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炳奎：《51号兵站》中“小老大”梁洪的原形，1914年1月出生于上海嘉定。1938年他变卖家产组织嘉定外冈游击队，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嘉定江南抗日义勇军三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松沪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路南地委军事部长，浙东纵队团政委和团委书记，浙东三东地区工委书记兼海防队政委，四明地委委员兼江防处长，浙东工商管理局局长兼浙东盐管局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浙东北军政托运委员会书记，华中海委书记兼华中海防纵队政委，江南工委副书记，松江地委常委兼副专员、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中医局局长等职务。1978年至1982年任卫生部党组成员。下面我们看看他提出的振兴中医的措施，或许对现在有用！

一、首先要提高认识，一定要认识到中医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就是没有了灵魂，如果这个民族魂不附体，就会成为其他民族或是帝国主义的附庸，甚至亡国灭种。失去了中医药文化，就是失去了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和体力。抢救中医文化，不仅是中医药界人士的事情，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　

二、国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卫生部”，卫生部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应该全部由热爱祖国，热爱中医药而德才兼备的人士担任，直属国务院领导，并且逐步将原卫生部隶属于中医药卫生部领导，并且要清除原卫生部中的被洛克菲勒资本阴谋附体而妄图消灭中医的汉奸。

三、中医药卫生部，应该会同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尽快在两年内清理各种削足适履的不利于中医药教学、科研、临床、生产等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尽快在两年内建立和健全有利于中医药教学、科研、临床、生产等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比如各级中医药学院，应该主要有中医药卫生部领导；中医药学院的课程设置、科研规划等主要由中医药卫生部决定；起草符合中医药自身规律的中医药鉴定标准；起草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中医师职称评聘、设置临床等各项权利等；提请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审核通过后，尽快实施。

四、中医医院，中医研究院、所，都要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事业机构，业务领导逐步要有中医药人员来担任。中医学院的课程90%要教授中医知识，加强中医各科师资力量的培养，可以招收中医研究生，可以举办专科中医师的进修，大力加强中医科研和中医教学力量，中医院校毕业生毕业后必须分配到中医单位工作。中医学院一定要办好附属医院。附属医院一定要以中医药的基本理论来治疗疾病。不仅治疗一般患者，而且要着重收治急重病人。中医本来是治疗急性病的，到了明清时代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地步，形成了一套治疗急性病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临床经验，总结出了很多疗效高而快的方药，现在这些经验和方药快失传了，要赶快发掘，加以提高。附属医院要办好中药房，严格按照中药的加工炮制规范进行，在此基础上进行剂型改革，但是这种改革不是西药化，而是保持中药特点的现代化。中医院可以采用各种检查诊断手段，但是所有数据只能作为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参考、旁证、对照，不能作为衡量和检验中医疗效的标准，中医还要以传统的诊断为依据。

五、一定要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优先、优惠的物质条件。中医专业机构事业费占卫生事业费的比例要达到5—15%，并且每年要按照这个比例增加。中医基本建设投资要到达10—30%的规模，并且每年要按照这个比例增加。中药的生产、炮制、运输、销售，要给予税收等各种优惠10—30%，群众用中医药看病应该享受10—30%的优惠照顾，优惠照顾的资金应该由财政支付。职工医疗和“新农合”看中医报销的比例，要适当提高，比如多报销10—30%。中医药的教学、科研、临床等各种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奖金，应该高于西医药工作人员的平均数，不足数目，应该有财政转移支付。

六、要严格按照中药传统的生产、加工规律来进行，决不能按照西药的标准来衡量（中药出口贸易的例外）。

七、老中医可以带徒弟，徒弟学业期满，主要应该由老中医提名，为其申请行医资格。具有行医资格的中医，可以自行配置中药的丸、丹、散、膏等各种剂型，不须备案，为患者服务，收取费用。

八、要抓紧大力发掘中医药人材和绝技，经数名老中医破格推荐，可以给他们发挥秘方和绝技的平台，使他们发挥才能，造福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只有按照以上八条迅速贯彻落实，才能快速扭转中医将要被消灭的局面，才能迅速振兴中医药文化，才能保护中医药文化的精髓，才能保护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体力和自信心，才能建设世界一流强国！

【救救中药，救救中医】

求医问药的人们经常感叹，找到合格的好中药难，找到一位好中医，就更难了。医之用药如用兵，须有良医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才能精确打击。

但中国还有多少中医专家呢?

“过去能被国家外派给其他国家领导人治疗疾病的‘名师’已基本上没有了，只有高徒这一称谓，其中中医有145人，计划让他们再带上一批具有一定中医水平的中年中医，总数达到500人。”骆诗文谈道。

凡是师傅带徒弟的，基本上是学徒出身，没有这种学历，一律不能考执业医师，也就无法行医。仅有一条狭窄之门，允许七八十岁的带五六十岁的，五六十岁的带四五十岁的。如此以来，只有提高，没有继承。

“我在中医药局好几年，问老中医：‘你带了几个徒弟?’他说上面给安排的，又不是我自己带徒弟。如果是我自己带徒弟，肯定会像亲生儿子一样教他。

现在我都七八十岁了，徒弟五六十岁，他都形成自己观点了，能跟我学什么？什么也学不了！’中医这不是等死吗？前年我写了调查文章，有领导批示我反映的问题很好，要允许中医带徒弟，可惜下到执行层面就不了了之。”

吕柄奎被誉为中医泰斗，他的儿子吕嘉戈告诉记者：“从中医人数上的变化，就能说明问题。西医人数，从1950年到2004年，增长了70多倍，达157万人。而中医从1950年的27万-30万人，达到2004年的27万人，实现了零增长!况且这27万人和55年前的那27万人，医疗水平无法相比。”

自从清末太医院被废止，中医药就开始走上了不被重视之路，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如今更是日渐风雨飘摇。

“中药现代化没错，只是我们的路走错了!”着名专家张吉林认为：“中药要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而不是全盘西药化。”

一位评论者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角度：“目前西医、中医，西药、中药，谁更科学，以我们目前人类的认知能力，无法做出判断。所以最关键的不是谁先压倒谁，而是先保护，不要让两大体系中的一个先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