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的抗疫一线，有位女医生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以最真诚的视角记录大疫之下的举国之战。上海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医生查琼芳从除夕到3月31日，形成了目前出版最完整的抗疫日记。
4月20日，在首发200本之后，4月26日《日记》正式出版，日语、越南语、泰语等版本《日记》也正在陆续翻译、洽谈版权等，或将为世界各国共同抗击疫情提供中国经验。
在《日记》之外，查琼芳还有什么没有表达的？这场非同寻常的经历，如今又给她带来了怎样的新触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趁着查琼芳门诊日的午间片刻休息，与她展开了一场对话。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的第一篇日记写于1月25日，当天凌晨刚刚抵达武汉，在一切情况都尚未明朗的开垦阶段，是什么支撑着您开始动笔要写日记？
查琼芳：说实话，我一开始是把它当作工作汇报在写。作为支援武汉的第一批上海医疗队员，也是国内较早抵汉的外地医生，不得不说我们面临了很多困难。
第一个就是思想上的困难：病毒的传播途径是什么？无人知晓；我们也缺少实际治疗经验，这种对病毒本身的恐惧和工作的压力需要及时得到纾解；
第二个困难是后勤保障，我只带了一个行李箱，装着换洗衣物、少量防护物资和医院的2个急救包，但这场仗要打多久、后续资源能否跟上，大家也挺担心；
第三个就是院感问题。我们陆续也看了不少新闻，若这支136人的队伍里但凡有一人出了问题，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从约第10天开始，我把写在正文中的时间、天气等信息写到了最开头，“工作汇报”便渐渐成了“日记”。
解放日报：是的，我们也发现，您的文风从最开始稍显严肃，到后期越来越轻松，是不是心理上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查琼芳：可以说，我们的心情和患者的病情呈密切正比。最初写得比较事无巨细，因为也不太想让自己闲下来。人没事做，就会不停地翻看手机，负面信息多了也是压力；后期随着治疗越来越顺利，可能文字也慢慢被“治愈”了。
我在这次支援武汉的工作期间，有了个别名叫“查一抽”。当时收治了一名40多岁的男性患者，从无创呼吸机到高流量吸氧，他的病情一天天好转。可意外突然发生了，常年吸烟史和肺大疱病史让他突发自发性气胸。之前，金银潭医院胸外科团队曾为他进行过一次胸引管抽气，这一次，周新主任告诉我，患者的肺压缩程度约30%，如果是普通健康人群，几乎无需治疗，可自行恢复；但患者的肺功能很差，必须尽快治疗。
我选了更细的胸引管，穿着闷热防护服，在两层手套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层，护目镜、面屏让视野很模糊，针头又很细，我的一切动作都像是电影的慢动作，因为不能有一丝失误可能。针筒60毫升，气体800毫升，我在《日记》里写，“姐抽的不是气体，是新冠病毒！”十几针筒后，患者很快恢复了平稳体征。
其实在上海，我们也都是一线医生，也并非没有经历过疑难危重患者的抢救。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每个人都能真切感受巨大的情绪变化。
解放日报：您在《日记》中似乎经常提到周新主任和郑军华队长，这两位来自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师长给了您怎样特别的触动？
查琼芳：我们在武汉工作期间，其实除了一个班次的小组战友们，和其他队员们没有太多相见的机会。但郑军华院长和周新主任频繁出现，前者提供思想支持，后者提供技术指导。
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机场时郑院长就对我们说过一句话，“可能在许多报道中，你们是英雄，但现在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冷静下来才能做好工作。”这盆“冷水”把许多人都浇清醒了，但他也说过很暖心的话，“防护物资不到位，我们的医疗队就不进病房。”
几乎每个班头，周主任都在做着统筹指导，原本大多由麻醉科医师承担的气管镜引导下插管工作，我也在他的带领下学会了。每一天不同却似乎又相同的工作中，也正是有身边这些如今想起来的确可以被称为“英雄”的师长，才支撑我们做得更好，也让我把《日记》变得更丰满。
解放日报：除了他们，另一个您经常观察的群体是90后。这一次战疫，许多人都说，“90后的时代”来了，您怎么看？
查琼芳：就以仁济医院为例，我们前后共派出172名医护人员，有60名都是90后。我给他们的评价就是“有担当、敢拼搏、善于学习”。和我同在第一批医疗队的仁济南院男护士傅佳顺是1992年出生的小伙子，也是南院急诊团支部书记。到达武汉的第一天，他就“中暑式”地全副武装上了9小时班，没有一句怨言。
这一次疫情中，我们也看见不少青少年憧憬穿上这一身白大褂。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救死扶伤的满足感都是物质无法替代的。我相信，正在或即将迈向社会舞台的90后、00后们，拥有比我们更活跃的思维和更开阔的眼界，势必会为各行各业带来更多前景和希望。但我也想告诉孩子们，医疗并非只需要技术，人文情怀将帮助我们走得更远更长。
解放日报：听说您的女儿今年即将迎来高考，这几日您也前往中学和00后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孩子们对《日记》的哪些部分更感兴趣？
查琼芳：我告诉大家，2月18日，在武汉的我们收到了黄浦区一名小朋友用压岁钱请父母一同购置的8套防护服和游泳眼镜，他还写了一封信，说队员们“一个都不能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不仅是来自家乡的问候，也是孩子最真诚稚嫩的祝福。
女儿在我回来之后，有一天给我写了一封信，“作为查医生的女儿，亲眼目睹她在大年夜傍晚丢下碗筷登上飞机奔赴武汉，亲耳听闻她在武汉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病人的艰难困苦，最后亲身前去祝贺她平安归来；都知道疫情严重，但至少我们在上海相对于安全，当最亲的人整装待发前往武汉时内心的恐惧和害怕我仍然记忆犹新，每次在网上阅读她的日记、每天短暂的通话，听到她熟悉却又疲惫的声音，我才稍稍放下心来。我为查医生自豪，不仅因为她是抗疫日记的亲历作者受人夸赞，不仅因为她逆行前往武汉救死扶伤令人敬佩，更是因为那根亲情的纽带拥有金石之坚，因为她是我妈，所以我永远为她自豪。”
这一次疫情，其实并没有把我们的生活变成黑白色，哪怕在武汉，在最严峻的时刻，也都有温情和爱。有一个我没来得及写进《日记》的故事：刚去的那段时间，蔬菜供应极为紧张。有位住在东西湖区的菜农骑着电动三轮车，驮着花了千余元向邻里乡亲收购的绿叶菜送到了我们下榻的酒店，那会儿天还特别冷，我看他腿都冻僵了。他告诉我们，自己地里的菜还没熟，只能买一些，酒店工作人员要给钱，他一个劲儿地推脱，还说要谢谢我们。
或许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许多人会只选择自己想看见的内容。但医护人员、警察、社区工作人员、货车司机、公交司机、志愿者司机、快递员……正是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一点一滴拼出了中国阻击新冠疫情的路线图，是除了无私无畏之外的义不容辞和勇敢善良。
解放日报：如今回到日常工作中，您的“作家”身份有没有给您带来什么新变化？
查琼芳：早上门诊时，有患者认出了我，把我当作“背景板”自拍了一张照片。如果有患者也曾看过《日记》，我很感谢，也希望自己能真正为他们带来一些来自武汉最真实的故事。不过，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医生，或许这本《日记》在我的生活中激起了一些涟漪，但我也会很快再次回归普通的日常生活。
（作者：黄杨子；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