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献田按：下边是“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进行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流过血，负过伤的老战士;一个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老中医;一个不愿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瑰宝——中医药学失落的中国中人寄与厚望的”吕炳奎同志在2002年11月写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的一封信。

　　吕炳奎同志(1914——2003)是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奠基人，他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还是中医药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和勇敢捍卫者，他对我们中医药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这篇呼吁书已经过去14年了，但是，并没有引起我国高层领导尤其是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同志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多年来关于“挽救中医”的呼声，他们当成了耳旁风，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中医药法(草案)》，问题非常严重。详情可见本网昨天发的《“中医药立法进行时”学术沙龙在京举行》一文。

中医泰斗吕炳奎

　　胡锦涛总书记：

　　现向您报告有关中医药学遭過到有史以来没有过的灾难事实。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 是一流传了数千年未中断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学科。它又是一活文物, 中医药学没有因为它的古老而在现今丧失治病的功能和极高的疗效,因为它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学科,具有超时代的内涵所致。说到文物,对文物保护有整旧如旧、原汁原味的要求,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中医药学。现今, 卫生部等部委对中医药采取了以现代化的道路去改造它,要对中医药进行“创新”, 这将把中医药的原汁原味彻底破掉, 这是个错误的路线。中医药学在现今, 不存在创新的

　　问题,而只有继承、发扬和提高之路。 原因很简单, 中医药学在高等教育上已完全被西医化, 继承都已经成为问题,如何去创新?

　　建国53年来, 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中医药一直是十分关注和保护的, 谁反对和要消灭中医药学, 就会给予严厉的批评、直至撤职处分。解放初期, 就有对当时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的消灭中医药政策的行为给予行政撤职处分的先例(部长是民主人士李德全)。但是，这并未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权上给予分开, 使得中医在卫生部内长期受到西医的排斥和压制。可以说, 中医被西医统治了53年! 因为有了王斌、贺诚被撤职的前车之鉴, 反对中医药的势力, 采取了打着发展中医药学、弘扬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帜, 进行着反对和消灭中医药学的勾当。由于卫生部长期以来均是西医掌权, 现今, 在消灭中医药学的进程中,已经获得节节胜利。 2002 年11月6日, 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这个纲要将中医药学彻底的破坏了, 是西医消灭中医药学的重要证据, 也是它蔑视中医药学的一块耻辱牌。

　　对西医消灭中医的做法, 或者说以西医改造中医的做法, 庄子在《应帝王》中有一很恰当的比喻, 其谓“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 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 日：‘人皆有七窍, 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 尝试凿之。’日凿一窍, 七日而浑沌死。”中医药与西医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 实行中医药现代化, 其意就是要中医药西医化, 这与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异曲同工。

　　由于中医药学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是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促发剂。当今, 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开始増大, 在许多国家政府以及人民也开始承认和接纳中医药学的时刻, 中国的卫生行政部门却在做着过去连殖民主义者和汪伪汉奸都未做到的事——消灭中医药学。这不光是广大中医药从业者所不能容忍的, 一旦真相大白, 全中国人民也是不能容認的。 故针对当今这种打着发展中医药学, 中医现代化的旗号, 干着消灭中医药学的行为, 党中央及中央政府应当顺应中医药界以及中国人民的心声, 采取有利于中医药自身发展的行政措施, 即将中西医在行政上分开, 各自独立管理，真正让中医药学在没有西医干扰的前提下重新获得生机。这对提升中国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以及国人对党和政府的拥戴,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挽救中医药学不被消灭 ,特提出以下解决办法, 望能充分考虑,给予实施, 真正以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生死存亡为基点去挽救中医, 也必然会得到中医药界和中国人民的拥戴。

　　一、解决办法

　　为能使中医药学真正按照自身发展和存在规律弘扬起来, 针对现时对中医药学的错误认识和一切以美国医药标准为中药标准的错误做法, 防止用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为幌子, 去削弱和消灭中医, 我的建议如下：

　　1、建议中央以保护中医药学为由, 将卫生部一分为二, 设立中医与西医两个在行政等一切方面平等的行政机构, 终止建国 53年来西医统治中医的行政模式, 使中医能够独立管中医, 能够和西医平等竞争, 相互补充, 现今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仍是被西医统治的, 故没有起到设立它的应有作用;并推荐现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同志负责中医药的领导职务, 他是中医药学徒出身, 对中医药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知识, 并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现年57岁,是中医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2、为能使分治后的中医药行政部门真正按自身发展规律存在下去, 应加强和扩大中医药行政部门的相应权力, 与现行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权力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中医药行政部门至少应有以下权力：

　　(1)首先将中医药的教育权从教育部移交给新的中医药行政部门;

　　(2)由新的中医药行政部门起草有关中医药的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 上报人大批准; 对以前限制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宣布它不适宜中医药界,只适用于西医药界;

　　(3)有确立中医药的研究课题的权力, 可与科技部协商, 如确立中药自身的符合中医药的鉴定标准, 废除以美国医药鉴定标准为中医药的标准的规定和做法;

　　(4)中医行政部门有按照中医药学自身发展规律审批中医师职称以及设置临床机构的权力;

　　(5)确立中医药和西医药在行政上, 医疗上, 地位上的平等原则及法律, 使它们在为人民治病上获得同等地位。

　　3.应在中央或国务院成立一支持中国文化中各个学科发展的小组或委员会, 保障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独立发展和存在。如, 在此框架下,

　　成立中医药专家委员会, 人员由中医药界著名老中医、老药师、和坚决支持中医药学独立发展的行政官员和教授、讲师组成。其负责监督指导和协助中医药行政部门的领导工作, 防止偏离中医药发展的正确路线。

　　二、现时状况

　　经过调查, 中医药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关心中医药存亡的人已不局限于中医药界, 如, 现代教育报编辑郝光明,年仅28岁, 对中医药的处境做了调査, 在2001年10月写出了“救救中医吧”的系列报导, 对中医药学的失落痛心疾首, 虽然文章上有些偏激和不熟悉新中国中医发展的历史,但是, 他从此不知去向。

　　现将各方面的现实汇报如下:

　　1. 现今虽已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但其在行政上仍隶属于卫生部, 加上其现行司局长以上官员从未对消灭中医药学的行为和法律法规进行过抵制, 没有起到促使中医药学独立发展的作用。这是西医统治中医的管理模式所造成的。

　　2. 现今中医药学的管理权已被各大部委瓜分, 如科技部、经贸委、教育部、农业部、药监局、卫生部、商业部、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都有权插手中医药学, 造成中医药学在管理上多头而无序, 并且大多部委全是不懂中医药学的人在管。

　　3. 《执业医师法》规定, 必须有 4 年以上医学院校的学历者, 方能参加资格考试, 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均没有这种学历, 基本上是学徒出身,造成大量的中医师失去了行医资格。

　　4. 取消中药店内的坐堂医师的传统, 不顾中国百姓的治病习惯和方便就医, 既伤害了百姓的感情, 又增加了他们治病的麻烦, 也使大量的中药店倒闭,大量中药从业人员流失。

　　5. 中医师现今就是具备了开设门诊部的资格, 也无法申办, 全国已停止批准新设置个人门诊部, 而且, 就是准许设置, 其硬件及注册资本也会令人望而却步: 门诊部必须大于3oo平方米, 注册资本也不菲。

　　6. 中医师临床用的自制药是每个中医师都必须掌握的技术, 而对中医师自配药的限制, 约束了中医师治病的手脚, 并且, 经常被执法部门随意扣上销售假药的罪名。

　　7. 将中药定性为农产品, 将其种植权放开, 由农民自行决定, 并不顾中药产地的特点, 随意改变具体中药种植的产地, 这对中药的药性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 造成中医治病的疗效大降, 给患者造成痛苦,也使假药充斥中药市场;

　　据国家药监局文件[国药监市(2001) 497号]中披露, 对全国17个中药专业市场的抽检结果, 不合格率最高的竟达到95. 1% , 最少的也有25% , 总体看, 17个市场中不合格率在50%以上的有11个, 其中超过90%的有6个;

　　8. 中药饮片是中医治病的主要物质基础, 它是经过数千年实践而来的, 是中医中非常科学和方便配药的物质基础。现今所推行以颗粒饮片来代替实物饮片的方法, 破坏了中医师配药的规律, 颗粒饮片的药性远不如实物饮片, 况且它还给储药、配药、病人冲服带来了大麻烦。颗粒饮片的强行推广, 并将此说成是中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这将把中医药破坏殆尽。

　　注:颗粒饮片:是把中药单味药提取浓缩, 然后加入淀粉糊精制成颗粒, 分小包装装入塑料袋内, 服用时根据处方的各味药的颗粒饮片混合起来冲服。这种剂型同传统中医开处方用中药饮片煎煮成汤药有很大的区别。…… 并且, 这种颗粒的价格比普通中药饮片平均价格高出 2~3倍, 直接增加了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和公费医疗的支出; 由于工艺简单, 全国所有中成药厂都能生产; 由于把有形的饮片变成了细小的浓缩颗粒, 肉眼不能分辨其所用药材的真伪, 因此极易被假冒仿制, 市场上又很难监管。……因为生产中加了糊精淀粉, 且用塑料袋包装, 因此又很容易受潮变质, 存放期短, 占空间大……等等。

　　9. 在中医药学的教育上, 西医化已成为事实,并且中医药学理论被否定, 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 已不会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方法来诊断疾病了,大多学生毕业后, 根本不相信中医, 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对他们的评价是:中医药学的掘墓人。可见中医药学在教育上已到了后继无人的境地。

　　10. 中药出口以及对中药的鉴定标准, 不按中药自身的标准鉴定, 反而以美国的标准, 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中药的地位, 在客观上否定了中药的药性。

　　11. 贬低中医药学的学术地位 ,以及在中医药学教育上的随意性, 使中医药学成为一部分人骗医的招牌。如有关部门举办的针灸学习班, 时问只有 1 ~3个月 , 就可以拿到盖有卫生部大章的结业证书, 很多学员拿此在国外开起了诊所……败坏了中医药学的名声。

　　12. 中西医在行政上的不平等。长期以来中医一直受到西医的统治, 在经费上的分配就可以看到, 中医的经费只占有很少一部分; 中医的人数, 1950~1958年时近50万, 1978年时只有25万, 现今也只有38万, 而西医人数则由1930年时的4000人, 到现今的200万人, 中医药学由于在各个方面都与西医药学不平等, 中医已接近被消灭的边缘。

　　13. 中医院说是中医, 实质上仍是以西医治疗手段为主, 中医为辅。 全国几乎没有一所纯中医医院, 中医成了西医的附属品。这远不如韩国,韩国对中西医有明确的规定, 即西医不得使用中医方法和中药、中医也不得使用西医方法和西药,这个规定我国是可以借鉴的。

　　总之, 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 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 只是掌握有纯中医技能的中医师们还没有死绝, 人还在, 但是这些人也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14、5年过去了，现在已经都是65岁以上的人了啊!——编者注), 50岁以下的会纯中医的几乎为零。照此下去, 再有1o年, 中医药学要翻身就难于上青天了。(目前中医药立法中反映的问题，不就证明了吗?) 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一 , 现代西医学是无法与它相比的, 如果现在不去纠正对中医药学的错误做法, 不断然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上分开, 还延续现今的管理模式, 那么,中医药学将在我们这人代人手中失落, 如果这样, 那我们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三、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有关历史情况

　　1950- 1951年间, 中央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卫生行政工作会议, 这个会议还邀请了余云岫参加会议 ,他在会上发表讲话, 提出“中医是封建社会产生的封建医”。卫生部错误地轻信了余云岫的话, 把中医的行医资格取消了, 全国各地办起了进修学校, 把中医集中起来学习西医, 来改造中医师。 因此, 全国的中药店也都关门停业, 中医药界一时一片混乱。不久, 中央的钱俊瑞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 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 毛主席立即撤消了卫生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贺诚与副部长王斌的职务, 中医药重新开业。

　　1953 年初, 我在南京, 时任中共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 当时, 中央政治局常委、江苏省委书记柯庆施刚从北京开完政治局会议回来, 正值年关。柯庆施出面在其家里邀请南京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吃年夜饭(当时的中科院尚在南京, 还未迁来北京) , 在席间, 柯庆施传达了中央对卫生部轻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撤销了卫生部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的职务。并把我介绍给大家: “咱们新四军中还真藏龙卧虎呢, 吕部长是名医出身 ,叫‘中医司令’, 那时兵荒马乱, 名不副实, 现在该归队了, 中医的事业让他来搞吧。 可以先办一家中医院, 并成立一个中医学院。” 这样, 大家纷纷表示赞成, 我也很高兴重操旧业。

　　过年后, 年初五, 省委开会做了正式决定。任命我为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

　　我即利用卫生厅原有的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学校改为中医师资进修学校,把学员培养为师资, 集体编写中医教材, 这所学校共培养了二百多名中医药师资,编写出第一套中医药系统教材。这二百多名学员(师资)以后支援到北京40多名, 其中大多成为日后北京有名的中医师, 有董建华、程莘农、 杨甲三、王绵之等 ,还支援了河北、河南、内蒙等省区的中医院校。中医药学的第一批师资与教材, 全是我在南京办起来的。

　　1956年, 我调任卫生部中医司任司长 ,此时,李德全部长, 徐运北副部长 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 郭子化副部长具体领导我的日常工作。中医工作在这个时期(大约一年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开始建立中医高等教育院校。由于有南京中医药学师资和中医药学教材的基础, 北京中医学院经过半年的调整, 进入正规教学。以后, 为了团结西医, 响应毛主席的中西医结合的指示, 中医司又进行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 简称西学中。卫生部的西学中报告是我起草的, 毛主席对此有著名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应当

　　努力发掘, 整理, 提高。” 这是中医工作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另外, 为使西医能学好中医, 专门让南京又编写了《中医学概论》, 并推向全国使用。后来的全国数十所中医学院, 全是我一手推动办起来的。

　　中医药学受到毛主席的直接关心, 有了很大发展。1962年,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 国家经济困难, 对各个行业进行了精简, 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 40% 的精简。 根据精简精神, 卫生部教育司提出, 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 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 对此，我心急如焚, 多次与教育司协商,得到的结果是留12所。 此后, 国务院文办在有关教育系统精简大会上(开了40 多天) , 仍宣布中医学院只保留5所。我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报告, 并恳请徐运北副部长亲手交给周总理。徐副部长将信交给周总理时, 还将我的意见直接转达给了周总理: “中医学院问题, 中医司不同意砍掉10多所!” 得到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的一句话。在教育系统精简大会总结会上, 文办主任林枫宣布:“中医学院不动”, 就这样, 经过我的力争, 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了下来, 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 实际保留下来21所。

　　但是, 由于中医管理部门一直是在卫生部领导之下即西医领导之下, 到了60年代, 卫生部某些领导仍然对党的中医政策阳奉阴违, 为此, 自 1964年9月7日, 1965年1月13日, 7月12.日, 我针对卫生部对中医政策的错误做法, 连续给毛主席写了三封信, 向他直接汇报和反映这些问题，使中医事业又得到了一时的发展。

　　“文革”期间, 中医药事业遭到了破坏, 文革后, 中医药界大减员, 由1958年的50多万, 锐减到1978年的25万多人, 中医药学面临着失落的危险。西医学术上的偏见, 影响到卫生部行政领导, 中西医的不平等地位就是这种偏见的状况。虽然在解放后, 我们党和政府极为重视中医药学, 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和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政策, 把中医药学从绝境中解放出来, 旧中国那种“中医饱受欺凌摧残, 祖国医药学日趋湮没”的境况得到改变, 中医药学得到了新生, 中医药事业有了发展; 但是, 由于学术上存在着严重的偏见, 而且根深蒂固, 对中医药学的科学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鄙视、歧视中医药学的错误态度和把中医药学体系放在医药体系的最低位置的做法, 始终没有解决。 1980年 ,经过几年的调査研究, 我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长期发展, 长期并存, 把三者置于同等的地位。 三支力量的方针, 可以说在理论上解决了几十年来遗留下来没有解決的问题。 三支力量的方针, 在 1982年衡阳会议上被确立为中国医药发展的方针。会后我即退居二线, 当时的部长崔月犁同志虽然竭力支持中医,弘扬中医, 对中医药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 卫生部对中医药学的偏见和压制, 已经无法改变，三支力量的方针没有得到执行。中医被西化的倾向愈来愈严重, 虽然此后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 ,但又是主张中医西医化的人在掌权, 中医想走按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无法实现。 而中医药学的教育大权又放到了教育部,也是中医教育走向西医化的一个原因。

　　如果现今不去纠正中医西医化和中药现代化的错误做法, 不给中医药学独立的行政管理权, 那么, 不出十年或再长些时间, 就会出現这样的情况,中医这个名词永远存在着, 中药中的植物、动物、矿物也都存在着，只是会用这些药物的中医师投有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再去纠正就为时太晚了，后人将会骂我们这代人是消灭民族文化和民族瑰宝的罪人。 中华民族独有的宝库也就形同虚设了。 中华民族连自己最值得骄傲的中医药学都保护和继承不了, 将无颜面对全人类! 我作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者和见证人, 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要为中医药学的复兴大肆呼吁, 希望总书记注意到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自尊心以及代表了比现代西医学水平更高的学科——中医学的命运, 认真考虑这一有关中医药学生死存亡的建议。

　　此致

　　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进行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流过血，负过伤的老战士;一个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老中医;一个不愿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瑰宝——中医药学失落的中国中人寄与厚望的

　　敬礼!

　　吕炳奎

　　地址、邮编、电话(从略——编者)

　　【本文系吕嘉戈编著《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中文字扫描版。】

　　中医泰斗吕炳奎光辉一生(简介)

　　吕炳奎(1914-1-3 到 2003-12-10) 上海市嘉定县人。《51号兵站》中“小老大”梁洪的原形，1914年1月3日生于上海嘉定区望仙乡，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第六、七界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卫生部原党组成员，曾担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华气功》主编、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顾问、光明中医函授大学校长、北京光明中医学院院长、董事长、吕炳奎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职务，享受副部长级医疗待遇。2003年12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政协医药卫生组副组长，卫生部原党组成员、中医局局长，离休干部(享受医疗副部级待遇)吕炳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938年他变卖家产组织嘉定外冈游击队，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嘉定江南抗日义勇军三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松沪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路南地委军事部长，浙东纵队团政委和团委书记，浙东三东地区工委书记兼海防队政委，四明地委委员兼江防处长，浙东工商管理局局长兼浙东盐管局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浙东北军政托运委员会书记，华中海委书记兼华中海防纵队政委，江南工委副书记，松江地委常委兼副专员、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中医局局长等职务。1978年至1982年任卫生部党组成员。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勤奋好学，追求进步，于1938年8月参加革命，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嘉定江南抗日义勇军三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淞沪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路南地委军事部长，浙江浙东三五支队军政分委书记，浙东纵队团政委和团委书记、浙东三东地区工委书记兼海防大队政委，四明地委委员兼江防处长、三北工商管理局局长、浙东工商管理局局长兼浙东盐管理局长、海防大队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浙东北撤时军政托运委员会书记，华中海防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海委书记兼华中海防纵队政委、江南工委副书记，松江地委常委兼副专员、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兼省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党组成员等职务。还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顾问等职务。1995年11月离休。

　　信念坚定

　　吕炳奎同志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对党对人民充满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拥护并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从事革命

　　吕炳奎同志从事革命工作五十余年，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于1938年变卖家产组织嘉定外冈游击队，是当时上海郊县三支抗日武装之一，38到39年期间外冈游击队火烧日军飞机、伏击日军汽艇、协助叶飞部歼灭邓敬烈顽军、八字桥痛击日军。这些事迹在上海地区产生巨大影响，上海淞沪抗日战争纪念馆有专区加以介绍。皖南事变后奉命赴浙东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任浙东三东地区工委书记兼海防大队政委等职。抗战期间新四军采购的大批物资、从江南经上海去延安的干部，大多是这支部队运送和护送的。海防大队后来发展成为华中海防纵队，是我军最早的海上武装力量，浙东根据地也是全国十九个解放区之一。解放战争期间海防纵队在民兵的配合下缴获国民党坦克登陆艇一艘，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拥有的第一艘现代舰艇。吕炳奎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拜师学药

　　吕炳奎同志15岁时拜师学习中医药学，19岁开业行医，具有丰富的中医药知识和经验。解放后任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兼省统战部副部长时，受中央委托以党的名义召开中医药界春节座谈会，听取关于组建和发展中医事业的意见。1954年担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期间在南京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中医院和第一所中医师资学校，并兼任校长，这所学校培养了200余名中医师资，其中大部分成为全国一流中医专家。办学同时编写了27种教材，这是全国第一套系统的中医教科书。

　　学医行医 投笔从戎

　　吕炳奎幼染黑热病，幸遇走方郎中，几味神药，一拔病根，遂萌学医宏愿，以解民难。初中毕业时，年方15岁，敬拜嘉定名中医汪志仁为师，埋头苦学5年，精通内外妇儿诸科。19岁挂牌行医，一鸣惊人，声誉日隆，医名颇佳，带徒一名，求治者夥。

　　1938年抗日战争风尘骤起，日军侵占上海，嘉定沦陷，民族危亡。他极为愤慨，毫不迟疑地抛弃已有的地位声望与丰厚的收入，变卖家产，购枪抗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队长。后在新四军六师师长谭震林领导下，任浙东军政分委书记，堪称民族卫士。

　　解放战争时期，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海防纵队政委，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舰艇部队。同时又担任中共华中海上工委书记，负责统战、军需、情报工作。

　　一位热血郎中历尽艰险，出生入死，走上革命道路，谱写了壮丽的传奇人生，是党的教育和家乡人民哺育的硕果，也是中医界崇高医德、舍生取义的光辉典范。

　　奠基中医 重视教育

　　吕炳奎一生致力于中医教育工作，是现代中医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卓越的大教育家，党的中医政策的坚决捍卫者。

　　1954年3月吕炳奎以省委统战部与省卫生厅的名义召集了江苏省第一次中医代表座谈会，应邀参加的中医名家有邹云翔、承淡安、曹鸣皋、叶橘泉等70余位。同年，吕炳奎调任江苏省卫生厅长兼党组书记，组建了全国第一所中医院、中医进修学校，编写了相关教材27种。两年多培养200余名各科师资，有力地支持全国名中医院校，尤其是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去京教师达40余位，如董建华、程莘农、王绵之、印会河、王玉川、杨甲三等。中医教育起步早、首推江苏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所以吕炳奎常言：“中医工作，起步南京”，他为全国中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路奠石，功莫大焉。

　　1 956年，谭震林向毛泽东主席推荐说：“吕炳奎是个名中医，应该让他出来管中医工作”。毛主席立即调吕炳奎任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深感责任重大，当即表态：“要为中医讲话，为中医事业工作”，这是他铿锵有力的誓言。他调任卫生部中医司长后，更得展其兴办中医教育、弘扬中医学术的宏伟宿愿，与郭子化一起建成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5年后陆续在全国办了28所中医学院，使中医高等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他组织全国中医专家编写我国第一部高等中医院校统一教材《中医学概论》和参考书，从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通俗易懂地阐明中医理论体系，为普及中医药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还在南京、北京、成都等地创建了中医教师培训基地，培训骨干教师。这两项举措在中医教育史上堪称第一。

　　1960年初，全国中医学院的师资队伍已基本形成，为新中国中医教育奠定了基础。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高校要砍掉40%，只留500所。中医学院23所，只保留北京、上海等5所老校。吕炳奎心急如焚，立即上书总理，后国务院文办主任林枫表示：“中医学院不动”。

　　为提高教学质量， 1962年组织编写第二版教材的计划，1964年秋季开始使用。第二版教材突出中医理论，精切实用，其作用和影响很大，至今大家仍交口称赞。把它当作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其中吕炳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对中医带徒的传统非常重视。从1955年到1960年，全国大约有5万名中医徒弟，他本人百忙之中身体力行，带徒十余名，如谭凤森、张朝和、郑伟达、张清华等。他一生桃李满天下，珍惜人才，重视人才的培养，私淑者遍环宇，如孙光荣、郝万山、王文奎、王丙申、美国张瑞祥、台湾石惠珠等等。其子嘉戈、嘉卫精中医、世其学，克绍其裘。他还主持举办了西医离职中医班，热情支持西医学习中医。以实际行动为中西医结合培养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1982年衡阳会议上，他提出中医教育要坚持发扬中医特色、以中医为主的重要论点，成为以后振兴中医的重要论据，得到了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高度赞扬和全国中医同道的热烈拥护。

　　1984年，他又创办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以“团结、勤奋、严格、务实”的校风，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临床，坚持寓医理于临床的教学思想，造就了一代既明医理又能治病的中医师，培养了3万余名优秀中医实用人才。自编具有中医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系统教材，并开展海外教育，法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也采用这套教材，扩大了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名医办学、群策群力，不花国家一文钱，在全国办了33所分校，近200个辅导站，泽被海外，盛况空前，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此外，他还非常重视中医带徒工作，临终前还呼吁中医药师都要带徒弟。

　　重大决策 老骥伏枥

　　1977年吕炳奎经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医工作认识和建议的书面报告。后经中共中央研究批示，形成了后来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1978年(56)号文件。中央的重大决策，是中医发展的强劲春风。

　　他在报告中提出三支力量的方针。他洞察发展医药学“西医学习中医是关键”的提法，有否定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及其能动性的倾向，贬低中医，挫伤了中医的积极性。现阶段，“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共存、共同发展”是正确的方向。经多次讨论，1980年初，卫生部党组通过了“三支力量”的方针。

　　1984年4月在衡阳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中医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问题。全体代表听了总结，激动地跳起来，高呼“中医得救了!”这是新中国中医发展史上的第二个春天。同年12月，卫生部在石家庄召开了中西医结合会议，强调团结中西医，认真解决中西医结合基地队伍建设问题。

　　此外，他还创办了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任校长，后改名为北京光明中医学院，任董事长兼院长。并先后任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致力于民办中医事业的发展。

　　当光明中医大学宣布成立时，得到了全国各地名老中医拥护和支持。他们纷纷主动要求在当地成立分校或辅导站，各地相继建立分校34所，培养了三万多中医人才。

　　吕炳奎对中国文化、儒释道诸家、中医、武术、气功等均有精深的研究，他的美国友人张瑞祥、王金怀教授、石惠珠都称他为“民族卫士，文化学者、医林泰斗”，敬仰尊奉之至。

　　目睹现今中医西化的局面，他呼吁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带徒弟，以便让中医药事业真正传承下去。师带徒、父传子的教育方法是五千年来中医教育的基本形式。“名师出高徒”，带出了历代无数名医。文革后毕业的中医院校学生要再补课、回炉强化，并经名医传帮带，方能成合格人才。

　　在2003年防治非典时期，他已九十高龄，不顾年高体衰，还主动请缨，上书总理，请示带医疗小组，亲临非典一线参加治疗，并拟了防治方药，尽了一个老医务工作者的责任。

　　呼吁成立中医部。鉴于中医工作的特殊性，并要改变中医依附西医的局面，他多次上书中央，建议成立专门机构专管中医药工作，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学术思想 博大精深

　　吕炳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哲学等有精深的研究，提出有独到见解的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太极阴阳论，涉及中医理论体系的天人一体论、神气统一论、气化论、经络论、气功特功论、调气论、万物之灵论等。

　　太极阴阳论

　　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整体系统理论体系，如《易经》的“太极阴阳八卦”，阐述了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是全球文化史上一个颇具特色的整体系统的理论体系。“不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是在一个理论体系的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如天文学、数学、哲学、音乐、戏曲、艺术等。

　　科学之祖。德国莱布尼兹研究中国八卦，创造了计算机。近代学者受《易经》启迪得诺贝尔奖金者四人：德国海森堡、丹麦鲍约、杨振宁、李政道。杨振宁云：今后中医学有希望得诺贝尔奖，因为中医源出《周易》。这是出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科学灯塔。“国外已把太极图看成科学之灯塔。南京大学天文系一位同志在研究天体运动中发现了太极图原来是天体运动的一种规律，这个发现震动了国际科学界。”英国李约瑟指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复合体，可能在科学发展的最终状态发挥大于人们可承认的作用，使科学大大向前发展。

　　医、易相通。“医易同源”、“医易通天”，就是言天地人的变化的。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缩影，她采用《易经》的太极阴阳以说明医理，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理论。

　　天人一体论

　　中医学拥有全面系统整体的合天地人为一体、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悉人事，通天达地，学贯人天，理通百科，有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是含百科知识的综合科学、高级科学、大科学。诸如天文气象、环境、地理、物候、生态、军事兵法、哲学、思维、心理等等，均为我所用、关系密切。创造性地描绘说明这个规律性的理论模式——太极阴阳八卦便“成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理论，这是中国独有的民族文化之魂”。具有宏观准确性、真理性、科学性。

　　人身是一个小天地、小宇宙。宇宙之间存在的东西，人体上都有。万物以息相吹，人体实含有生物进化、宇宙演变的诸多信息，宇宙统一全息。人类是最高级的，是全息进化的一个缩影。“中医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在我国科学史上是占有重要位置的，是享有盛誉的” “日本人讲中医理论是最先进的，不仅仅是医学问题，在整个世界科学方面是一个先进的理论。”

　　神气统一论

　　生命是神气形三者的统一。神指思维，意念：气指物质、功能、能量;形指形体。气充盈周身，将二者结合为一个整体。其中神气最重要，是生命力之所赖，是为主导。吕炳奎认为“思维是物质”。他说：“人的意识是一种物质，思维是物质运动的反映，其运动产生的信息是一个了不得的东西”。“思维本身既是物质的反映，又是物质的运动，是两者相互配合的结果”。思维本身是一种物质，“思维产生的信息，这种信息的能量与作用是无限的”认为思维意识本身是物质运动。它向医学、哲学、自然科学提出了挑战(称“三挑战”)，“使很多理论都要重新考虑，并引导向生命科学发展。”

　　神气统一即物质精神统一，是哲学上的大命题。太极(气)一元论，一气生阴阳。神气形即信息、能量、物质，实质上是一气之所化。唯物、唯心之纷争可以休矣。可归结为道气(太极)一元论。

　　气化论

　　中医理论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大道。道从虚无生一气，人禀天气以生，中医崇尚气与气化。元气运行，情志功能变化，升降浮沉出入、病理变化，皆离不开气和气化作用。气有保卫、温煦、固摄、气化、营运等作用，是生命的象征。气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人死后一切停止，气止化绝，神机息矣。气是客观存在的，有物质基础的，“比形态学理论高一层”行之有效，具有更高的层次。外国人发现中医理论很高，现在从生命科学讲，中医是高的。“我们这个伟大的宝库，是了不起的”中医是活人的“气学”。

　　经络论

　　吕炳奎认为“经络学说是中国医学系统理论的核心”。它是人体中层次最高的综合调控联系系统，“它甚至与意念、思维等脑功能相关”。专家们已经从声光热、电、同位素等生物物理、生理、形态等领域证实了经络的客观存在。“经络的科学证实与实质的阐明不仅为中医理论找到现代科学根据，而且势将导致现代医学和生物科学发生重大变革，从而使医学和生命科学进一步发展，造福于人类”。

　　经络是联系天地人整体系统的纽带。经络在调整人体的内在活动、联络外在环境、抗御疾病、维持健康等生理病理活动中，无不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内属脏腑、外络肢节，应日月星辰之运动，顺四时气节之变化，适地理环境之迁移，起到综合平衡调整的作用。

　　经络系统主宰着全身气血运行，是调节生命活动的信息反馈系统。“因此，中医辨证论治，药物归经、针灸推拿的循经取穴，气功导引的大小周天、气血流注……无不以经络为依据，以调整经络平衡而祛病，以保持经络平衡而康复为主线”。

　　经络是我国古代重要发现。“我们聪慧的祖先，运用自身的功能，以自我内视为手段，首先观察到气血、经络以及它的循行路线和分布”。

　　中医的经络研究及应用超越了现代科学几千年，形成了统化的理论、完整的学说，还应用于疾病的预防、诊治，养生等方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所以，中医的体系是比较高的。要把经络的本质搞清楚，现代科学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方有可能搞清楚。

　　气功特功论

　　吕炳奎认为“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三者统一，气功、特功是中医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吕炳奎称之为“人类生命科学”，“人体科学”钱学森亦称“人体科学”。

　　气功是自我锻炼、修养身心的原则与方法。上古之时社会非常单纯，自然气氛非常常有，声色精神的干扰非常浓郁，恬淡之世，人民朴实，志闲少欲，心安不惧，形劳不倦，气感更加敏锐强烈。气功医家“特别是运用气功的感觉，内视导引等作用得出了系统的理论”。气功所产生的内景就是认识人的生命奥秘的工具，气功的外部效应的研究，将使神气的作用客观化、现代化。气功的外部效应和人体特异功能是一致的。它不但为训练特异功能提供了方法，并且能使特异功能稳定、强化。

　　21世纪是生命的世纪，人体科学的世纪。从生命科学讲，中医是高的，理论很深奥。气功是一门复杂、高深而全面的科学——人体科学，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这一发现，可证明中医学的科学性，为创造我国新医学提供了思路。“对揭开人体的本质和生物的本质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发现在世界科学史上不亚于天然放射性物质的发现，将会引起生物学、医学科学的革命”。

　　调气论

　　中医学治病主要是调整人体脏器失衡的气机(病理性的)，使阴阳平衡，恢复脏腑经络的正常功能，达到祛病的目的。药物不是直接治病的，而是调整功能的，调好了脏腑功能;能自能抗病胜邪。与西医杀灭细菌病毒，修复病灶、补充某些物质元素的针对疗法根本不同。    中医是调理阴阳所偏之气，以平为期。“中医的治病用药，主要是调整内部功能，达到祛病康复。”针灸、气功，推拿不用药物，也能调整脏腑经络，使气血平衡通达而祛病保健。“把人体内在的生理功能和外界的自然规律相应的调整到最佳境界，人就能得到健康的最佳状态。”人就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成为自由的人，可以健康长寿。调气可祛病，养气可长生。并进而掌握自然界一切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主宰自然界。中医是“气学”、“调气之学”。

　　万物之灵论

　　他多次强调“人为万物之灵”，人蕴有高度的智慧和巨大的潜能，与天地并称“三才”，三者之中人最重要，“人者，天地之镇也”。人是大自然的自觉意识者，具备宇宙古往今来的全部信息(神气)，通感宇宙之妙，“积神 于心，以知往今”(《灵枢·五色》)。人天相通相应，人能掌握自然及本身的规律，通彻万物故谓之灵。

　　灵赖神气。神气之用，通天达地，功侔造化。人是灵于万物，高于万物的。如“烟、酒、茶、香料，还是靠人口舌鼻辨别优劣。茶、酒靠专家来品尝，各种香料还得靠鼻子。没有科学仪器来辨别桂花香或是兰花香，也没有一种仪器来测定好酒好茶”。这样简单的东西还无法弄清楚，何况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呢?这说明人的智慧经验很重要，仪器很难辨认识别者，专家就可迎刃而解。

　　高尚医德 优良作风

　　吕炳奎一生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精诚奋斗70余年，其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是值得永远记忆和终生学习的。

　　他以“道德重无价，人格胜五岳”作为自律的准则。认为“人性、理智、道德、情感、人格，这就是人类文化的内在基础”。

　　他以“医为仁术，济世活人”，“以仁爱之习，救死扶伤，扶贫济困，善心善意为病家服务” ，“弘扬华夏文化，积极继承祖国医药学，使之发扬光大”，作为对弟子的医训。他自己正是一生清兼、无求无索、无私奉献的楷模。

　　他光辉的一生，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中医大业为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舍生忘死、勇猛拼搏、奋斗不息的一生。

　　青年时期他作为一个热血郎中，急赴国难，抗日救国，舍生取义。和平时期，毅然归队，重操岐黄，不计免得、地位、报酬与个人前程，一生默默奉献，“领袖医坛扬国粹”，振兴中医大业，如奉家珍，把事业看作高于个人生命的大事。

　　“伟大出于平凡”，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待人诚恳，清廉慎勤，尽职尽责。不谀上，不傲下，周而不比。他无求无索、不计报酬，诊病不收诊费。任光明函大校长，不拿工资，终生义诊。夜以继日地工作。中医遇难危机之时，仗义执言，力挽狂澜，拨正中医的航向。工作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直抒已见，严于律已，保持良好的晚节。他挚爱中医，有继承发扬中医的坚定信念，有强烈的敬业精神，献身精神;艰苦朴素，自奉俭约;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为中医事业而工作;他淡泊名利，耄耋之年，没有任何荣誉和头衔，但仍以饱满之热情心系中医药，为之奋斗不息。

　　由于他对新中国中医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全国中医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人称“医林泰斗”、“杏林耆宿”、“济世风清医国手”“中医卫士”、“中医干诚”、“捍卫中医政策之先驱，振兴中医事业之导师”(颜正华)、“医坛魁自”、“医苑巨擘”、“振兴中医第一功”(邓铁涛、钱超尘等)。他是中医界深孚众望的领袖，大家敬仰拥戴之情，决非过誉。其功业品德，实至而名归也。他的一生诚如原国际针联主席、全国著名针灸专家王雪苔教授在为吕老八十大寿及行医60周年之际所献的一首诗中所云：“传奇身世历沧桑，戎马郎中侠义肠，领袖医坛扬国粹，一生心血沃岐黄。”

　　起草报告

　　1956年吕炳奎同志调任卫生部中医司任司长、党组成员。1958年主持起草了《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的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70年代后期适时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存发展的方针。1978年吕炳奎同志为卫生部党组起草报送中央关于解决中医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即后来以中央名义下发的(78)56号文件。1982年在湖南衡阳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医院及中医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这些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无不倾注着吕炳奎同志的心血。

　　突出贡献

　　1982年吕炳奎同志退居二线，担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和第七届委员，第七届政协医药卫生组副组长。晚年，吕炳奎同志不顾高龄体弱，充分发挥自己在中医方面的专长，积极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他珍惜人才，重视后辈人才的培养，一生桃李满天下，1984年创立了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培养了三万多中医人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还对中医事业念念不忘，提出了保卫中医的呼吁，号召中医专家多带徒，甚至不顾年老体弱要身体力行亲自带两个徒弟。2003年非典期间，他向有关部门亲自请缨，并组织医疗小组，开出了非常有效的处方，在民间广受欢迎，对预防非典尽了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他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吕炳奎同志永垂不朽!

　　吕炳奎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他善于科学思考，事实求是，认真负责;他处事严谨，坚持原则，直抒已见，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他清正廉洁，严于律已，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努力发挥余热，编写书籍，撰写文章，致力于推进民办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他既是一位无私的革命者，又是一位中医药领域的教育家、思想家，在祖国的中医药领域上享有盛誉，被称为中医司令、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人。

　　不可磨灭的战功

　　吕炳奎同志不仅仅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对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组建、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吕炳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是教书育人，为培养新中国医药卫生人才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精诚奋斗的一生，更是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光明磊落的一生。我们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学习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保持革命晚节的崇高品质;学习他兢兢业业、勤恳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坚定信念、对祖国医学的热爱和刻苦钻研的敬业精神。

　　永远激励后人

　　吕炳奎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崇高品质、优良作风和热衷祖国医学事业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让我们缅怀吕炳奎同志，化悲痛为力量，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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