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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核心战略，那“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能够落地，百年前的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简单聊聊这个问题。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大清和大英帝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这五座城市，做为中外的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

　　这五个通商口岸名为自由贸易，实际上是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商品倾销地。

　　此后数十年，随着欧洲列强的侵略逐渐深入，通商口岸的名单上也增加了天津、潮州、登州、温州、汉口、苏州、杭州、重庆等城市，总数达到104个。

　　仔细看看这些城市，要么是东部沿海城市，要么是长江水系的重要城市。

　　这些通商口岸城市的分布，也说明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基本是以东部沿海城市为根据地，沿着长江水系，逐步向内陆大城市渗透。

　　而欧洲列强进入通商口岸城市以后，由于语言不通、不熟悉当地的环境，便必须把侵华贸易中国化，具体做法就是寻找当地的头面人物，与其结盟，让他们协助欧洲列强倾销货物和获取利益，事后按比例分配利润。

　　这些和欧洲列强结盟的人，就是我们说的买办。

　　所以在晚清民国的大城市里，存在着两套统治秩序。

　　一套是传统的中国秩序，中坚力量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信奉儒家的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一套是欧洲列强带来的秩序，中坚力量是欧洲洋大人和中国买办，信奉欧洲的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大城市，便不可避免的要和两套统治秩序做斗争。

　　但相比两套非常强大的秩序来说，不论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也好，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罢，力量都非常弱小，斗争成功的希望很渺茫。

　　于是在1920年代，就出现两个结果——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放弃了革命的目标，和中外两套统治秩序媾和，成立了接替大清和北洋的南京国府。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派革命者，遭到中外两套统治秩序和南京国府的联合打击，在“四一二政变”中损失相当惨重。

　　那此后怎么办？

　　继续以城市革命为主，是根本没有出路的，只有离开城市下沉到农村，才能稍微避开两个强大的敌人，逐渐积蓄革命力量。

　　而且大城市是鱼龙混杂的地方，各种思想争论的非常厉害，留在大城市，我党要统一革命队伍的思想是有难度的。

　　但在识字率不高的农村，农民在思想理论方面却是一张白纸，可以不受干扰的接受我党的共产主义理论。

　　这样一来，下沉到农村的中国革命，就有了避开强敌和壮大队伍的优势。

　　在这方面，教员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成为革命武装力量下沉到农村的先行者，做了一次伟大的尝试。

　　2

　　那下沉到农村以后，中国革命就一定能成功吗？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不能说一定成功，起码是有成功机会的。

　　在晚清民国时期，虽然经历了洋务运动和各省的初步工业化，但中国的经济格局，依然是农村农业占绝大部分份额，城市工业占小部分份额。

　　农村的小农经济，拥有全中国75%以上的人口，生产的农产品占中国经济总量的65%，农村的小船、牛车、人力车的总运输量，也是城市铁路和航船运输量的三倍以上。

　　而城市人口基本上是官员、商人、军官、文人、工匠、伙计等等，城市的近现代工商业产生的经济总量，只占中国的7%左右。

　　换句话说，农村是生产者，城市是消费者。

　　只有把农村和城市结合起来，用农村的生产补充城市的消费，城市才能得到必要的养分。

　　但问题是，南京国府放弃了农村。

　　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意味着蒋介石和南京国府放弃了改造农村的革命目标，1928年6月的财经会议，南京国府正式决定，放弃征收农村的田税，交给各省征收。

　　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用田税利益，换取各省对南京国府的支持。

　　这样一来，南京国府便放弃了65%的经济总量产生的赋税，只能以关税、盐税、外国贷款来维持正常运转，其中军费又占了很大一部分。

　　税基这么小的中央政府，就是一座空中楼阁，根基极不稳定。

　　那各省征收田税，不一样可以建设地方吗？

　　理论上这么说没问题，但在实际上却行不通。

　　因为南京国府不参与田税征收，就意味着在田税征收上面，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各省在征收田税时，有了很大的暗箱操作空间。

　　于是呢，最基层的官员谎报土地数量成为常态，地主富农通过关系逃税成为家常便饭，地方主政官员随意加派苛捐杂税，成为人人都懂的潜规则。

　　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各省的军阀官僚还大量发行没有担保的货币，例如在1924年，广西就发行了50亿没有担保的货币。国府在名义上统一中国以后，各省的敛财方式改成发行债券、种植鸦片、兵痞抢劫等等。

　　看了这些操作，大明宝钞也得直呼内行。

　　结果就是，农村经济生态造成极大破坏，一个农民要承担的赋税，往往要到法律规定赋税的40倍以上。

　　所以民国的农村，是占中国经济总量大半，欧洲列强和国府无力进入，最终被军阀官僚地主豪商肆意盘剥，急需进行“拨乱反正”的地方。

　　如果有一个人、一个组织能完成这项任务，其实就在事实上取代了南京国府。

　　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有成功机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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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功机会是一码事，能不能成功却是另一码事。

　　一百单八将上了梁山，最终落得兄弟凋零的下场，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为什么能席卷天下建立新中国呢？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革命的愿景不同。

　　在《水浒》位面，晁盖做山寨之主的时候，梁山的愿景还是“造反、聚义”，这个愿景不是最革命的，但起码是独立自主的。

　　但自从晁盖死后，宋江就做了山寨之主，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改为顺天护国。

　　忠义，忠的是大宋，义的是伦理纲常。

　　顺天护国，顺的是大宋法统，护的是赵氏祖宗传下的江山。

　　可以说，自从宋江更改梁山路线以后，梁山的愿景也跟着变了，从独立自主的山大王，变成大宋朝的跟班，赵氏的泛走狗。

　　既然宋江下定决心跟着大宋朝走，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大宋朝不合理的制度，清理大宋州县的冗余，也不能团结不满大宋朝的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

　　结果，梁山好汉们觉得非常拧巴，大宋朝也不把梁山武装当成自己人。在内耗和外力的影响下，梁山走向消亡。

　　在现实位面，梁山的角色是南京国府，宋江则是蒋介石。

　　而创建红军的教员在上井冈山之前，就想明白了革命的愿景，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看到了吧，他明白了中国衰落的症结在哪里，就有了非常长远的愿景，不会轻易动摇。

　　下沉到农村并改造农村，才是他要做的事。

　　上了井冈山以后，教员领导红军和地方组织，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通过教育农民埋下农村变革的种子，通过波浪式扩大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通过征收田税和贸易建立了健康的财政制度。

　　以上的事情做成，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翻了封建宗法关系、地主和佃农的生产关系，达到改造农村的目的。

　　而且农村是生产者，经过改造的农村，反过来又给红军提供了庞大的物资，尤其是粮食。

　　“反围剿战争”时，蒋介石曾给前线部队下命令，要求对红军根据地严防死守，不允许人员和物资流通，准备把红军困死在根据地。

　　结果没有红军根据地出口的粮食，江西、福建的十几座城市马上缺粮，缺口大到蒋介石从北方调粮都补不上，没多久，各地就用现金、武器、药品等城市物资向红军根据地买粮食。

　　可以说，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政治上对南京国府进行了降维打击，在经济上也掐住蒋介石的软肋。

　　后来，我党我军改造的农村越多，控制的物资就越多，这就对南京国府釜底抽薪，让他们的势力集中在孤零零的几座城市里。

　　一旦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转变，我军便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围点打援也好，三大战役也罢，都是宏大历史进程的收尾工作了。

　　而当占中国经济总量65%的农村完成改造，接下来的改造全中国，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到这个时候，农村包围城市，也就彻底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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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农村包围城市不仅是军事战略，更是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

　　这个大战略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政治上避实击虚，经济上整合生产者围堵消费者。

　　所以在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中，我国一方面坚持建设高标准农田，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鼓励实体企业的生产，保证城市生产力，努力建设新时代的“井冈山。”

　　在国际上，我国始终在谈和平，尽力推动和欧洲、亚非拉国家的贸易，即便在台海地区也坚持不打第一枪，这是要建设新时代的“赤白贸易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赤白贸易线”做为“井冈山”的触手，将把亚非拉等“世界农村”，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下，这就完成了改造农村的任务。

　　一旦生产力被整合起来，围堵的就是那几个消费型“城市。”

　　到那个时候，“三大战役”也即将打响。

　　一百年，中国搞了两次农村包围城市，一次彻底改变了中国，一次试图改变世界。

　　而在两次农村包围城市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不能出宋江，不能重复梁山的投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