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防疫政策所需物资加防疫后因病原体传播造成的损失加防疫造成其他损失不能超越经济基础所能承受的物质上限，否则就是mission impossible，是无法完成的防疫。这样的防疫政策不是可选性。
这次分析一下防疫政策的效率问题。
1、某种防疫政策需要消耗的资源不能是几何级数增长的，一旦出现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必须立即改变防疫政策。
2、C+d1+d2
3、经济下行期，社会承受能力更弱，更容易击穿物质底线。
随着防疫所需的物质资源的几何级数增长，如果不改变防疫手段的话，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所需防疫成本C几何级数增长，不断追加的防疫成本迅速冲击经济基础所能提供物质上限，最终现有的经济基础无法提供对应的防疫成本，只能停留在某一个极高的水平。二是防疫成本不变，不再继续追加投入。
经济基础能为防疫提供物质资源是有上限的。防疫成本C与防疫损失d2是正相关关系，随着C的迅速增加，防疫损失d2也必然迅速增长。随着经济基础被破坏，经济基础能提供的C的上限迅速下降。
无论哪种结果，最终都必然导致需要的防疫成本远远高于实际提供的防疫成本。因为物质资源不足，防疫必然形同虚设，全线溃败。最终，防疫耗资巨大，流于形式，感染病例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是事实上的放弃防疫。
这种情况下，必须主动选择一种防疫成本C更低、效率更高的防疫模式。
C+d1+d2
我们把防疫后仍然出现损失d1移到不等式右边，可以得到C+d2
不等式左边，防疫所需物资C加防疫导致的损失d2，随着病原体毒性下降、症状减弱。不等式右边病原体传播造成的损失D0和d1，随着病原体毒性下降、症状减弱显迅速下降。（传播性对不等式左右两边都有相同的作用，可以左右两侧同时忽略不计。）
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随着病原体毒性减弱、症状不明显导致不等式左右两侧的此消彼长，可以得出：
1、防疫成本C和防疫所导致的损失d2必须不断下降，才能保证防疫是有效率的。换句话说，如果希望防疫是有效的，必须不断采取成本越来越低的防疫手段，而不是不断追加防疫投入。
2、当病原体的毒性趋近于零的时候，D0和d1都趋近于零。任何所需成本和造成损失不趋近于零的防疫措施都是无效率的。这种情况下，停止防疫政策，不是主动放弃，而是选择更有效的决策。
3、判断一种防疫政策的效率，有两个标准：一是在成本C和造成损失d2相等的情况下，D0-d1越大越好。即同等成本和造成损失，减少的因病原体传播导致损失越大越好。二是在D0-d1相等的情况下，C+d2越小越好。即同样减少一定规模的因病原体传播造成的损失，需要的物质成本和对社会经济的破坏越小越好。
与许多人的认知不同，在微观层面，一个人的死亡是不可以用金钱挽回的，人命无价。在宏观层面，人命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通俗地讲，在宏观层面，生命和金钱是可以互换的，有钱就可以挽回很多生命，没有钱就要付出很多本可避免的不必要的生命的代价。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口数量急剧膨胀。工业社会可以提供足够多的消费品养活比农业社会多得多的人口。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可以极大地减少战争、自然灾害、事故等对人类的伤害，减轻劳动强度，提高民众健康水平。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提供的物质资源之上。
随着经济基础受到影响，物质生产出现困难，断缺的物质资源不支持工业化社会所需的物质条件，一旦经济规模萎缩，没有足够的消费品，难以养活这样多的人口，各种次生次生灾害此起彼伏，非正常死亡必然增加。
有足够物质资源的国家，可以兴修水利，建设各种防灾减灾设施，加固建筑，翻修老旧电路，增加消防设备，避免洪涝灾害，地震火灾造成的损失，减轻极端天气造成的粮食减产、绝收，即使因为恶劣天气病虫害等原因导致粮食大规模减产，也有能力从国际市场上购买高价粮，避免国内发生饥荒。
有足够物质资源的国家，可以按时更换、维修、报废老化、磨损、出现故障的各种设备，拆除老旧建筑物，避免各种设备和建筑物超期运行，把绝大多数事故消弭在隐患状态。否则，各种安全生产事故、电梯坠落、飞机（轮船、火车）失事、楼房倒塌，必然层出不穷。
有足够物质资源的国家的军队，可以使用火力覆盖，精确打击，装甲集群进攻，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的军队，只能依靠战术，肉体对抗钢铁。
经济上行，营养状况改善，闲暇时间增长，锻炼休息时间增长，人均医疗经费提高，医疗水平提高，许多基础性疾病可以有效延缓，平均寿命延长，生育率增长，人口必然增加。经济下行，营养不良增加，锻炼休息时间减少，患病率上升，人均医疗经费告罄，各种基础性疾病无法的到有效医治，死亡率上升，人口主动绝育，人口自然减少。
经济下行，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向失业半失业的底层发放各种福利，必然推动犯罪率上升，男盗女娼，滋生黄赌毒，犯罪率的上升必然导致因暴力犯罪死亡人数的增加和性病等疾病的流行。
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统计数据和回归方程分析经济上行与寿命延长的关系和经济下降与非正常死亡之间的关系，得出经济增长与全民预期寿命总量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样的前提是经济增长的统计是建立在相对客观的基础上，而没有经过人为的修饰。
既然我们回归出经济增长与全民预期总寿命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对不等式左右C+d2。C+d2是有负效应的，无限追求防疫强度，并不是最优解。成本过高、对社会经济影响过大的低效率的防疫政策，消耗过高的物质资源，造成过大的损失，完全可能对社会造成比病原体传播所导致的损失更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可以通过经济反映，也可以通过全民预期寿命总量反映。
举个例子，理论上每个人、每栋建筑都有被陨石击中的概率，但是如果因此要求把所有建筑物和交通工具都提高到防御陨石的水平，那么人类只能移居地下城。人类移居地下城以后d1将几乎为零，但是由此所需的C和由此产生的d2将是天文数字，由此带来的次生损失将可能导致人类社会损失一多半的人口。人类没有选择移居地下城，除了生活习惯以外，根本原因在于C+d2>>D0。
病原体的变异，将使等式左右关系发生变化。
如果一种病原体的新变种传染性上升，不等式左右两边，无论是防疫成本C加防疫导致的损失d2，还是完全不防疫导致的死亡和重病的D0以及防疫以后的d1都会上升。由于病原体的传播性会对不等式左右都产生同样的影响，因此不考虑病原体传染性因素，仅仅考虑毒性和症状是否显著对不等式左右的影响。
随着病原体的毒性减弱，症状消失，甄别患者。防疫所需的成本C和由于防疫所造成的d2越高，病原体导致的损失越趋向于零。反之，甄别患者所需的成本和防疫造成的损失越低，病原体导致的损失越趋向于一个极值。
按照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判断防疫手段效率的标准：
一是在成本C和造成损失d2相等的情况下，D0-d1越大越好。即同等成本和造成损失，减少的因病原体传播导致损失越大越好。二是在D0-d1相等的情况下，C+d2越小越好。即同样减少一定规模的因病原体传播造成的损失，需要的物质成本和对社会经济的破坏越小越好。
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在病原体高毒性时期高效率的防疫手段，在病原体低毒性时期很可能是低效率的，这种防疫手段即使不考虑经济基础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源上限，消耗惊人的物质资源C造成巨大的损失d2，也只能达到相同的防疫效果。因为低毒性时期，病原体能造成的死亡和重病导致损失本来就很低。
反之，在病原体低毒性时期高效率的手段，在病原体高毒性时期也可能是低效率的。因为此时由于病原体传播导致的损失D0和采取不力的防疫手段后d1都可能极高，两者甚至可能趋同。低强度的防疫手段，可能起不到任何防疫效果，尽管不等式左边的C和防疫导致经济损失d2不大，但是相比不等式右边，防疫几乎不能减少死亡和重病，仍然是低效率。
所以，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防疫政策有必要随着病原体的毒性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即在病原体毒性高时使用高强度防疫手段，在病原体毒性低时使用低强度防疫手段。（当然，任何一种防疫手段能被采用的前提，都是所需的C和造成的d2不超过经济基础所能承担的极限。）
因此，对不断变异的病原体的防疫，有必要不断追踪其毒性，并随着毒性，调整防疫手段。
这里有人可能会问，那种毒性差，但是传播性强的病原体变种，虽然死亡和重症率低，但是感染人口基数大，采取低强度的防疫政策，可能导致较高的死亡和重病总数。不考虑传播性是否合理？
这些人忽略了一点：传染性强的病原体变种采取高强度的防疫政策，防疫成本C和防疫导致的经济损失d2也会几何级数上升。按照前面的分析，全民预期寿命总量的升降与防疫成本和经济损失负相关，这种防疫成本和经济损失的上升也会导致全民预期寿命总量的下降，即导致各种次生灾害引发较高的死亡和伤残。如果病原体的毒性较低，那么病原体导致的死亡或重病总数的极值D0较低，很可能低于几何级数增长的防疫成本C和经济损失d2导致的次生损失。
那种如果虽然毒性低，但是传播力强，完全可能导致较高的死亡和重症的说法，是只看不等式左侧D0，不看不等式右侧防疫所需要成本和造成损失得出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完全没有考虑防疫成本和造成损失呈几何级数增长，击穿经济基础可承担的极限以后，防疫失效的后果。
对病原体毒性的判断，尤其是对非干涉条件下，病原体可能导致的死亡和重症的极值D0的判断，是决定选择防疫手段的关键因素。
对高变异性病原体的D0的判断，需要及时而准确。不能使用过时的数据，更不能使用缩水或夸大的数据。
如果病原体的变异方向是出现高毒性变异，那么使用相对毒性较低时的数据，就会高估防疫成本C和损失d2，低估可能导致的损失的极值。这种情况会导致病原体流行，造成不必要的死亡和重症。反之，如果病原体的变异方向是出现低毒性变异，那么使用相对高毒性时期的数据，就会低估防疫成本C和损失d2，高估可能导致的损失的极值。这种情况则会导致过度防疫，造成巨大的损失以及不必要的次生伤害。
换句话说，在高变异性病原体流行的高毒性期的迟钝和低毒性期的迟钝，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及时判断病原体毒性的意义。
使用缩水的数据，相当于在高毒性期使用低毒性期的数据。使用夸大的数据，则相当于在低毒性期使用高毒性期的数据。前者会导致不必要的死亡和重症，后者会导致巨大的损失以及不必要的次生伤害。此时，人口可能不死于病原体传染所导致的死亡，而死于由于防疫引发的其他次生事件。
对D0的判断，需要由专业人士做出。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很难有脱离个人利益的专业人士对D0做出独立而准确判断。
专业人士的利益与相关产业公司的利益高度重合。许多专业人士，往往与防疫有关的产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可能拥有这些公司的股票、是这些公司的股东、接受来自这些公司的经济援助（包括并不限于研究经费、咨询经费、讲演出场费等等）。
防疫经费C之中的相当一部分必然用于购买相关公司的商品或服务，对这些公司来说，防疫经费C与这些公司的利润P（profit）正相关，C越高越好。
随着C的增加，会产生更多的利润P，这些利润P必然会进一步推动C的增长。同等条件下，病原体的毒性越弱，症状越不明显，防疫成本C越高，相关公司的利润P越高。这种情况下，这些公司必然有足够的动力和财力，不断推高P，推高P的手段就是推高防疫成本C。
推高C需要采取或维持高强度防疫措施，这必然导致对社会的d2迅速上升。整个社会出现不堪重负的迹象。
而此时，D0必然下降，甚至趋向于0。此时，不论采取高强度防疫政策，或低强度防疫政策，防疫以后，仍然出现死亡和重症d1都不会太高，也会趋向于0。
这种情况下，专家自然倾向于采用宽口径的死亡和重症的统计数据。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使用死亡且感染口径统计死亡人数，不使用感染后直接死于感染疾病为口径统计死亡人数。显然，以前者为口径统计出来的D0远远高于以后者为口径统计出来的D0。
使用这样的统计口径，很容易使一种低毒性、症状不明显、高传播性的病原体相关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一种烈性、症状明显、低传播性的病原体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使大众产生错觉。一种低毒性，高传播性的病原体可能导致几乎个人都感染，却都没有明显症状，所有死者，无论是心脏病、高血压、脑梗、糖尿病或肿瘤，甚至车祸死者，都可能被检测出阳性。反之，一种高毒性的病原体，由于毒性剧烈、症状明显，只能传播到一部分人，导致的死亡人数反而可能远远不及前者。使用这样的统计口径，可以产生使本来是低毒性的病原体的D0远远高于高毒性的病原体的D0的结论，得出低毒性的病原体却更致命的结论。低毒性的病原体的流行可能被描述为世纪瘟疫，尽管其毒性必然远远不及高毒性的病原体。
使用这样的统计口径，有利于相关公司获得更高利润，专家获得更高经济利益，却很容易使社会经济循环进入崩溃状态。如前所述，这样的统计口径具有误导性，误判D0，使防疫政策需要因毒性下降而进行调整的时期，不但不降低防疫强度，反而维持甚至提高防疫强度。病原体毒性降低时期，被描述成疾病肆虐时期，不断追加的防疫成本C和由防疫引发的损失d2最终压垮经济基础。经济下行期，经济压力更大，以几何级数上升的防疫成本C和由防疫引发的损失d2压垮经济基础的速度更快。
从相关专家和公司的角度看，收入和利润增长是私人的，防疫成本C和由防疫引发的损失d2则由全社会承担，收益与损失并不对应，他们是为主观自然有动力做出错误的判断，夸大D0达到不断推高防疫成本的目的。但是对全社会来讲，这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是灾难。前面分析过，经济的剧烈下行，同样会导致全民预期寿命总量的缩减，甚至可能是剧烈缩减。
这时，需要有超脱利益的第三方对病原体传播导致的损失的极值进行准确评估。然而，这样的第三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流行病造成的伤害进行估计的，必然是熟悉生物和医学知识的专家。由于产学研融合，这些专家从求学时代，即与相关公司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许多学者甚至与相关公司之间存在旋转门关系，今天是学者，明天是相关公司的顾问。这种情况下，这些学者怎么可能做出超脱利益的评估？
即使公益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也是如此。按照财政学的公共选择理论，每一个公共机构，都会尽量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和更多的编制，而不是主动削减编制和预算，直至关门。即使联合国下属机构，也不能免俗。全球性疫情泛滥，自然有利于某些机构（包括并不限于相关公共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公益性组织）争取更多的瞩目和更多的经费。
于是，对防疫政策的判断就会陷入两难的困境：有足够知识储备，有能力做出科学判断的人，因为利益与损失不对等，倾向于做出高强度防疫的判断。损失与利益相对称的大多数人群，则缺少相应的专业知识背景。
前者可以轻易使用专业知识碾压后者，指责后者是反智主义。后者承担防疫成本C和损失d1，愤愤不平，无处发泄。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制订公共政策，也包括防疫政策。但是，政府也同样面临两难：以专业人士的建议为依据，则必然陷入防疫不断强化，财政无法支持C，经济无法承受d1的恶性结局。以民间呼声为依据，则缺乏专业人士为其调整防疫决策背书。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了防疫政策是否调整发生了如此之多的冲突，一些地区甚至演化为街头示威。
在西方政治体制下，少数精英可以操纵舆论，影响多数人的行为选择，但是不能完全否定多数人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政客考虑到大选的因素，不能完全依据相关公司的政治献金和学者的建议作出决策，多数人的意志即使反智，也完全可能成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于是，这种看似反智的行为，其实可以避免公共政策在巨额利润的操纵下，偏离客观情况太远。
本文不想过多分析西方政治体制，回到判断病原体流行导致的损失的D0的极值问题。
正常情况下，有几点可以参考。
第一，病原体的发现是在诊疗过程中，还是在筛查过程中，是判断病原体毒性的重要参考标准。如果病原体集中爆发，毒性强烈，那么大多数感染者自然会选择去主动就医，或者，请医生出诊。
第二，对病原体流行趋势做出重要判断的专家学者的私人财产和主要社会利益关系应该公开。这些专家学者是专业领域的权威，他们的判断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不亚于高级官员，绝不是一般民众所能比拟的。既然官员财产可以公开，那么这些专家学者也应该公开。公务人员存在相关利益关系，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就应该主动声明并申请回避，避免以权谋私的嫌疑。这些专家学者也应该主动声明，申请回避。如果专家学者既不回避，又要对某种病原体流行发表意见，就请公开相应一段时期的财产及存在利益关系的公司，读者可以参考这些专家学者在防疫期间的财产变化，与他们存在主要利益关联关系的公司的利润变化，对他们的公正性做出自己的判断。
第三，对病原体的防疫过程的起止，应制定明确的标准。比如，各种病原体平均感染几人，死亡率多少，达到这个标准，即进入某种防疫状态。低于这个标准，则防疫自动降级。防疫强度应随病原体的毒性和传播性变化而变化，不能由专家学者们主观判断。制订这样的标准，应该经过多学科充分讨论，不仅仅考虑某种病原体导致的损失的极值，还应该分析防疫所需成本C和防疫引起损失d1。这种防疫手段，不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病原体，而是针对所有病原体，以免利益相关的专家学者和公司获得定向的好处。
第四，加强科普教育。比如，应该宣传对高变异性的病原体，毒性不稳定，难以制造稳定有效疫苗，不适合作为生物武器。防疫这样的病原体，需要随时调整防疫政策，无法严防死守。比如，对低变异性病原体，毒性稳定，可以制造稳定有效的疫苗，适合制作生物武器。防疫这样的病原体，对高毒性的要提高疫苗接种率，可以严防死守。对低毒性的，则要掌握有效的防疫知识，使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注意个人卫生、增强身体锻炼、提高自身免疫、熟悉专用药等防疫手段。比如，在人类发明显微镜以前，各种病原体已经存在，截至目前，人类彻底灭绝人类传染病只有天花，这要归功于天花病毒基因稳定，接种疫苗者可以终身免疫。
安生：新冠疫情的结束，应该有明确的标准（上）
贯彻任何一种意志都需要对应的物质资源，执行任何一种命令，都需要对应的物质资源。指定某一项政策，下达某一项命令前，都应大致估计所需物质资源。如果物质资源与所需资源不匹配，就必然出现任务无法完成，或者，导致其他损失的局面。这时，就需要调整任务目标或增加物质资源，如果能提供的物质资源已经达到上限，那么就必须调整任务目标。
《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篇》，结合政治、天时、地势、将领、制度，对军事方案，行为进行判断。判断的目的，就是估计战争胜负的概率，选择效费比最高的作战方案。第二篇《作战篇》，按照既定的作战方案，估计所需的物质资源。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物质资源的消耗包括两个方面：直接消耗（Cost）和间接损失（Damage），即不但有直接消耗的军需物质资源C，还有因为战火燎原，壮丁参战对经济的破坏，导致的间接物质损失D。直接物质消耗C决定前线作战能力，经济基础提供直接物质消耗，间接物质损失D损害经济基础。间接物质损失D对经济基础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前线军需不足，战线无法维持甚至崩溃，国内社会矛盾激化。
一场战争在发动以前就要估计胜利的可能性，如果可能性不大，最好不要发动。而这种可能性，说到底，取决于本国经济基础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源和能承担的物质损失，即C+D。大力出奇迹，只要经济基础足够强大，军事目标足够谨慎，那么即使前线指挥官无能，不占天时地利，也能使用物质资源压到对方，取得胜利。反之，本国不能承担这样的物质损耗，最好放弃作战计划。否则，如果不能正确估计本国经济实力与实现军事目标之间的对比关系，盲目提出过于宏大的军事目标，必然出现前线物资短缺，国内经济崩溃，外部强敌觊觎。即使能在短时间内承担这样的物质消耗，也必须速战速决。否则，长期的直接和间接的物质消耗必然彻底拖垮国家经济，导致国家灭亡。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力，都不可能支持一个需要消耗几何级数增长的物质资源的军事目标。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博古、李德不能正确估计阵地战所需的物质资源、苏区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源，缴获所能获得的物质资源，既不愿采取消耗资源较少缴获较多的运动战，也不愿采取消耗资源更少牵制敌方资源更多的游击战，更不愿采取毛主席提出摧毁对方经济基础获得大量缴获的外线作战，最终必然陷入军事资源枯竭，苏区经济无以为继，不得不长征的局面。
防疫也是如此。
假设实现某种防疫目标M（mission）所需的物质资源是C（Cost）+D（Damage），如果因为某种原因，C+D以几何级数增长，M就需要改变。否则，C+D一旦突破了经济所能承受的上限，那么M就得变成无法完成，即mission imposible。
我们要分析C+D，就要分析影响C、D的因素。
那就究竟什么因素与C有关呢？
首先是病原体的毒性。其次是病原体传播的隐秘性。再次是病原体传播媒介和传染性。又次是交通便利程度。此外还有初期感染者的数量。最后是发现感染者所需成本。
同等条件下，病原体毒性越弱，传播力越强，需要的防疫成本C越高。反之亦然。感染者一旦发病，立即重病，失去了行动能力，会极大地限制了病原体的传播。比如，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性极强，传播方式包括肠道、体液、皮肤接触（是否可以通过呼吸传播，尚有争议）。但是，这样强烈的传染病却并没有形成全球范围的蔓延。埃博拉病毒的死亡率高达50-90%，是重要原因。如果一种病原体重症率极低，死亡率更低，感染之后，感染者几乎不丧失行动能力，那么感染者便可以继续传播病原体。
同等条件下，病原体传播的隐秘性越强，传播力越强，需要的防疫成本C越高。反之亦然。如果感染者一旦感染，即有明显的症状，如咳嗽、高热、水痘、麻疹、溃烂、黑斑、淋巴结肿大，那么他人便很容易在人群中发现感染者，与其保持距离，感染者自己也可以及时就医。如果一种病原体感染后，感染者毫无症状，不经过特殊筛查几乎无法发现，那么他人便几乎无法发现感染者，感染者自身也不会主动就医。
同等条件下，病原体的传播媒介越多、传染性越强，传播力越强，需要的防疫成本C越高。如果一种病原体只能通过一种媒介传播，那么切断传播媒介即可。比如，艾滋病主要通过血液、精液和阴道分泌物传播，那么不公用针头、剃须刀、牙刷，使用安全套，就可以有效控制艾滋病传播。如果一种病原体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那就麻烦得多。如果这种病原体，还可以通过人类与动物接触传播，那就更难控制。鼠疫死亡率极高，但是传播性强的原因之一，是传播媒介除了直接传播，还可以通过鼠蚤传播。在中世纪的欧洲，老鼠几乎是无法灭绝的，死者的衣物往往被分给亲友，这些衣物上往往存在大量跳蚤。如果这种病原体不但能在生物体之间传播，还能在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传播，那么传播性就更强。同样的条件下，一个感染者平均传染人数越多，病原体的传染性越强，传播力越强。
同等条件下，感染者生活的区域交通越便利，人口越密集，病原体传播力越强，需要的防疫成本C越高。交通便利使感染者可以在更大的范围运动，朝秦暮楚，朝美暮中。交通便利可以为人口聚集区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使数以百万甚至千万的人口生活在狭小的地区。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感染者可以在更大的范围传播病原体，防疫的范围也必然随之扩大。一方面病原体可以在密集人口中迅速传播。工业化大城市中，农业社会那种一个村子全部染病，村民死亡或者免疫，邻村风平浪静的情况，几乎不会再现。同理，传染病在农村的传播力和流行速度是下降的，传染病传入农村地区，会消耗农村资源的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同等条件下，初期发现的感染者数量越多，需要治疗和隔离的人群越多，防疫成本C越高。一种病原体，毒性越强，症状越明显，传播媒介越少，越容易被及早发现。病原体毒性越强，症状越明显，传播媒介越少，传播性越弱，初次发现病毒的地区交通越闭塞，初次发现时，感染者越少。反之，初次发现时，可能已经存在大量的感染者。这就是强调及早发现的原因，但是如果病毒毒性弱到一定程度，症状极其不明显，传播媒介多种多样，传播性极强，交通极其便利，人口高度密集，那么一旦偶然发现，就可能早已传播开来。
同等条件下，病原体的毒性越弱，症状越不明显，传染性越强，要达到同样的及时发现的效果，防疫成本越高。首发病例发现得越晚，防疫成本就越高。病原体的毒性越弱，症状越不明显，传染性越强，那么发现的越晚。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越处于经济核心地位，病原体出现隐秘传播的概率越大。要想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病原体在隐秘传播，必须提高抽检和全面大型筛查的频次和密度。这必然意味着C的直线上升。
不难得出结论一，病原体的毒性越弱，隐秘性越强，传播媒介越多，传染性越强，传播力越强，需要的防疫成本C就越高。
不难得出结论二，随着病原体变异，导致毒性减弱，隐秘性增强，传播媒介增多，传染性变强，对变异后病原体达到同样防疫效果所需要的防疫成本C是需要几何级数增长的。
不难得出结论三，病原体在经济越发达，人口越密集，交通越便利地区，越容易传播，传播力越强，需要的防疫成本C越高。
假设两种病原体A和B。感染A后，感染者很快出现剧烈咳嗽，随即病倒，不久死亡，目测即可100%辨别感染者，A只能通过气溶胶传播，每个感染者平均可追溯传染3人。感染B后，感染者几乎毫无症状，甚至不发病，继续参与社会生活，反复筛查都筛不干净有漏网之鱼，B可以通过气溶胶和食品、快递包装甚至咖啡机机芯传播，每个感染者平均可追溯传染9人。那么，要达到同样的防疫效果，防疫B所需要的成本远远高于防疫A所需要的成本。A病原体的感染者是显而易见的，B病原体的感染者是几乎不可见的，而且在一代之中数量是前者的3倍。要发现B病原体的感染者就需要把所有与之有过接触的人全部隔离，反复逐个排查。如果B病原体感染者出现在农村，那么只要把整个村庄进行筛查。如果B病原体感染者出现在城市，那就要对整个城市，甚至周边城市进行筛查。
病原体的毒性越弱，传播性和隐秘性越强，需要检测就越频繁，隔离期就越长，隔离范围就越大。随着病原体向低毒性、弱症状、高传染性、多媒介传播方向变异，达到同样防疫效果所需的成本C是几何级数增长的。随着病毒不断变异，防疫所需物质资源C最终可能是天文数字。如果不追加天文数字的C，随着病原体毒性下降，隐秘性加强，传染性增强，大城市逐个破防只是时间和概率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能承担的防疫总成本C是固定的，那么随着病原体的毒性减弱，传播隐秘性增强，传播媒介增加，传染性增强，就需要采用单位成本更低的防疫方式，否则防疫总成本C必然突破上限。
分析了影响C的因素之后，我们再考虑对D产生影响的因素。
我们可以认为D与因病和因防疫停止工作的人口正相关。因病停止工作的人口造成的损失，我们可以认为是d1，因防疫停止工作的人口，我们可以认为是d2
我们先分析d1，d2与重症和死亡人数正相关。
重症和死亡人数与毒性和传播性正相关，可以认为是两者的乘积。
同样条件下，病原体毒性越强，重症和死亡人数越多。传播性越强，重症和死亡人数越多。需要注意的是，毒性和传播性是负相关的，毒性越强，传播性越弱。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高致死性疾病不易传播的原因。毒性重症和死亡人数是正相关的，这点无需赘言。
我们可以认为d1是以毒性为自变量的函数。其他条件不变，在某种毒性条件下，某种病原体的重症和死亡总量有一个极值。首先，一个人重症或死亡，此人就会退出传染源。其次，高毒性的病原体很容易被具有交差免疫能力的低毒性，高传染性的病原体所排挤掉。同一种病原体变异出的两种传染性相同的病原体，低毒性病原体更容易排挤掉高毒性的病原体。再次，重症或死亡的恐惧会让人们会主动减少不必要的活动，形成事实上的免疫。最后，高毒性病原体，导致人口减少，人口密度下降，自然形成免疫，随着人口的减少，病原体的传播能力也会下降。最后，所谓出现某种瘟疫导致全球人类灭绝，那只是想象中的情况。
某种条件下，随着病毒毒性变化，这个极值是多少，理论上，可以估算的。因病重症或死亡人数d1是有极值的。能造成最大d1的毒性，既不是接触即死亡的含笑半步癫，也不是接触以后几乎毫无症状和谐病原体。同等条件下，具体哪种毒性下，出现d1的极值，需要使用统计分析。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统计分析需要使用因某种病原体导致重病或死亡作为统计口径，而不能使用重症或死亡病例检测阳性作为统计口径。比如，一个肺癌晚期患者，无论是否感染感染某种病原体，都难逃重症或死亡。那么感染某种病原体，显然不是重症或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使用错误的统计口径，毫无疑问会夸大d1。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随着重症率和死亡率的快速下降趋向于零，d1也是迅速趋向于零的。
我们还可以估算各种防疫方式条件下因染病导致的d1的重病或死亡极值。比如，完全放开条件下的重病或死亡极值，完全切断人类社会一切联系条件下的重病或死亡d1的极值。毫无疑问，如果不考虑防疫成本C的可能的取值范围的话，d1是C的减函数。也就是说，不计成本投入，确实可以下降因为某种疾病致死的人数——居民可以死于任何其他疾病，但是不能死于某种特定疾病。
我们再分析由防疫政策所引起的损失d2。
防疫所造成的生产损失d2是与防疫所需的成本C正相关的。全社会防疫成本越高，投入防疫某种病原体的人力、物力越多，对经济基础的破坏越大。随着防疫成本迅速增长，防疫所造成的生活损失d2也必须迅速增长。
社会总产品之中一部分C用于防疫，必然使其他社会职能所需物质资源减少，导致次生损失。比如，如果大量资源被用于专治某种疾病，必然导致治疗其他基本的损失增加。
随着物质资源用于防疫，防疫成本C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导致社会化大生产出现重大中断，生产规模大规模下滑。社会化大生产停滞以后，会出现各种短缺，及相应的次生灾害。与小农经济时代，一家一户作为独立的生产单元不同，工业化社会的生产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触一发动全身。把整个有机体强行拆散为一个个细胞，必然导致整个有机体所有细胞的死亡。
与一些人的认识不同，完全切断人类社会一切联系的条件下，重病或死亡极值接近人口总数。
某种防疫政策下，防疫导致的经济损失d2与防疫成本C正相关，必然是C的N倍。对C的一切结论，都可以适用于d2。
结论一，病原体的毒性越弱，隐秘性越强，传播媒介越多，传染性越强，传播力越强，同等防疫手段对经济的破坏d2就越高。
结论二，随着病原体变异，导致毒性减弱，隐秘性增强，传播媒介增多，传染性变强，对变异后病原体达到同样防疫效果后，对经济的破坏d2是几何级数增长的。
结论三，病原体在经济越发达，人口越密集，交通越便利地区，越容易传播，传播力越强，防疫导致的对经济的破坏d2越高。
随着病原体向低毒性、弱症状、高传染性、多媒介传播方向变异，达到同样防疫效果，对经济经济的破坏d2是几何级数增长的。随着病毒不断变异，对经济的破坏d2最终可能是天文数字。
如果一个社会能承担的防疫对经济的总破坏d2是固定的，那么随着病原体的毒性减弱，传播隐秘性增强，传播媒介增加，传染性增强，就需要采用单位损失更低的防疫方式，否则防疫对经济的总破坏d2必然突破上限。
这些结论不仅适用于防疫病原体，也适用于防御其他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的生物。比如，以现在人类的科技，灭绝霸王龙轻而易举，但是灭绝同为爬行类的壁虎就难度较大，灭绝老鼠和蟑螂难度就更大。这时，人类有两种选择，不遗余力开展灭绝老鼠或蟑螂的运动，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消灭老鼠和蟑螂，但是不追求灭绝老鼠或蟑螂的效果。前者必然导致经济崩溃，后者则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现实。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出现某种极其致命的老鼠或蟑螂，人类会怎么选择？那么人类首先必须尝试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消灭老鼠或蟑螂的方法。比如，培养出某种对老鼠或蟑螂极其有效的病原体，或者繁育出某种老鼠或蟑螂的天敌。如果人类不能培育出某种病原体，或者繁育出某种以老鼠或蟑螂为食的动物，仍然采用见一只打死一只的消灭方式，最终必然是社会成本无法负担，经济崩溃，老鼠或蟑螂蓬勃发展，人类防御老鼠或蟑螂的行动失败。那时，人类只能放弃现有居住地，进入海洋或太空，经济规模骤降，人口骤减，人类进入大低潮时代。
幸运的是，截至目前，没有这种极其致命的老鼠或蟑螂。值得警惕的是，如果采取防御霸王龙的手段对付老鼠或蟑螂，最终，人类只能放弃现有居住地，进入海洋或太空，经济规模骤降，人口骤减，进入大低潮时代。把老鼠和蟑螂对人类的威胁，夸张成霸王龙，并采取相应的防御政策，将导致人为的巨大灾难。
在某种情况下，一个社会所能承受的防疫成本C和由病原体流行即防疫造成的D的总和C+D必然会有一个极限值，一旦突破这个极限值，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就会超出社会经济基础所能承受的能力。此时，现有防疫手段要么主动放弃，要么形同虚设。
我们可以认为，在三种条件下，防疫是失败或低效的。
如果一项防疫政策所需的C突破经济基础所能提供的防疫资源总量，防疫会变得千疮百孔，这项防疫政策是无法有效实行的，病原体会扩散开。
如果一项防疫政策所需的C和造成的损失的总和D，大于一个社会所能承担的极限，整个社会经济失速，防疫政策无以为继，病原体会扩散开。
如果一项防疫政策总的C加上D大于完全不防疫的损失D0，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项防疫政策是低效率的。
推论一：某种防疫政策需要消耗的资源不能是几何级数增长的，一旦出现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必须立即改变防疫政策。随着病原体的毒性减弱，症状日益不明显，传染性增强，原有防疫手段所需要的物质资源会几何级数增长，直到某一个点，防疫所需的成本C和造成的损失D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提供的资源总量，至此，防疫失败。防御霸王龙的手段，不能用于防御老鼠和蟑螂。加大C的投入，不惜d1的损失，抑制某种病原体的传播，从源头时代就抑制病原体的传播的防疫方式，随着病原体的毒性的下降，症状不明显，会导致C+d1几何级数增长，是一个不存在的选项。这时，必须更换防疫手段。病毒的毒性越弱，症状越不明显，传播性越强，需要采取的治疗越简单，成本越低。防疫政策需要随着病原体的毒性。传播的隐蔽性。传染性和传播媒介而进行相应的调整。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所需物质资源更少，对社会生产影响更小的防疫模式，否则，一切防疫都是形同虚设。
推论二：C+d1+d2
推论三：经济下行期，社会承受能力更弱，更容易击穿物质底线。经济下行期，生产处于螺旋下降状态，能提供的C和承担的d1更少。很容易就出现防疫某种病原体所需成本和造成的损失击穿现有经济基础承受极限的情况。
写到7000字，太累了，不写了，剩下的下次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