾。一般来说，遇到这种事情，就需要实权派大佬出面担保，比如前面刘坤一和王先谦联手弹劾盛宣怀，李鸿章上奏说我担保盛宣怀没问题，朝廷也就不再深究；后来如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北洋提督丁汝昌等人也都不断被弹劾，李鸿章出面保一下，就都没事了。眼看着老部下被群小围攻，李鸿章却始终不开口说一句话，朝廷遂严斥刘铭传，逼着他辞职。刘铭传被清流弹劾下台，既是朝廷在借机对地方督抚展示权威，也是李鸿章在“清理门户”。

晚清政坛，处境艰难的绝不是拥兵自重的李鸿章，而是像刘铭传这种能抛开门户之见，毅然为国家献身的英雄人物。失去了派系势力的庇护，他们就寸步难行。

在权力地位稳固的情况下，李鸿章的诸多决策都不是考虑自身安危，而是考虑如何实现自己和淮军集团利益最大化。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看李鸿章所谓“洋务先驱”的身份，才能看的更明白。

李鸿章长期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购买西方武器并部分仿制，又主持兴办了许多洋务企业。这些事情都是正确的，但由于其本人和淮军集团的贪腐无耻，把这些事情搞得很糟糕，浪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而几乎一事无成。这种人是没资格当“先驱”的，更谈不上是“改革派”。

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用西方的先进武器，这个事情难不难？一点也不难，简直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它并不需要有什么远见卓识。科技先进和武器先进这种东西，智力正常的人一看就知道。两三百年前，明朝的中国人，从皇帝到士大夫到普通知识分子，都是一看见西方的科技和武器就立刻主张学习。即使在满清，康熙皇帝也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数学天文知识，乾隆皇帝打猎也喜欢用火枪而非弓箭——他自用的火枪现在还在故宫博物馆陈列，其先进程度完全可以与同时期西方顶级火器媲美。李鸿章到上海以后，向朝廷报告说洋人愿意卖给咱们先进武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兴奋异常，立刻商量要用最先进的武器来武装驻京八旗，并火速派人到上海采购。此后，驻京八旗的“神机营”一直用着当时能买到的最先进的火器。

所以，“主张学习西方的科技，使用西方先进武器”这个事情，一点也不难，数百年来中国当权者没有人当真反对。到了十九世纪，列强军队都攻破中国首都以后，才发现它们是好东西的人，谈不上有什么远见。中国文化是世俗文明，中国人从不迷信怪力乱神，不相信上帝神仙能当真改善人的生活、增强军事力量，很容易理解先进科技和武器能带来的好处，即使处于野蛮状态的满人也不例外。

那么，为什么近代中国会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上如此落后于西方呢？这不是当权者不知道先进的技术和武器好用，而他们希望由谁来掌握和学习先进技术和武器的问题。一句话，这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康熙、乾隆这些人都聪明绝顶，早就知道西方的科技和武器是好东西，但他们绝不允许这些东西在中国广泛传播。康熙开办过专门面向八旗贵胄子弟的学堂，教育他们学习西方科技，而汉人则被排除在外。只是这些贵胄子弟们太不成器，学不好而已。乾隆则连汉人学习了解中国古代的先进文明都要用“文字狱”坚决禁止，更不要说学习西方了。

在野蛮人的刀锋之下，中国人连学习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权利都没有，何况学习西方？

中国人要打破清朝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闭关锁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用和制造先进武器，难点不在“知道”西方的武器、科技、机器是好东西。难点在于破除满洲以野蛮落后的少数人对文明的多数人的准殖民统治。

这个事情是谁来干成的呢？是太平天国和捻军干成的。

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把满清八旗和绿营这一套传统的军事专制机器给砸了个稀巴烂，清廷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同意汉族士绅自己募兵募款，建立一套独立的军事系统。汉人手里有了能独立控制的军队，而且实力胜过了八旗和绿营，才有资格去学一点满洲人没有掌握好的东西。

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前，谁要是想打破满洲专制体制划定的思想囚笼，就只能落得一个抄家灭族的悲惨结局。等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把几十万湘军淮军建了起来，在中国大地上杀得人头滚滚，带着还在滴血的刀，才敢抬起头来对清廷说：我们打算学习西方，你有没得意见？

清廷连忙说：没意见、没意见，大家一起学、一起学。

这些人又说：买外国的武器、建兵工厂都很花钱的，怎么办？

清廷说：没关系，洋人控制的海关每年能给咱们整出来几千万两银子，要买什么尽管说。另外种鸦片贩毒这种事情来钱也挺快的，你们放手去干。为了富国强兵，种个鸦片不是什么大事儿。

这些人听了，才放下手里的刀，到户部领银子去了。中国人才终于有了学习西方的资格。

自从十五世纪西方科技领先中国以来，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中国精英阶层中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当真 “反对学习西方”的实权政治派别，最多也不过是一些无权无势的酸腐文人的议论而已。清流出身的张之洞，一到地方上掌握实权，也立刻转型为“洋务派”。把“主张学习西方”当成一个了不起的远见卓识来加以宣传，借此给李鸿章贴金，实则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污蔑。

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既不“闭关锁国”，也不“盲目自大”。中国历朝历代的大一统王朝，都是执行的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并积极鼓励先进科技的研发和推广，对外部文明的好东西，也总是乐意学习引进。甚至清王朝在经济领域也一直是对外开放的，自由贸易程度比同时期的西方国家高得多，只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基于民族歧视采取封闭和高压的政策而已。清朝的皇帝，也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不过是只让满蒙统治阶层学习，不准汉人学习而已。太平天国战争的双方，革命派和镇压革命派，都主张对外开放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战后的两个当权利益集团，满洲勋贵和汉族士绅们，也都赞成学习西方。李鸿章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主张学习西方，用先进武器武装淮军，建立垄断企业为淮系集团捞钱，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先驱”。而那些为了帮助满洲主子敲打地方实权派的清流保守派，用各种荒唐的理由来攻击李鸿章的各种政治决策，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主流。把清流保守派们的聒噪，当成中国传统文化对洋务运动的重要阻挠，是错误的。

比如，在为开平煤矿运煤的唐胥铁路的修建问题上，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传言：“保守派”认为修建铁路会震动皇陵，强烈反对用蒸汽机车来拉火车，李鸿章为了让铁路项目能顺利进行，不得已采用“马拉火车”。“马拉火车”也就在许许多多的近代史作品中，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抵抗现代化的一个“显证”。然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潘向明先生的《唐胥铁路史实考辩》中的考证，李鸿章在一开始筹备唐胥铁路建设的时候，就定的是用马力来拉动火车。因为蒸汽机车在当时的西方也没有完全普及，煤矿的铁路用马力来拉动仍然是一种常见的方式。整个唐胥铁路修建过程中，朝廷对李鸿章的各种奏请都是一概予以批准，中间没有任何参劾反对的声音，更不存在“震动皇陵”的说法。后来，唐胥铁路的技术人员自己想办法组装了一个蒸汽机头，用它来代替马力，也顺理成章，中间未有人提过反对意见。“震动皇陵”之说，完全是时人看见马拉火车，以为奇观，编造出来的民间传言而已。

在修建大的铁路项目问题上，朝廷内部确实有过争议。清流保守派们发表过一些诸如影响风水之类的奇谈怪论，但朝廷决策从未理睬过这些说法。朝廷一再拖延大型铁路项目上马建设，关键是两个原因：财政困难和国家安全。

一些花钱少的建设项目，比如全国的电报网络，很快就建起来了。但修铁路花的钱要多得多，如果要大规模上马，就得找列强借钱，就要出让许多铁路沿线的权益，说不定还会危害国家安全，这个事情关系重大，不敢轻易定夺，而不是思想保守害怕火车震动地脉破坏风水。当时要花钱的地方太多，比铁路重要的事情也很多，一直等到1891年李鸿章宣布海军建设基本完成，朝廷才开始批准铁路投资。

中国文化对铁路这些西方新事物的态度，与其看清流派的无聊奏章，不如看它实际开通以后的民间反应。

1872年，英国人在上海吴淞修了一条15公里的铁路。建设过程中，由于工资比较高，当地人打破了头来施工队找工作。“乡人踊跃从事，毫无怨言”。唯一比较麻烦的是征地，刚开始还比较顺利，后来沿线居民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就竞相抬高房屋拆迁价格。有个叫李昆荣的农民，跟当地地保串通修改土地记录，把自家土地从0.871亩改为1.5亩，三人瓜分了多拿的拆迁款。此事后来被宝山县令发现，对三人做了鞭笞的处罚。总体而言，人民都是从世俗利益出发来看待修铁路，没有出现因为风水等传统意识阻碍修建过程的问题。

等铁路开通的那天，火车站附近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全上海的人都跑来看热闹，有钱人争相购买一等座来体验最新的“洋玩意儿”。《申报》记载，专门来围观火车的“观众”每天都有上千人，马车、大轿、人力车等生意火爆，车站周围也开起来了很多水果摊、点心摊，如同赶集。不仅上海人来围观，还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全国各地的有钱人专程来上海，花两块钱体验一把15公里的火车乘坐体验。吴淞铁路成了上海著名旅游景点，迅速实现了盈利，达到了每英里每周盈利27英镑的水平，跟伦敦持平。[3]

不过，由于这条铁路是英国人打着“修马路”的旗号修的，没有经过官方审批。两江总督沈葆桢知道以后，认为这里边包含了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图谋，下令把它拆掉了。沈葆桢是仿制和购买外国军舰以发展海军的积极倡导者，并不保守，拆掉吴淞铁路主要是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这种考虑也并不是完全错误。后来修建的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就成了侵略军进军北京的运兵铁路。直到21世纪，在我国与越南接壤的某些地区，出于军事安全的需要，也仍然禁止修建铁路或高等级硬化路面。前段时间我还读到过一个新闻报道：中越边境有个村庄的村民们在没有向规划部门申报的情况下，自己筹钱修了一段水泥公路，便因为安全因素的考虑而被要求拆除了。

洋务运动中，铁路修不修、何时修、在哪里修、怎么修的决策过程，清廷上下的决策者们主要都是基于财政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来做决定的，是很现实的考虑，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小。从拿钱参与铁路施工的穷苦人民，到花钱体验火车的全国富裕阶层，中国人上上下下都对铁路这类新鲜事物的接纳程度极高，总体上不存在盲目排外的问题。其间，即使有个别比较荒唐保守的思想言论，也是全人类共有的对新鲜事物的陌生感恐惧感的体现，与中国文化的特质无关。一个叫高思特的英国人在1899年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进步》。他在书中比较中国人和英国人对修建铁路的态度，认为面对新技术新事物，中国人比英国人更加开明和积极。他说：

“60多年前在英国，当人们建议筑造第一条铁路时，全国吵闹反对。如果那些喜欢嘲笑中国人害怕蒸汽机工厂和铁路运营的人们，能回忆及此，不是没有好处的。那时英国人所提出的反对，比今天中国人所表示的厌恶，可笑得多了。中国人不喜欢他们的墓地受到侵害，或者是他们的风水规条受到破坏。但是在英国，一个著名的律师居然说，狂风时，蒸汽机将无法运转，即使搅拨火炉，甚至增加蒸汽的压力到锅炉要爆炸的地步，也是毫无用处的。医学家说，隧道的暗淡与潮湿、汽笛的尖叫、机器的飞转，都将给公共卫生带来很大的损害。机车通过时的火花，将引起房屋火灾。乡绅们则担心自己牧场上的牛将受到惊吓而不再进食，母鸡则将停止下蛋。”

——在遇到火车这种从未见过的庞然大物的时候，任何国家的普通人都会出现恐惧感，担心它会造成一些难以预料的危害。这种情况绝不是只会在中国发生。甚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英国还有很多人相信5G信号会引发健康风险，于是四处纵火烧毁5G基站。2020年3月12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办的健康峰会上，一位名叫托马斯·考恩的美国医生在会议上声称：“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导致了新冠疫情的爆发”。英美各地都有以此为借口的反对5G的游行示威。跟这些人比起来，晚清的中国人民在面对西方新技术的时候，表现得已经是相当开明和理性了。认为掌握枪杆子的洋务派需要特别的勇气和魄力去跟“儒家保守派”进行激烈斗争，才能推动铁路、电报等现代基础设施建设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是在假想他们跟一个并不存在的怪兽搏斗。

真正的情况是，当满洲人发现已经无法阻挡汉人学习西方的时候，满汉双方迅速开展了学习西方的竞赛：清廷拼命想让八旗拥有最先进的武器，快速建立电报系统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汉族大佬们也拼命搞钱来武装自己的军队、建立自己的兵工厂。

正因为如此，在那些把“主张学习西方”当成一件了不得的远见卓识的人看来，晚清政坛从慈禧到李鸿章，从奕?到醇亲王，当权派们全是一群开明的、开放的、积极谋求改革的伟大政治家，无一人反对学习西方。甚至连英国人海关总司赫德也成了推动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现代化的先驱人物。他们全都在处心积虑的推动中国学习西方。但不知道为什么，洋务运动竟然失败了，甲午战争中国竟然一败涂地。中国跟美国、德国、日本一样，都在一场激烈的内战以后谋求富国强兵，同一个时期、类似的做法，结果其它三家都成了新兴霸权，只有中国成了被列强瓜分的对象。他们不能理解，因此只能往虚无缥缈的“文化基因”上去找原因，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不是慈禧、李鸿章、赫德这些掌握着中央枢机、国防精锐、列强授权的显赫人物的过错，而是诸如倭仁、宋晋、徐桐、翁同龢这些手上无一兵一卒、只能写奏章提建议的人搞坏了事儿，认为是这些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主保守，反对学习西方，成了洋务运动改革的绊脚石，让国家“改革”失败。相反，满洲勋贵、淮军集团、西方列强，都在一心推动中国现代化，只是因为中国文化基因太差、中国人过于愚昧无知，烂泥扶不上墙，最后才给搞坏了。

这种看法相当荒唐可笑。一群腐儒、一堆古书哪有力量挡得住皇权、军权和列强的联合意志？

整个洋务运动中，最烂最坏的，恰恰就是慈禧、李鸿章、赫德为代表的这一批人，以及背后支持他们权力的利益集团。只有他们足够烂足够坏，才能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在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开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全球大国格局重新洗牌的重大历史机遇期，让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和平建设，只搞出来一批中看不中用的“形象工程”，外表光鲜、里头稀烂，被一个新兴的海外小国一戳即破。这批人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支持中国学习西方，嘴上都把中国富国强兵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但背后都在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算计，时时处处以本人和本集团利益优先。他们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都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而且贪得无厌、欲壑无穷，打着富国强兵的旗号拼命把好处往自己兜里揣，他们经常因为分赃不均而内斗，但在合作剥夺中国人民的血汗所创造的财富方面则完全一致。

清流派，只是满洲勋贵和汉族士绅们进行内部分赃的斗争工具，他们的思想和言论，无论是“清”是“浊”，对国家重大军政决策影响甚微，也决定不了洋务运动的成败方向。

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清流官员，并不全都是迂腐保守的，其中不乏有才干也有操守的人才。曾国藩在建立湘军之前，可以说也是朝中“清流”。张之洞以清流而转型为地方实干型政治家，一身清廉而专心洋务，跟左宗棠一起撑起了洋务运动的半边天，最后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他主持建设的钢铁厂、煤矿、军工厂等最终投入产出的效率都远远超过了李鸿章主持建设的江南制造局、天津军械厂。

此外，朝中清流派对整顿吏治、改革司法做过很多有益的讨论，并不是一门心思反对改革。晚清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4]，就是翁同龢等清流人士主持的，为两个被司法系统的腐败无能冤枉的普通底层人民申了冤、翻了案。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极端保守派在清流中也只是一个非主流的分支。[5]

但清流派这些成绩和有益的讨论，对大局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把“学习西方”的旗号举得最高、吹的最好的李鸿章，以及在背后信任和支持他的慈禧太后，这两个人才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最大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其间的辩证关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社会的进步，最不需要的，就是漂亮的口号和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最需要的，是能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气，尤其是与自身利益和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行斗争的勇气。如果当权者自己就贪婪无耻，时时处处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不管多正确的路线和口号都只会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相反。

民间保守观念对洋务运动的阻碍，比清流派中的“保守派”力量更加微弱。面对民间的反抗，洋务大佬们的处理方式非常简单。沈葆桢在给马尾造船厂征地建设的时候，就遇到了村民们的反对。本地村民以保卫祖宗坟墓和个人财产为由把拆迁队伍赶走了。沈葆桢得知以后，派出炮艇开过去对准那个村庄。村庄的首领立刻服软，交出了几个带头闹事的村民。沈葆桢下令把他们斩首示众，拆迁过程便得以顺利推进。还有那个跟地保串通、索要过多铁路拆迁费的上海农民李昆荣，洋人去找官府投诉，七品芝麻官宝山县令一句话，把他抓起来鞭笞，没几天就伤口感染而死，跟碾死一只蚂蚁没有区别。说这些草根力量就能阻碍甚至破坏洋务运动，能把人笑出眼泪。

在敢于杀掉上千万人以维护自己统治的势力面前，什么祖宗坟茔不能动、祖宗之法不变之类的思想观念根本不值得一提。这些势力自己的丑恶私欲，以及他们之间内部的斗争，才是国家衰落的根源。

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速度是惊人的。左宗棠西征的时候，中国军队就已经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遍布中国的电报系统也在十年之间就建立了起来。马尾造船厂已经具备制造船用蒸汽机和装甲舰的能力。在上海，甚至连证券交易所也建立了起来，任由民间进行期货和股票买卖。高思特在《中国的进步》中也不禁感慨说：“对中国从1860-1895年之间的迅猛的进步，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叹！”

几百年来，中国所有掌握军队的实权派别都主张学习西方，都知道对自己能控制的军队而言，士兵们的武器越先进越好，制造武器的机器越高效越好，运输士兵的工具越快越好，传递命令的信息系统越发达越好，挣钱来养活军队的渠道越多越好。李鸿章的洋务观念，并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评价李鸿章参与“洋务运动”的功过，就不能以他发表了多少主张学习西方的言论、提了多少“开风气之先”建议来衡量，而只能是他实际办事的成果和绩效来衡量。他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然后积极参与并主导洋务运动，那就必须证明自己能比太平天国革命者更好的学习西方、更好的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才能有资格被认为是“改革先驱”。

太平天国革命胜利之后到底能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呢？我们不能改变历史去做一遍事实推演。比较有说服力的方法，只能是通过纵向的和横向的对比来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

从纵向来说，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底层革命，太平天国之前有朱元璋领导的元末农民起义，之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前一次开创了伟大的大明王朝，在此后两百多年里始终是世界上最强大、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三十多年就开始搞郑和下西洋，对外贸易高度发达；后一次，建国之后第三年就在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正面开战。甲午战争的日军再强，也强不过1950年代的美军，结果中国军队硬是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回了三八线以南，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然后，开始进行全面的工业化运动，卫星上天、潜艇入海、核弹爆炸，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代价实现了一个大国的工业化。这中间，苏联的帮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欧美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打压却很厉害。满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国际环境，比新中国建国初期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英国和美国都在大力扶持满清政权，先进武器随便买，各国技术人员随便雇佣，其它列强也无意对华技术封锁，而且那个时期西方科技水平也发展有限，远远达不到二战后的高度，中外技术差距较小，学习起来比较容易。就这样，李鸿章拿着天上掉下来的数以千万计的白银，搞了几十年洋务运动，连个速射炮和爆破弹都造不好，更不要说仿制先进军舰，面对缺乏对外战争经验、经济实力薄弱的小国日本就一溃千里。这哪里是什么改革的先驱，明明是败家的先驱。

从横向来看，与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和练军起义（1856-1868）同一时期，全世界同时进行的还有三场大的战争。德国的统一战争（1864-1870）、日本倒幕运动（1865-1868）和美国内战（1861-1865）。这四次战争都是内战，都是各自国家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德国、日本、美国都在战后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成为新兴列强。这一时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的技术跃进期，也是国际局势大动荡大翻牌的时期，德国、日本、美国都通过内部变革、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国际地位的跃升。唯独中国在经历内战和“改革”以后，成为了被列强瓜分的对象。

日本跟中国在同样的时间结束战争开始推动内部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间，基本跟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的时间完全重合。二十多年下来，日军和淮军硬碰硬，淮军一溃千里。1885年之前，曾国藩、左宗棠在世的时期，还有点中兴气象，学习西方进度不错、对外战争连战连捷，等左宗棠去世以后，三大湘军系巨头只剩下一个李鸿章，大权独揽，全面主导洋务运动，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