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一文的点评
作者：袁 大 成
（20210906）
这几天许多人转发过来张维迎的《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一文给我看。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作了一个如下的点评。
张文一开始就说：市场经济需要经济学家去捍卫，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了。
这话就好像在回答我这些年在与人辩论时所提的一个问题似的。我的那个问题是： 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自发地安排好一切经济活动，那么还要经济学家们干什么？ 经济学家们早就会全部下岗了，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为各种问题而绞尽脑汁，争论不休呢？
现在张的意思就是说，市场经济之所以需要经济学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有问题，而是市场经济需要经济学家们来捍卫。
我的天，这也是太能说会道了吧！
首先，张维迎在这里混淆了两个概念：一般的市场经济与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
像张维迎等这些人口中所说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不受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已。
所以，在下面的点评中，当我批评张维迎们所讲的“市场经济”时，我指的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这也符合张维迎们的本意。
许多人会说：市场经济就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所以说市场经济必然就是私有的和自由的市场经济，否则就没有市场了。因此根本不用提自由私有制的定语，直接说市场经济就够了
市场经济与私有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混为一谈。
市场只是人们交易的平台，它并不一定需要私有制为基础的。我在多年前所写的“ 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 的有关章节中澄清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分工，而不是私有制。
因为人的需要是多样化的，而分工却使大多数人从事一种产品的生产，许多产品还只是生产链上的中间产品，或者是生产者毕生都不曾用过的产品，那么从事单一产品生产的生产者，是如何才能满足其自己和家人的多样化需要呢？
这就需要有市场的存在。在市场这个平台上，从事单一产品生产的生产者以货币为媒介，买到自己所需的产品，从而满足其生活的多样化需要。这样的市场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不管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分工越发达的地方，市场就越发达。相反，在分工不发达的时代和地方，市场也就越不发达，比如在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地方和时代，尽管是私有制和自由经济，没有任何国家的计划经济，但是由于分工不发达，所以市场也就很不发达。
可见，市场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只要分工存在，不管什么所有制，都需要市场做交易的平台。谁反对过这样的市场经济呢？ 没有的。
既然根本就没有过人反对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那么张维迎所谓的“捍卫” 岂不是与风车作战吗 ？
张维迎们所捍卫的其实是私有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但是他没有这样说，要么是他自己还不清楚，要么是为了混淆视听，包装一下。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也需要市场经济的平台来交易产品，以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同的多样化需要。但这并非张维迎所要的“市场经济”，所以张维迎笼统地用“市场经济”一词，并不严谨规范。
张在该文中继续说道：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要捍卫“市场经济”、（注：他的本意其实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因为他认为他所谓的“ 市场经济”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
张维迎这个的话既不客观也不中肯了。
难道中国那些的十亿百亿千亿富翁们与千千万万个杨改兰们是非常平等的吗？ 这是睁眼说瞎话呢。
当然张维迎们会说，他们所说的“平等” 并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起点的平等。就是说，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私有的市场经济可以给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按张维迎的话就是可以使出身贫寒的穷光蛋也能变成百万富翁。
起点平等？ 难道中国杨改兰们的孩子与王健林的儿子和柳传志的女儿都有起点的平等吗？ 都有变成亿万富翁的平等机会？这是哄鬼的瞎话。
张维迎还说：正因为市场经济是平等的, 所以招致了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既得利益集团是谁呢？ 不正是千千万万个资本家富豪们吗？ 他们的熏天财势让他们拥有的特权不正是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吗？这些利益集团怎么能会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呢？这不是胡说吗？
在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张维迎们所主张的不受干预的完全市场经济中，连看病都成了有钱人的特权, 没有钱的人只能等死。硬说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平等的，这并不符合事实。
张维迎接着又说，反对市场经济的人是出于无知。包括爱因斯坦，罗素那样的人和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反对市场经济都是中了科学主义的毒，是无知。
我首先需要再次澄清一下：爱因斯坦也好，罗素也好，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
至于谁更无知，说清这个问题需要的篇幅太长。因为张维迎的文章已经很长，我不能全部都作深入点评。
至于张所说的第三个原因，说反对市场经济的人都是出于嫉妒，这纯属他个人的猜想而已。这样的话题过于无聊, 略过。
下面就到了张维迎所讲的：
“从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奇迹”这一节了。
这大概是张维迎自己最得意的重点章节了。
这一段张维迎讲的很长，但是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张维迎认为：人类目前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都是近200年来的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成果。
在张维迎看来，今天的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物质文明成就，并不是现在的人们比古代人更聪明了，也不是现在的资源比古代更多了，甚至也不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了，而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完全应该归功于市场经济。所以张认为现在人类的物质文明成就完全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奇迹。
我认为，张维迎说的不对，犯了归因错误。
实际上，人类物质文明在近代的大幅度提高，是科技进步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如果没有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人类现在还在用手摇纺车，也不会有汽车轮船，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地下资源了，那么，即使再有更多的陶朱公，沈万三们的商业努力，也不会让人类拥有现在的物质文明的进步，更不会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
就像如果没有万维网的发明者Tim Berners-Lee，那么再有一千个马云，一万个李彦宏，也不会有互联网经济一样。
所以人类现代巨大的物质文明的进步，完全是科技的进步与工业革命的成果。而这种科技进步正是人类的认识革命带来的。现在一个中学生所拥有的科学知识，远远超过了中国诸子百家的知识总和。从知识拥有量来衡量，完全可以说现代人比古代人更聪明了。张维迎说现代人并没有孔子们聪明是错误的。
另外，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也并非是近200年的近代产物，而是古已有之，很长历史了。比如在中国的商代，商品经济已经很流行了，殷人就是因为善于贸易活动而崛起的，所以被称为商人，建立了商王朝。实际上，不但中国的历代历朝不缺从商而富的百万富翁亿万富豪 ， 比如陶朱公吕不韦沈万三们，而其西方国家特别是中东阿拉伯国家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业活动也有上千年了。然而，在科技进步带来的工业革命以前，这上千年的商品经济和私有制，并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什么重大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以中国为例，中国的清朝人与2000年前的周朝人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说明了，私有制和商业活动在二千多年历史中，并没有创造什么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和奇迹。不论是中国的商人，还是地中海国家或者阿拉伯的商人，他们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带来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奇迹。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人类现在还在用手摇纺车织布。商品经济和私有制也许可以使沈万三们有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却无法让天下人都可以免于贫寒。
实际上，中国到了清朝时期，尽管中国已经有了悠久的商业历史，也有过许多商品经济所创造的富豪们，但是由于没有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工业革命，中国社会的物质文明并没有什么起眼的进步，特别是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平与2000年前的周朝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张维迎又继续侃侃而谈，说在市场经济中，因为私有制，私人老板需要对利润负责，所以就会对产品质量等等负责。文中虽然说了一大堆，大都是在复制亚当斯密们的陈词滥调。
当然，在张维迎这样的市场经济的迷信者们看来，市场经济可以自发地摆平一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因为私人企业家需要对自己的利润负责，即使出于私利也一定会对自己的产品的质量等等负责。
这个观点与事实是不符的。实际上，自从中国实行了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以来，假药假酒假蜂蜜假奶粉等等层出不穷，无不是出于私人老板们对利润的不懈追求而来的。为了利润，不惜偷工减料，造出的豆腐渣工程触目惊心，可谓罄竹难书。而且，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还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在许多行业普遍竞相降低了产品的质量，比如自来水管，使得廉价的有毒的水管通往千家万户，很多假冒伪劣产品，比比皆是。这是所有中国人每天都看见的事实。
所以，作为一个人，起码要事实求是，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信口雌黄。
如果硬说这些事的发生，不能怪罪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只能怪国家监管不到位，那就是强词夺理了。实际上，当把这些问题归因于国家监管不到位时，就等于承认了：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机制或者“看不见的手”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失败的。
张维迎这里的观点来源来自亚当斯密们。亚当斯密的两本书，我上大学以前就看了。亚当斯密其实只是在一个简单的思考层次上说过：国家和教会不用教育商人们任何商业道德规范。因为，在亚当斯密看来，商人们出于自己的私利，也会尽量把事情做好，把产品质量搞好，不会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因为那样会砸了自己的牌子，所以，完全不用去管，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也会让为自己打算的商人们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做出有利于他人的商业活动。
不知道为什么，亚当斯密如此简单浅白的见解，为何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如此广泛地共鸣？说实话， 亚当斯密这个观点其实与中国农村的老年智者们的思考水平一样，只包含了一部分相对合理的成分而已。可能正因为其肤浅明了，所以被中国人广泛接受。 张维迎只是其中之一。
现实生活已经证明了亚当斯密的这个观点太乐观，太简单，太天真了。实际中的商业世界充满了欺诈；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弄虚作假层出不穷。
但是，这都不是主要的，还不是亚当斯密们的理论的根本缺陷。
在我看来，还有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则是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所没有触及到的。
这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在其自我机制的作用下，必然失去平衡，导致了生产过剩和经济下行。
这个机制完全是数理逻辑的问题，与商人们的道德水平如何，或者政府是否严管都没有关系。 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包含有一个基本悖论，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其自我机制的作用下，一定会发生相对过剩，这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瓶颈。
这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理科思维，需要从系统论和动力学的观点去分析观察问题，让经济学从政治啦人性啦道德啦心理啦等等文科范畴内走出来，成为一门理科学。其实经济学在西方的大学已经被归到理科了。而中国的经济学人，尤其张维迎那一代，当年考大学时都是文科生，善于言辞，但思维只能停在事物的表层，无法深入，也无法处理稍微复杂一点的逻辑关系，所以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进入经济学，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们只能拉來像亚当斯密那种粗浅的初级经济学作为自己的虎皮唬人，靠贩卖亚当斯密的牙慧混饭吃。
然而，他们的观点虽然肤浅简单，却容易被一般大众所接受。因为一般人只能接受凭直觉和经验就能理解的东西。所以，越肤浅的东西越受众广泛。而理科理论则需要推理和思辨能力, 不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张维迎又罗列了改革前，中国经济的种种现象，以证明改革后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就。这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思想狭小。因为，中国经济的并非只有改革前与改革后的两种选择，还有其它选择的。
至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的种种问题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性质，至少对于中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说，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尽管它是计划经济，但这种计划与富士康的计划一样，仍然是资本主义。所以，改革前的中国的贫穷等等，主要是为追求国家资本的积累而压制劳动者的收入这样的资本家的理念造成的。改革不过是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了私人资本主义。
然而，中国的改革智囊们，却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由于缺少了资本主义残酷剥削造成的，所以他们的改革就是要中国补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课，开始了“补课论”指导下的改革。
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有点大，这里就不展开谈了。还是让我们回来看看在张维迎在这篇文章中还谈了什么。
张维迎在文章中说到：“政府和慈善组织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我们必须明白，扶贫的钱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机构给的，本质上是企业家创造出来。政府和慈善机构能做的只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转到另一部分人手里，不可能无中生有。正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
对此我要简单说几点：
（1）如果承认政府可以通过二次分配解决社会贫困问题，那么就等于承认了自由市场经济会产生社会贫困问题的，而自由市场经济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导致了贫富悬殊的加剧，导致了货币沉淀，商品过剩，市场萧条，爆发经济危机。
我认为正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这些问题，才催生了现代经济学，而不是张维迎所辩称的那样：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太美好了，所以需要他们这些人来领薪捍卫之。
（2）政府二次分配所转移支付的资金是来源企业，但是可以来源私有企业，也可以来源国有企业呀，并非离开了私有企业，国家就没有了财政收入。相反，在中国，目前的私有企业的产值早已已经超过了国企，但是纳税却少于国企。以中国制造业500强为例，在2013年制造业500强中，国有企业以66.65%的收入份额贡献了85.07%的纳税份额。国有企业的百元收入纳税率为8.69元，是民营企业的百元收入纳税的3.05元的2.85倍。（数据来源杜建国）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私企天性是不愿意缴税的，所以私企普遍偷税漏税成风。国企除了依法交税，还应该缴纳税后的利润。各国的国企的利润都是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公科教文卫等等开支的重要来源。如果听从自由经济派的主张，全面私有化，市场化，小政府，少收税，那么别说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全国的公教科文卫的开支都必将萎缩，包括张维迎所在的公立学校也要关闭了，只有到私立学校去就业。
问题是这样的私有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想国，会产生严重的经济问题，导致了宏观经济在整体上失去了平衡。国家的二次分配不仅是为了缓解私有化经济所带来的贫富悬殊社会问题，也是宏观经济整体保持自我平衡的主要手段，具有重大的经济学意义。在我看来，高税收~高福利不但提高了社会进步指数，而且对于维持货币循环，保持宏观经济的整体平衡也是至关重要的。二战后，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克服过去周期性发作的生产过剩危机，享受了多年的经济繁荣，从而进入了富裕社会。正是因为西方国家放弃了过去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政策，实行了大政府的国家干预，从而克服了自由经济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破坏，才取得了这样的进步。可以说，一个国家的二次分配在GDP中占比越高，经济的自由程度就越小，社会贫富差距也越小。这是西方国家在财政上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干预政策带来的。然而给西方国家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宏观经济政策，却是与西方国家的私有企业制度的经济体制相矛盾的，所以在经济上造成了西方国家的资本外逃，在政治上造成了的两党激烈斗争，引发了社会撕裂。
但是脑子被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生活经验所笼罩的井蛙们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们误以为西方国家的富裕是资本家们残酷剥削积累的结果，所以主张补课论，即让中国补上资本残酷剥削的课，只是现在给这个资本主义补课论包装一个市场经济的名称而已。
总而言之，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介入，进行经济调节，就已经不再是自由经济了，而是受调控的市场经济。这是全世界的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信徒们所坚决反对的。
张维迎还以财富排行榜上的富翁排名会换人的“ 垂直流动” 为由，来证明其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有阶层，没有阶级，可以让收入更公平，所以张维迎据此断言：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公平的制度，是唯一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独木桥。
我不知道中国首富从王建林换成马云，与中国月收入不到一千元的六亿人有何关系。印度，印尼，墨西哥，海地，等等上百个国家，一直实行的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很多年了，他们的首富也换过多次，他们因此实现了共同富裕了吗？
即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也不是皇帝永远是一家的，地主也不会永远是地主。贫民朱元璋也做了皇帝，难道那时中国就是只有阶层，没有阶级的共同富裕社会吗？
张维迎最后引用“卖拐”小品节目，说反对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人都是“卖拐者”, 把健全的市场经济说成是疾病缠身。实际上真正的卖拐者是在贩卖私有制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拐，还把这个拐包装成了通往共同富裕的独木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