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新揭示新回答
2022-10-29 18:15:45作者：高长武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次浏览 学者观点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新揭示新回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在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在回答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和回答推进到了新高度。
以“两个是、两个不是”旗帜鲜明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秉持的科学态度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本质上属于认识和实践的范畴。在这一范畴中，中国共产党人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必须首先明确对待认识和实践客体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应该秉持的科学态度。只有首先明确了科学态度，才谈得上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对此，习近平以“两个是、两个不是”的论断旗帜鲜明地作出了回答。
这一论断最早是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提出的。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讲到这一论断，虽然具体表述随着讲话主题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论断的核心意思没有变。比如，2014年10月，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将上述论断进一步具体到文化领域，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与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因此，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和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而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人，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走向歧途、遭遇挫折。这实际上明确指出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必须坚守的一条底线——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毫不能削弱更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既定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不应该也不可能割断与中国历史的联系、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而必须立足中华大地，科学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处理好指导思想与文化根脉、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做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坚持有鉴别地对待和有扬弃地继承，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实际上明确了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应该秉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决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土壤，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必然是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必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历史地、辩证地、联系地、发展地看待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反对各种虚无、解构、割断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错误认识和做法。这实际上阐明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必须坚持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必须联系近代以后中国所处的时空背景和历史发展进程，历史地、辩证地、联系地、发展地看待。
上述三个论点的核心意思，概而言之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而不是别的性质的政党，是中国的共产党而不是别的国家的共产党，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既要做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也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既不应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应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这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坚持的科学态度和必须反对的错误做法，为我们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提供了根本的思想前提和方法遵循。
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高屋建瓴地指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从蒙尘遭劫到创造新辉煌的关键因素
人们认识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必然需要把视野回拨到二者发生直接联系之初，并沿着历史前进的逻辑和方向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因此，认识和回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必须回到二者开始发生直接联系的近代中国这个时空背景，结合二者相遇并交织、激荡带给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巨大变化和深远影响而详察细观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当谈及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从蒙尘遭劫到创造新辉煌的沧桑巨变历程，习近平总是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2013年1月，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强调，“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但都没有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2018年5月，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他从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说到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遇到了严重危机，说到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说到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文明沧桑巨变，最后得出“三个完全正确”的论断。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他又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此后，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对这其中的道理作了高度概括和深刻提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这些论断是在深刻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认识，从历史发展的深处和文明赓续的高度，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度过危难、走向新生的关键因素。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到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境地，中华文明面临着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人民进行了不懈抗争和各种尝试，但由于“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都失败了。这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民族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各方面革命力量。就是在这样的“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也给遍寻救国救民道路但“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面临的具体问题过程中，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的正确道路，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并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古老的中华文明不仅没有中断和败亡，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也正是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深刻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所提供的社会条件基础上，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标识和中华文明智慧结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得以实现现代化转变并得到忠实传承和广泛弘扬。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的伟大力量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陷入危亡到走向复兴、中华文明从蒙尘遭劫到创造新辉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委顿式微到发扬光大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遇到的历史性课题，马克思主义确实行！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中华文明的涅槃重生是不可想象和难以实现的。而这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回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基点，否则，必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的泥淖。
以“植根的文化沃土”形象地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认识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只看到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和作用是片面的，必须从双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角度全面看待。因此，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除了要看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和作用，还要看到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和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即使是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例外。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要发挥真正的作用，就必须本土化、中国化，也就是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要扎根中国的文化土壤。
然而，再好的苗木也需要合适的、肥沃的土壤才能茁壮成长、结出硕果。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合适的肥沃的文化土壤么？对此，习近平不仅基于对历史和实践的深刻总结作出了明确回答，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的重要论断，而且还围绕这一论断进行了深刻阐释。结合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可以对这一论断的关键内容从三个层面作出一些分析。
第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不加分析和鉴别的“中华传统文化”。这里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一词不可或缺。习近平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格格不入，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有益养料。因此，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提供有益养料、合适土壤，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的文化，必然是也只能是进行了科学鉴别和正确取舍，剔除了糟粕、保存了精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主要来源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特别是作为其思想内核和智慧结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取得的根本成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以之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产物，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它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僵化教条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从何而来呢？早在2013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讲到“宣传阐释中国特色”时，就侧重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等方面提出了“四个讲清楚”的要求。2014年10月，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他又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2021年3月，在福建考察调研时，他进一步阐释说：“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论述清楚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从何而来。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所决定的，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特别是作为其思想内核和智慧结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根源所在。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精华，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和推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提供有益滋养和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仅高度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而且还从不同角度提炼和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精华，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比如，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点从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还如，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他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着重从15个方面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可以为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难题提供有益启示的思想。又如，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他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时，着重从11个方面提炼和归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思想。正是由于蕴含着丰富的能够跨越时空、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可以为今天的人们提供经验借鉴和智慧启示的思想，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养料和支撑，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以“相融通”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相通和天然契合
由前述可见：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真正在中国大地上发挥作用，离不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文化土壤中汲取养料；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度过近代以后遇到的危机并得到发扬光大，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指导，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深刻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步所提供的文化繁荣发展必需的基本社会条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彼此需要、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这还不是二者关系的全部，或者说，这还只是二者在历史和实践进程中互动共进所呈现出来的表征，其更深层的关系、能够互动共进的深层原因则还需要进一步揭示。
2019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对此作了深刻揭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这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重大论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相融通的。这一论断深刻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扎根、开花、结果有其历史必然性，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互动共进的深层原因，从而大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关系的认识。
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前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和思考的深化、升华和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有过深刻认识和思考。对此，习近平做过许多论述。他指出：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引起了马克思高度关注”，“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马克思对我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有过敏锐的观察。他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这两段论述谈及的内容，都出自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1月撰写的同一篇时评。在这篇时评中，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一位从中国回到欧洲的德国传教士所介绍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陷入危机的情况，并结合他们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了解与研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预见。时评中说，当时中国“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从这些“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这个类比所要侧重说明的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代表的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有不少相通之处，如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正反合三段论”与中国哲学中的“道”“相反相成、有无相生”等就是相通和契合的。按照这个类比，欧洲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就像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一样，二者存在相通和契合之处。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作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的科学预见。实际上，关于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学互鉴，除了我们常说的始于16、17世纪的“西学东渐”之外，还有一个早就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而开始的“东学西渐”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为不少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所吸收和借鉴，从而深刻地影响和推动了近代以后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以至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思想来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提供了间接的思想来源。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可契合的一个历史渊源所在。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认识和观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朴素的具有某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文化因素，那么，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则更多地站在中华文化的角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契合之处。比如，20世纪初，孙中山曾说：“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926年，郭沫若曾设想了马克思对孔子所说一段话：“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1939年，艾思奇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按照今天的认识来看，这些论述确实存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因素简单等同，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评价有拔高和言过之处，但不可否认，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契合的观点，为后人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奠定了基础。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实践检验，在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和任务的基础上，习近平对既有的认识和思考进行了深化、升华和发展，创造性地以“相融通”这一颇具中华文化韵味的词汇，形象而科学地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关系的认识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此外，还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这一论断，也是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基础上提出的有实在依据的科学论断。依据何在？就是二者确实存在许多天然契合和内在融通之处。不妨举一些例子：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思想，消灭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张与废私立共、贫富有度、与天下同利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民贵君轻、以民为本、安民富民的思想，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与克己奉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与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行义以正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与文以化人、文以载道、弘道养正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消费观与以道制欲、不为物使、俭约自守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知行合一、以行为本、以知促行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祸福相依、阴阳共生、否极泰来的思想，等等。这些例子从一些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契合融通之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的论断不是主观臆测，而是在深刻把握二者契合融通之处基础上作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
以“第二个相结合”为弄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提供了新视角，为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提出了新要求
既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相契合相融通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理论上也就是可能的、在实践中也就是必要的。由此，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断和要求，也便顺理成章、呼之欲出了。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此后，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又两次强调“两个相结合”。而且习近平就《决议》起草情况向全会作的说明中，还明确把“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作为需要研究的六个方面重大问题之一。由以前我们常讲的“一个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为“两个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性表述。虽然以前我们讲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其中就自然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但是，明确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单列出来，提出“第二个相结合”，有着深刻逻辑和丰富意蕴。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得出的宝贵经验，为弄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提供了新视角。在百年奋斗中，党在理论创新、文化更新、文明演进多个层面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有力推动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理论创新层面，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有机土壤和有效载体，深刻挖掘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方面蕴含的思想精华，并结合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进行扬弃、转化、升华，从内涵和形式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富含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具有中国韵味和中国气派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指南。在文化更新层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条件变化相适应，实现其现代化转化，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制定相应的文化建设的纲领和政策，建设和发展先进文化，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现代化，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延续和发展中华文脉，续写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丰厚精神支撑。在文明演进层面，深刻探究和掌握人类文明传承发展内在规律，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与中华文明赓续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有机统一，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也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过不懈探索和奋斗，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明在多维度上的深度有机融合，实现了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实现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跨越，以璀璨的文明之光照亮了民族复兴之路。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深刻把握新征程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然举措，为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提出了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基于历史、总结过去走过的路作出的重要论断，更是立足现实、展望未来要走的路提出的明确要求。与以前相比，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从国内看，党带领人民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赶考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期；从国际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在加速演变，而且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形势和任务的深刻复杂变化，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进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文化更新、文明创造。这其中特别要注重把握三点：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旗帜鲜明反对那些把二者割裂和对立起来或者把二者等同划一、相互取代的错误做法，推进二者正确结合；二是进一步研究和提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融通之处，并以之为着力点和切入口，推进二者有机结合；三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在认真聆听人民心声、及时回应现实需要、有效解答时代课题中，推进二者有效结合。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基本呈现和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和回答。这些揭示和回答，不仅标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和回答的新高度，而且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提供了重要角度。
作者：高长武，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的文献》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