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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潘晓来信”征稿】一位马院本科生的困惑与思考

  【原编者按】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现在,我们离“潘晓来信”的讨论已经过去了40多年。今天的青年人,不也面对和潘晓一样的困惑吗?在潘晓来信所催生的个人主义浪潮中,青年人的路是越走越窄,还是越走越宽呢?今天,也许我们需要一场新的人生观世界观大讨论,需要一个新的“潘晓来信”。本公众号欢迎各位青年人向我们投稿,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考,一起讨论当代青年人的困境与出路。

  >>>【“新潘晓来信”征稿通知】当代青年的困境与出路

      投稿邮箱:xiaozhendushuhui@163.com

 

  作者:水镜映青霄

  我是一位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读的大四学生,学校和学院的层次尚且还行,一直对外吹嘘自己是某工程院校以及全国重点马院,但是其中真正能称得上做学问的人并不多,行政管理和人文关怀更是几乎感受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的待遇则是天差地别——除此之外,院里的许多教师特别是就读的同学的思想和行径却让我愈发感到怀疑,我真的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就读吗?我依稀记得自己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就是为了能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为自己留下一条成为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后路,可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如今我已然十分排斥这一工作。

  马院的教师在内部往往按照教研室来划分,教研室对应的是每位大学生都一定会上的几门思政课,即思修、马原、毛概,习概等。虽然马院的教师教授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在部分教师身上,除了课本内容之外,很难看到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色彩。有的教师私底下颇为推崇三权分立;有的教师则是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鼓吹者;还有教师直接为自己保守的立场辩护……在课堂上我大受震撼,难以理解。在意识形态之外,有些教师在行政时也充满了官僚风气,利用身份为自己关系好的学生大开立项之门这种经常发生的事情尚且不提,还有为了所谓“维持挂科率”而直接扬言实行末尾淘汰制的做法也曾经出现过。每每念及于此我都感到十分诧异,这真的是马院的教师吗?

  有一位同学在选修别的学院的教师的课堂时和我提及,那位教师在课堂上所展现出来的方法、立场和思想,远远比我们“马”院更加“马”,以至于我们常常自嘲“马的正统不在马院”,那么又在哪里呢?

  马院的学生更加不必多言,很多时候在别的院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可以随意地举例子来描绘:无学习之心而有攀附之心、形成内部小团体互惠互利,以及课后回到宿舍就昏天暗地上网冲浪、各种极端的男权和追星行为,数不胜数,就不一一列举。马院的教师和马院的学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契合,这种契合却是最具有嘲讽意义的漫画式的实现。一旦在这个环境下学习与生活,那么只会面临两种选择:加入其中的一个小团体并且在其中圈地自萌,或者自我孤立,而这两种实际上并无过多的优劣之分,因为实际上都是在面对这种现象本身而进行的适应性的行为,最后只会助长这一风气。虽然这般,但是在这个愈发重视思政工作的大环境中,我并没有能力离开这一环境,进入一个新的平台,而是在扩招潮中留在马院试图进一步求学,最后也落得一个自我孤立的下场。

  总而言之,马院并没有因为“马”而变得和其他有什么不同,反而因为其在当下的特殊地位而包容了更多东西,以至于反映出了当下社会的“千人千面”。也许是因为我对于马院抱有了过高的期望,但是我认为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对于马克思主义抱有这种期望,我坚定地相信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认为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名、以马克思主义为业的地方,里面所展现出来的居然和社会的其他部分没有过多的区别,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切?

  近来马院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上至知名学者,下至新入职的讲师与在读学生,并且这些新闻往往也能引起极大关注,这意味着并非是我一人,而是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想法:这真的是马院吗?“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真是如此吗?面对与课本、教材等思想政治教育的范本与生活日益割裂,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也愈发排斥,也许我做不到为了更好地谋生而进入这一行业,也有可能未来的一天我选择低头而跃入时代的浪潮。

  零零散散写了不少字,总归而言前面的话可以概括为:马院似乎并不那么马?这一点具体映射在我最近两个月的实习中便是刚刚提及的割裂,对马院应该有的憧憬和现实、在教育工作中面对的理论和现实,都归结为这一个割裂。最近我回到了作为县域中学的母校实习,在对高一的学生讲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伟大的改革开放等知识的课堂上,我在台上就着各种数据,结合我在几个省会城市的所见所闻绘声绘色地塑造他们的认同时,突然意识到绝大多数学生在这十六多年的生活中,离开县城的日子可能不多于两三个月,霎时间一切的语言和数据都显得如此苍白。一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两个奇迹”,另一边则是带着些许迷茫和漫不经心的学生,我突然无法开口。

  此时,在我面前仿佛出现了三个毫无关联的实体:马克思主义、作为宣传与教育的理论,以及无力的社会现实,巨大的割裂感让人无所适从,只能游荡于其中,时而停留于其一,遥望而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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