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对官僚化和调动群众积极性

　　1956年三大改造以后，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摆脱苏联僵化的官僚等级模式。毛主席当时提出的主要论点，实际上是在突破苏联的官僚化单纯行政命令的经济管理模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僵化教条的苏联模式也确实导致大量项目没有抓紧搞起来，确实给当时群众泼了冷水。

　　“对于苏联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弊病，在我们党内，毛泽东是察觉最早的。”（《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薄一波，1993年12月26日）

　　突破苏联的官僚化经济管理模式是贯穿于1956年三大改造以来始终的问题。毛主席当时的探索，本质上也是和苏联的官僚行政命令经济管理模式的针锋相对，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斗争。

　　此时，在美国的挑动下，台湾局势极端紧张。由于苏联想控制中国，中苏矛盾激化，即将脱钩。为了打破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包围，毛泽东和周恩来集中研究国际问题，准备对非洲的大规模访问计划。为了集中精力研究紧张的国际战略问题和军事问题，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周恩来主要责任也是协助毛泽东进行外交和军事战略事务的研究。一线经济工作主要由其他一线领导同志负责。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中共八大的时候，他已经实际上退居二线。

　　二、冷静、理智、务实——1958至1961年真实的毛泽东

　　早在1958年3月9日-26日，毛主席主持成都会议，在听取各省市的发展计划汇报时，毛泽东就发现并批评了“虚报、浮夸”、“假高产、假跃进”等脱离实际的问题，强调加速经济建设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他在3月20日成都会议第三次讲话中尖锐提出：“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要务实，要有措施。”，“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19页)

　　毛主席的警卫员刘继春说：“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我可以这样讲，毛泽东在全国没有种过一个试验田，而且主席多次讲：‘我是农民，知道这地能产多少斤，你们说的这些，我根本不信。’”。

　　“应当公道地说，对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要纠正的。”（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15页)。

　　1958年4月9日，毛主席在听取省市的汇报时指出，要反对“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毛主席说：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得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让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 ，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36_337页)

　　1958年4月27日，毛主席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负责人会议，讨论工业问题。毛主席提出：“现在两个部提出十五年赶上美国，有无可能?能不能超过?我们暂不提超美国，要苏联提，我们只提超英国，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是第二本帐，是内部问题”(《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41页)而且毛主席提出的这个超英仅仅是在钢产量方面的，我们后来到七十年代钢产量确实超过英国了。

　　1958年6月,毛主席在北戴河听取钢铁方面主要负责人的汇报，一个一个点名问话，指示陈云继续摸底务必把指标搞扎实。在一向以谨慎著称的陈云认为指标可行时才默许。在执行时，退居二线的毛主席最早发现了不足、发现了指标过高并最早纠正,甚至做自我批评。

　　​对于已达到亩产万斤、十万斤，毛主席一开始就坚决不信。1958年8月10日,毛主席在天津考察时,严厉批评了亩产十万斤的鼓吹者。毛主席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

　　毛主席专门批评“取消家庭生活”。1958年10月，毛主席让吴冷西、田家英到河南调查人民公社现状,听了汇报,毛主席生气的说:那种拆散家庭搞“集宿”不是给反动派帮了污蔑我们的忙了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反抗。共产党不仅禁止拆散家庭,而要保护各家庭!

　　​毛主席严厉批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河南的省委书记吴芝圃提出十年建成共产主义，中央的两名领导提出向共产主义“穷过渡”。这些都让退居二线的毛主席忍无可忍。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头脑发热的吴芝圃，并坚决反对另外两位工作人员的“穷过渡”。

　　(详情见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哪两位同志提的“穷过渡”写的清清楚楚。我只能在这里说，这个不是毛主席提出的。)

　　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化的一些问题开始显现出来。毛主席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从1958年10月中旬起，他赴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调研，并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在毛泽东努力下，会议开始纠正了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次会议还针对当时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深翻耕地等连续苦战需要休整的实际情况，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明确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七千四百亿斤。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青静一点!”

　　毛主席专门批评“取消商品生产”。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就说: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

　　为了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高指标问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不久，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毛主席指出当时的一些典型乱象：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造假。毛主席在会上反复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在武昌会议，毛主席说:我不相信那个9000亿(粮产)，钢3000万吨,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来?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

　　为了加快纠“左”的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

　　毛主席和极“左”的一线经济负责者们针锋相对。1959年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讲: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1000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紧接着在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都重点谈了人民公社和“共产风”的问题。通过这两次会议，党中央在纠正“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为了把这些会议精神贯彻到农村基层，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直接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

　　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谈到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影响农业的几个关键问题。讲真话是全篇的点睛之笔。

　　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这封信写出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心声，获得他们的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505页）

　　在随后的五六月间，党中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农村恢复自留地制度，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前屋后的零星闲散土地种植庄稼和树木，不征公粮，不归公有。这样，经过近九个月纠“左”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庐山会议之前的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毛泽东就细致指出，甚至严厉指出“左”倾错误的各种危害，批评了一线领导同志的一系列浮夸风和高指标等等方面失误。

　　三、1959年，庐山

　　庐山会议前期在毛主席鼓励下，一线同志们都各自做了自我批评。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毛泽东并没有追究一线领导同志的责任，并将责任归于退居二线的自己。

　　同时，庐山会议的18个问题”讲话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文章，毛泽东同志都细致、全面将问题批判的一清二楚了。

　　彭德怀的信没有首次反映错误，所以并不是首次挑战权威。而且，彭德怀同志的信针对的并不是极力纠正错误而且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同志，而是针对的当时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的一线同志。那么，为什么庐山会议变成了一场遗憾呢？

　　据刘少奇遗孀王光美回忆说：

　　“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他（毛主席——徐郎注）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 、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 第185页、186页）

　　即使庐山会议产生了遗憾，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有着极其特殊而且极其深厚的革命友谊。彭德怀同志长期作为教员坚定的支持者而出现，这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

　　彭德怀和毛主席感情极其深厚，只有彭德怀长期改不了口喊教员为“老 毛”、只有彭德怀可直接掀开教员的被子….….

　　他坚守井冈山，为毛主席转移赣南争取时间。

　　他坚决支持毛主席合并红军，听从收编指挥、粉碎伪造信阴谋，力挺教员、为维护毛主席领袖地位严厉打击分裂一三军团之徒。

　　在赣州战役没有听毛主席正确意见导致他战败后，他更加深化了对教员的信服和忠诚。

　　他和博古李德针锋相对，痛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疼”，为了毛主席收回兵权要枪毙“顾问”李德。

　　对他的战功和忠诚，毛主席极其欣赏，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从长征到东征战役，他和毛主席并肩作战，结下了更加深厚的战友之情。

　　转战陕北，他竭尽全力南征北战，保卫毛主席的安全，用仅仅二万人的兵力多次打得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惨败。

　　抗美援朝，多数人表示质疑情况，甚至只有毛主席一人想出兵的情况下，他也挺身而出，极力支持毛主席抗美援朝，大破帝国主义十六国联军，成功实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目标。

　　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革命故事，体现了毛主席和彭德怀同志极其特殊的深厚的革命友谊。

　　那封三千字的信，也是他为了帮毛主席彻底纠错严惩一线工作者带着一腔冲动而写；然而，彭德怀同志这样追究一线领导者责任也确实不利于内部团结……

　　在毛主席的极力保护下，彭德怀同志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委员的职位。1960年毛选第四卷的注释，仍然肯定彭德怀同志的功绩，没对他有什么偏见。

　　想了解庐山会议的详细情况，可以复制网址，阅读这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公众号的党史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hzi6-mByLp_twlVc5znMvA

　　​四、1958——1961的成就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供的数据，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1958—1960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1949年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了扎实的成果。

　　“安阳钢铁”，就是在大炼钢铁的1958年8月10日正式动工的，这也是河南现代钢铁工业的起端。谈到钢铁，“大跃进”时，大家不会忘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到1972年，中国生产了2338万吨钢，而英国那一年只生产了2232万吨钢，中国确实用15年时间在钢铁产量上赶上了英国。当然，就钢铁产品的质量，还有整体科技水平，不但那时有不小的差距，直至现在也仍在追赶中。毛主席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在1961年1月1日说：“超过英国只是指数量，但就质量来说，那还差得很远。”（《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515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重要资料：《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1958—1961年，“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中国8万多水库，绝大多数是在1958年以来建成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1958—1961年，科学技术发展进步，成绩十分显著。特别是决策制造保障国家安全、奠定中国世界大国地位的“两弹一星”。因此，如果没有当年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那代人、特别是“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伟大付出，中国的战略自信绝不会有今天的质量。被称作“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说，就是毛主席1958年的一句：“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激励他隐名埋姓地工作了30年。

　　特别突出的还有石油工业的发展。中国以前被认为是个缺油国，所用燃油是从国外进口的“洋油”。1959年技术人员在东北的松辽盆地发现工业性油流后，党中央于1960年在国民经济困难之时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和退伍军人，集中力量在茫茫荒原上进行勘探开发，仅用一年时间就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三年就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到1965年，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靠进口“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宣告结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党中央、毛主席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出发，提出要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强调大力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并着手采取切实措施，将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岗位。这对于党和国家的长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附录1：1958年——1961年重大成就年表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3·11日）

　　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3·17日）

　　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4·12日）

　　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1958·6·1日）

　　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7·17日）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9·14日）

　　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8·11·28日）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1·1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959·1·1日）

　　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1962年）

　　工业方面的12个第一，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

　　1958年1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

　　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

　　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

　　1958年10月21日，北京一包头一银川一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2月7日，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

　　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0年1月1日，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1960年4月21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路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年9月，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中国发展尖端科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1958年11月18日，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

　　1958年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

　　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9年，于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为民办。

　　1960年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1961年3月17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

　　1960年1月22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58—1962）提前三年胜利完成。

　　附录2：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创新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直在坚定的突破苏联模式，没有完全照抄苏联模式。

　　1949——1956：

　　一、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 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这同苏联先搞国家工业化，后搞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是不同的。

　　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选择的是一条从低级到高级、社会震动比较小的改造道路，这跟苏联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和全盘集体化都是一次完成的道路是不同的。

　　三、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我们采取和平赎买政策，对资本家本人，不是把他们赶走，而是把他们看成财富，使之接受教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跟苏联的做法完全不同。

　　四、在经济建设上，我们一开始，就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作为根本方针，在处理同农民的经济关系方面((包括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这同苏联长期采用“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向农民索取高额积累的办法是迥然不同的。

　　五、建国初期，我们虽然也采取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并没有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那时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不要重重轻轻，因此，在重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轻工业和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这同苏联和东欧某些国家长期“一条腿走路”也是不同的。

　　六、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跟苏联实行的只有一个共产党的体制是不同的。

　　七、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建国 40 多年来，我国的民族团结不断加强，同这个制度很有关系。

　　八、我国政府与印度政府首倡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普遍的认同。

　　以上几条说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其中有些独创虽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策原则提出来的，但在社会主义阶段也同样适用。

　　50 年代初期，在国际共运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两个“凡是”:凡是斯大林讲的，就不容怀疑;凡是苏联经验，就得全盘照搬。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一切都听，全盘照搬。

　　1956—1957：

　　对于苏联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弊病，在党内，毛主席是察觉得最早的。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陆续暴露出来，这使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苏联经验并非十全十美，因此，在1955年底，即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他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就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前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听取了 34个部委的汇报，着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集全党智慧之大成，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创新

　　一、两类矛盾学说（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这个学说，对于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对于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论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确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是这两组矛盾不具有在旧社会那样的对抗性质。

　　以上三条，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系列。这是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是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道义上的一致而没有矛盾的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四、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思想。既发挥中央的积极性，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意味着中央管理国家事务的权限，有一部分要下放给地方管理。这是毛主席根据我国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参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提出来的。

　　五、在肯定全民所有制企业由国家经营的条件下，承认企业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肯定国家市场是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作补充。

　　六、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毛主席提出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作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并提出“可以在消灭资本主义后又搞资本主义”，地下工厂可以合法化，变为地上的，合法雇工;华侨投资的可以长期不没收。

　　七、在分配方面，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这是鉴于苏联的教训而提出的。

　　八、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了走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工业和重工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

　　九、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宏大的技术干部队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反映了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方针的提出，对苏联长期实行的只扶持一家之言、一种流派的艺术，别的都看成异端的禁锢政策，是一个突破。

　　十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我国历史条件的产物。我国历史所形成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由于这个方针的提出，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十二、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国家也较能经受风险。

　　十三、“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思想与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这是周总理在1956年6月首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宣布的。

　　十四、“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的策略思想。

　　1958—1965年毛泽东主要理论创新：

　　一、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观点。毛泽东提出中国是一个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剥夺农民。

　　二、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并推断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更长。

　　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的意见。早在 1956 年听取 34 个部委汇报时，毛主席就说过:你们再不重视农业、轻工业，我就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倒过来。以后，他又多次提及。后来在提法上果然倒过来了。

　　四、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这是1964年底1965年初通过同周总理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现在使用的四个现代化的标准提法，就源出于此。

　　五、支持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试办托拉斯的倡议。这说明毛主席在60年代前期已察觉到单纯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弊端。

　　六、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思想。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运用，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制度中所没有的。

　　20世纪70年代——毛主席带领我们打破了美帝的封锁包围：

　　毛主席在改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方面仍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而且还在外交上成功地打破了美国对我国的封锁。

　　70年代初，引起全世界注目的大事之一，是毛主席、周总理审时度势，抓住尼克松入主白宫后表示要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着一鼓作气，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由美国带头对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封锁,就被大面积地打破了。

　　在毛主席支持下，周总理力排阻力，引进技术设备。70 年代，我国从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10多个国家引进22套大型设备。那批引进项目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