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四十年专题 | 曾镇南 | 时间是最公正的评论家——我所看见和亲历过的“茅奖”
2022-06-17 14:25:31作者：曾镇南来源：传记文学杂志 次浏览 文艺园地
曾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文学评论》副主编、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曾任第八、九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评委，第四、五、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论证专家。出版专著、论文集:《泥土与蒺藜》《生活的痕迹》《王蒙论》《缤纷的文学世界》《蝉蜕期中》《思考与答问》《人生·文学与法》《曾镇南文学论集》《平照集》《微尘中的金屑》《播芳馨集——曾镇南文艺论评选》《现实主义研习录》。《泥土与蒺藜》《王蒙论》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一、二届科研成果奖，《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这个奖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1982年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年了。第一届是1982年评的，评上的作品我大都看过。那时候，虽然我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但已开始写点评论文章，因此很快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时我参加了茅盾文学奖颁奖会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那次会议的地点是在华侨饭店，一共三天，周扬提议评出来的作品还要请大家作奖评。会议由张光年主持，丁玲等人也都讲了话。参会的人员既有获奖作者，也有不少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写出了有影响的作品但这一届还未能获奖的作者。
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第一届“茅奖”评得很好。魏巍的《东方》，我细看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前十章，写主人公回到家乡的一段生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华北大地上新生活的时代氛围写出来了，人物形象鲜明，故事生动，语言有味，充满了泥土气息，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茅盾先生1981年去世，1982年就开始评奖，评的当然只能是在此前已公开出版或发表的作品。
《李自成》（第一卷）20世纪60年代就出版了，据说毛泽东同志还看过，给了比较好的评价，关照并鼓励作者姚雪垠继续写下去。后来第二卷是在新时期之初发表的，茅盾写了很长的细致评点，文章是用与姚雪垠通讯的方式写的，这是“茅奖”获奖作品中唯一经茅盾本人过目的作品，当然，“茅奖”的评奖本来是瞩望于青年作家的，《李自成》的获奖也是为青年作家提供一个榜样。还有北大中文系的严家炎老师也写了非常长的一篇论文，记得是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可能有两万多字，他研究《李自成》就跟研究《三国演义》一样认真。那时候出现了不少写农民起义的作品，这部小说一出现，即轰动文坛。它与其他农民起义题材小说不太一样：不是光写李自成农民起义，而是把它写成明晚期整个社会生活非常广阔的一个画面，气魄宏伟，所写人物就有几百人。它让我们见到久违了的功底深厚的中国老一代作家的文笔，因为久违，所以感觉新鲜，我觉得他不愧是大作家，心里十分敬佩。
关于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我不但看了，还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评论。这篇论文因为篇幅太长，当时找不到刊物发表，后来收入在我的第一本评论集里，题目叫作《对一个严峻的时代的沉思》。记得我是看的作者手稿写的评论，李国文的字就跟刻蜡版似的，非常工整。我当时感觉他脑子就像个电子计算机，能够编织那么复杂的情节，而且是过去和现在交叉，写法很新颖。现在看来，应该说他这个小说还是打上了“文革”时代的烙印，所以就不像当时阅读的时候那么有历史意味了。
周克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他去世得太早了。他的生活始终很艰苦。《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据说是四川一个刊物的编辑发现后推荐给周扬的。小说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好评和读者共鸣。当时描写不曾远去的那一段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还比较少，作者对书中人物的命运又注入了深挚的感情，行文细密清丽，婉曲有致，艺术性是比较高的，后来还改编成了电视剧，深受观众喜爱。
有的评委说，评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优秀作品不多，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当时巴金是评委会主任，没有设副主任，评委绝大多数是资深老一代革命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他们很及时、负责地作了开创性的工作。我觉得首届“茅奖”老一辈的评委、作家、理论家给这个奖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首届“茅奖”既有像魏巍这样的老作家的作品，也评出了一些新人。评委中，谢永旺是最年轻的评论家。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届“茅奖”发现了好几个年轻人，指的就是周克芹、莫应丰和古华。当时，张光年提出了四个标准：要反映时代；要创造典型人物；要启人心智；在艺术上要感人肺腑，能够打动读者的心。作为首届“茅奖”评选出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都有自己的历史位置。
第二届“茅奖”是在1985年11月评选的，当时评的是1982年至1984年之间的作品。这届获奖作品特别少，只有三部：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这三部我认为即便放到现在看都是好作品。
当时，李准的《黄河东流去》是在《十月》上发表的，他已经是比较有名气的作家，大家都很喜欢读他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和《耕云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我更是读了两遍，这部作品在《十月》发表时，我觉得它写得并不像长篇小说，因为生活场面都是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机关里展开的，写了很多人物，大都是机关干部，笔力比较分散，里面有很多议论，很尖锐、很犀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篇改革开放新时代要来临的政治宣言书似的，充满了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后来，张光年亲自找张洁谈话，让她修改，张洁在修订本中作了很大的改动，几乎好多篇章都重写过，所以，这是开了“茅奖”作品有修订本得奖的先例。张光年还给张洁的修订本写了个序，在序言里，他很明确地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第一，有些议论是不妥的，有些议论是不一定准确的；第二，这个小说的毛病也就在于议论太多，塑造的人物不集中。修订本出版时，我正帮张光年准备第四次作代会的报告。看到张光年的序言后，我就给这部小说写了一篇将近4000字的评论——《蝉蜕时期的痛苦和希望》，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刘心武的《钟鼓楼》，是讲述改革开放以后住在钟鼓楼下的工人家庭、干部家庭之间的生活故事，感觉充满了对实现现代化的渴望和希望，透出时代行进的节拍，我觉得这是刘心武最好的代表作。
第三届“茅奖”是1991年才评的，也就是说隔了6年，评的是1985年至1988年之间的作品，评委也还是以老艺术家、作家为主。当时，北京评论界专门阅读长篇小说的评论家有社科院文学所的蔡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韩瑞亭、《文艺报》的孙武臣，还有一个是曾在作协创研室、后来到鲁迅文学院工作的何镇邦。像我们这些当时被称为比较活跃的评论家如雷达等，更热心于评论中短篇小说。当时中短篇小说确实是如万斛珍珠似的喷涌而出，好作品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对长篇小说创作了解得较少，更谈不上熟悉，当然也就没有进入评委的资格。好像这一届只有蔡葵和韩瑞亭是正式评委，他们对于新时期长篇小说的研究和阐扬，是作出了较大贡献的。
第三届“茅奖”的获奖作品有《平凡的世界》《少年天子》《都市风流》《第二个太阳》和《穆斯林的葬礼》。这届“茅奖”的特别之处是设立了一个荣誉奖，给了老将军萧克的《浴血罗霄》和徐兴业的《金瓯缺》。萧克是一位老红军，《浴血罗霄》写的是井冈山斗争这个题材，他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生活，这是很难得的，好像是第一部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填补了表现井冈山斗争的空白。徐兴业那时已经逝世，但据熟悉他、了解他的评论家们说，他的这部历史题材小说书写了宋代的兴衰之史，描绘了封建文化发展到纯熟程度的宋代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艺术上是很精湛的，是作者倾毕生精力写成的传世之作。“茅奖”一般是不评已逝作家的作品的，给徐兴业颁发荣誉奖，也是为纪念他为中国历史题材小说作出的贡献。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986年出版）是我认真阅读和评论过的一部作品。这部长篇小说写成后，据说是南方《花城》杂志副主编谢望新来北京约稿时，由李炳银推荐，在《花城》上发表了。我们在陕西驻京办事处参加路遥《平凡的世界》研讨会时，每个人手里拿的都是《花城》初刊本。那时图书出版还很困难，每本书都要新华书店看有没有订数，订数够不够，订够了才能付印。最早出版《平凡的世界》的出版社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该社有个姓金的女编辑，非常欣赏这本书，她从路遥那里得到手稿，向社领导力荐，《平凡的世界》这才得以出版。这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
虽然路遥那时因中篇小说《人生》和同名电影已经有了一定名气，但在《平凡的世界》研讨会上，连陕西的几个评论家都不太看好，不少人都认为小说的写法太传统、太陈旧，还是按照1975年至1985年这十年间的编年史来展开生活故事，这使小说的节奏变得缓慢、松懈了，等等。其实主要的意见是觉得小说对中国农村社会变动的看法局限于固有的传统观念，缺乏创新精神。有人举例说，单看小说的开头就很沉闷，让人看不下去，我倒不这么认为。孙少平在中学食堂打饭，不敢打甲级菜，打的是丙级菜，让人感受到那种普通乡村中学的农家子弟读书的辛酸。然后，田润叶托孙少平送一个东西给他哥哥孙少安，故事一展开立刻就吸引了我。小说写到田润叶被迫跟一个叫李向前的小干部子弟结婚，对他们的婚姻悲剧写得极有震撼力。这种农村青年在爱情婚姻中的缺憾，此前似乎还没有人这样写过。记得高中时，我看过一本刘澍德写的《归家》，触及到这方面，但也没有像田、李悲剧那样哀而无告、痛而难言，到了让人在战栗中警省的程度。我当时就没有附和会上多数人的看法，而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肯定的意见，会后很快就写出了长、中、短多篇评论，详尽地谈出了我的看法，但在当时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待到听说这个小说获奖了，我当然非常高兴，举行颁奖会时特地赶去听了路遥在会上的讲话，没想到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面。第三届“茅奖”评上了《平凡的世界》，应该说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了很大的贡献。
另外一部《都市风流》，是孙力、余小惠夫妇合写的一部小说。他们二人都是新闻工作者，小说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当时被认为是改革小说，实际上他们写的面比较广，是把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背景、各种各样的人物经历都写出来了，展开了一幅时代画卷。《都市风流》刚评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陌生，这部小说是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后来才知道可能是当时任出版社总编辑的温小钰推荐过来的。温小钰是新时期出现的被各方面都认可的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朱寨、陈涌等老评论家都曾经评论过她和汪浙成合写的中篇小说《土壤》。朱寨是延安时期出来的老评论家，陈涌是文艺理论家，他俩都是第三届“茅奖”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评委，也可能因为这些机缘，《都市风流》才进入了评委会的视野。这部小说显然在创作思路上、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都很契合温小钰、汪浙成等人的创作思想，就是从伦理道德、从人的心灵污染、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这些很敏感的时代课题上来写这一代改革者们遇到的艰难。我认为《都市风流》经过文学史上的所谓“风水轮流转”，现在看起来反而是比较好的作品。尽管这两位作者在文学圈里根本不出名，因为除了这本书以外他们没有别的作品。但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有很多作者，一生就一两篇代表作。后来，我还问过陈涌，那一届“茅奖”评上《平凡的世界》就挺好，但《都市风流》好像大家还是感觉写得单薄和粗糙了一点。陈涌回答，不能那么说，茅盾文学奖初始的要求就是要反映当下的时代，所以他认为《都市风流》的获奖是可以的。
这届评奖，我当时感觉有点意外的是《少年天子》。作为历史题材小说家的凌力，她也是从写农民起义出来的，到《少年天子》就变成描述清朝顺治皇帝了，书中写顺治少年登基，青年主政，后来却差点为情所困而出家。在当时对于创作潮流的变化，尤其是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潮流的变化，这个角度好像是一个风向标，后来出现了大量新作品，我觉得跟“茅奖”的示范作用有关系，像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我认为《少年天子》在艺术上还是比较好的，把人物写得都是活生生的，作者对清史也是有研究的，这对历史题材小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拓展。
我真正担任评委是从第四届开始的。这届参评范围是从1989年到1994年，按理说应该1995年就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拖到1998年，距离上一届的评奖时间（1991年）相隔有7年，已经有大约1000多部作品要参评，所以一些作品没能进入评委的阅读视野，而没有被推荐上来。也就是从这届开始，除了蔡葵和韩瑞亭等人，我和雷达第一次被选为评委。
这一届争论比较大的是《白鹿原》。《白鹿原》最后是以修订本的名义得奖的，与《沉重的翅膀》一样。但是具体经过我觉得很有戏剧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争论很激烈，有点相持不下。由于老评论家陈涌在关键时刻作了一个支持《白鹿原》的较有说服力的发言，因此大多数评委已趋向于《白鹿原》，但在行将投票时，有评委提出，是不是请陈忠实就大家议论较多的缺点—— 一个是朱先生关于国共两党斗争是“翻鏊子”、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殊途同归于“公共”主义是徒逞口舌之争等的议论；另一个是小说性描写的笔墨太浓太重——进行修改、删减，以便将来出个修订版。那天主持会议的评委会副主任陈昌本就提议给陈忠实打个电话，把评委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转达给他，问他愿不愿意修改，若同意修改，大家就投票了。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陈昌本当即出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即返回，喜形于色地向大家报告说，陈忠实听了大家的意见很高兴，立刻表示可以修改。这些缺点他自己也早已意识到，本已计划在再版时作一次修订。大家一听，都为作者的这种从善如流、自我修订的严谨态度感动了，一投票就通过了。大家都说，真是皆大欢喜呀，好一阵热烈鼓掌。
因为我也是评委，对别的评委说些什么不便谈，但我可以说说我个人的看法。我就是主张一定要让作者修改这两个缺点，而且我和我的同事蔡葵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得很激烈。我当时对《白鹿原》的看法是这样的：评选的时候已是1998年了，90年代初《白鹿原》送到北京召开讨论会的时候，陕西方面来的评论家，以及北京的一些评论家对这部小说的评价都特别好，说是史诗性的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有创新的。但我当时的发言可以说调子比较低，我觉得这部小说前半部写得比较集中、有力，有一种开阔的气势和震慑心灵的艺术效果。而且每一章人物故事的展开和收束都很有章法。比如在辛亥革命的背景下，白鹿原上掀起的农民抗捐抗税斗争（朱先生发起的“鸡毛传帖”、“交农”事件、罢耕种风潮）；军阀刘瞎子治下受苛政、瘟疫、烟土荼毒，哀鸿遍野、民疾深重、暗无天日的社会图景；乃至第一次大革命背景下，黑娃、鹿兆鹏在白鹿原刮起的“风搅雪”，等等，真实地呈现出一幅旧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血泪斑斑的图画。那种酷烈和血腥、那种因受精神虐杀而发出的控诉和复仇的绝叫（田小娥），都令人战栗和窒息。但是，小说的下半部乃至结尾，却因场景转换、人物分散、情节隐晦、题旨浅表化而力弱，有些塌下去了。白鹿原有共同血缘祖宗的白、鹿两家儿女们的命运和人生走向各不相同，或跟着共产党先是参加西北红军后奔赴延安，或经过曲折的道路投入国民党反革命阵营，他们之间的聚散、对峙、互渗、斗争，基本上都是走出白鹿原，到更大的历史现场去搬演了，只从远处时断时续地传过来他们的言动声息，显得扑朔迷离，未能展开逼真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绘状，只好凭借白鹿原两位性格已定型的家长及朱先生、冷先生这两门姻亲的反应和议论来评判、展示，很多地方就流于理念化、概念化了。小说结尾虽然写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感觉不到人民革命胜利的时代氛围，而小说描写的所有人物，除鹿兆鹏远赴革命漩涡中心不知所终外，几乎都得到各种各样的死亡和悲剧的下场。白嘉轩因土改前把土地卖掉、长工辞去而侥幸没被划为地主，从而得到烈士家属的待遇（因其女儿白灵）。他的浪子回头的大儿子白孝文，因善于投机，暗害黑娃而稳稳地当上滋水县县长。这样的结局隐伏着此后新的斗争和祸患……小说前半部描写“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深邃主题，越往后越浅表化地往演绎朱先生一系列“警世恒言”方向发展。这是作者主观政治理念的某些失误的结果。
基于这种看法，我认为作者过于钟爱朱先生这个近代“关学”的末代人物及其观念，为渲染并证实朱先生的实证见解和理学观念，作者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地牺牲了他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高度要求。如果把朱先生这个人物过于尖苛的议论删节一些，并站得更高一点，稍稍对这个白嘉轩奉为神明的大姐夫采取一种俯视的客观态度，也许小说的整体艺术性会更好一些。这就是我坚持让作者作些修订的原因。至于大家所说的性指向问题，我倒没有太多的意见，因为只要读懂了小说的第一章，就会明白这个人类传宗接代、繁衍生息的问题，实际上几乎贯穿了全书的每一个章节，是作者探索“民族秘史”所取的非常深邃的一个艺术触须，也是一个独特的直击现实的、社会的、宗族的、人的现实的艺术角度，几乎是无法删节的。但在这一点上，有些老评委比较坚持。
我记得，就在大家就这两个问题讨论得比较热闹时，陈涌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独特的发言，大意是说，《白鹿原》把白嘉轩、鹿子霖这两个地主身份的人物作为小说主要人物来描写，不回避封建宗法制度在黄土高原上几千年形成的特殊形态的复杂性，不回避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长期性和纷繁纠结、相互渗透的真相，敢于正面地描绘中国封建社会在革命胜利前夕的黑暗和血迹斑斑的状态，这在描写中国旧社会农村的小说中是前所未见的，显示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勇气。从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等看起来身处革命阵营之外的反面人物的角度，来描绘社会历史画面，这有点类似《静静的顿河》，主人公葛利高里是一个走到反对红军的白军营垒里的哥萨克，但也同样写出了十月革命前后苏联顿河地区阶级斗争和人民史诗的浩博的生活画卷。但是陈涌没有多讲《静静的顿河》，他说，白嘉轩作为一个主要人物本身是可以那么写的，一部描写中国革命进程的小说，也可以把地主阶级的人物当作主角，而且他认为在这个小说的情节发展过程中，最后还是写出了中国革命在北方的发展态势——共产党力量在北方慢慢扩大，还是把中国革命要胜利的趋势写出来了。所以，陈忠实正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性的作家，这个小说不存在政治性、思想性、倾向性的问题。当然，小说在主观上想表达的观念也可能有些缺失，小说中某些人物，如朱先生的议论也未必就代表了作家自身的看法，我们的讨论应当善于把小说实际写出来的现实主义画面和小说中一些主观理念的表达区分开来。陈涌的这个说法在当时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他的意见一出来大家就不争论了。但是陈涌当时所在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很多同志意见非常大，因为在此之前，这个杂志发表过好几篇批评《白鹿原》的文章。作为这个刊物的主编，他好像把同事们“闪”了一下。陈涌当时又为什么会持这个观点？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陈涌在张炜的《古船》发表以后，曾在《当代》上写了一篇文章《我所看见的〈古船〉》，肯定了作者艺术才华的同时，也对《古船》中关于“土改”的描写作了比较重的批评，而且还直接点名批评了雷达对《古船》的评价中提出的“观念转换”说。后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陈荒煤写了篇反驳陈涌的文章，二陈之间的论争，外面是不太知道的。陈荒煤的文章是在《当代》上发表的，然后陈涌又写了一篇文章答陈荒煤，这篇文章更尖锐，《当代》就没发，后来拿到《真理的追求》上发表了出来。这些相互论争的文章，后收入陈涌的评论集《在新时期面前》。这几个回合的论争其实在当代文学史上应该记录下来，但是现在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了。所以，由于发生过这个情况，当时《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有些同志认为，陈涌不应该肯定《白鹿原》这样明显地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的作品。陈涌自己也感觉到了，他曾说，因为支持《白鹿原》，把好多朋友得罪了。
因为当时我还在《文学评论》当副主编，所以就亲自去找陈涌约稿。我跟陈涌说，你在评委会上的发言非常好，对我启发很大，但是有一些东西我还不太理解，你能不能写一篇评论陈忠实的文章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陈涌非常认真，他不但看了《白鹿原》，而且自己花钱去买了一套当时已经出版的《陈忠实文集》，把《白鹿原》之前的那些中短篇小说都看了，给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论陈忠实的小说创作》，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这可能是陈涌从大西北重回北京后，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我记得很清楚，他大概写了一个多月，都是一片一片贴成的手稿，写好后他通知我要亲自送来。我再三劝阻他，马上登门去取，他却坚持要坐地铁亲自送来。这篇文章我亲自当责任编辑，我不知道手稿是否在《文学评论》存档。这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与现实主义的文艺标准评论《白鹿原》的文章，应该说是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章，是应该保存下来并引起更多人注意的。《文学评论》评选优秀论文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应该给这篇文章评上，但最后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没有评上。
至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我始终认为是一部好作品，当时我写《王蒙论》的时候对这个作品作了专章分析，我认为它早就应该评上的，也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评上，但是这部小说后来还是入选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在第四届“茅奖”的消息发布会和讨论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年轻编辑提了一个很尖锐的意见。他说，茅盾文学奖有一个永远治不好的“癌症”，就是《古船》和《活动变人形》漏评了，希望以后能够把这个“癌症”治好。所以，从我的角度看，我认为《白鹿原》应该得奖，因为表现了文化领域里思想又重新开始活跃了，我们的文艺批评标准在改变鲁迅所说的“太狭窄”方面又出现了新气象。但就这部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艺术方面来说，我并不是很满意，评上“茅奖”的作品本身也会有缺点，这应该说也是正常的，但慑于众论，我并没有再就这个问题写文章了。
第五、六届“茅奖”
——历史题材小说的“归去来”
第五届“茅奖”的评奖时间是2000年，评选范围是1995年到1998年之间的作品。这届争论比较大的主要是《长恨歌》，有评委对这个作品提出了批评意见。我很早也评论过王安忆的小说，认为《长恨歌》还不错，因为那时整个社会都是写带点忆旧情绪的题材，但如果从作为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说，我的热情是不高的，不过在讨论中大家都说好，我也就没发表什么不同意见。
还有一篇是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我也看了，没感觉到有特别激动人心的地方。他的文笔不错，但讨论的时候受到了比较多的批评意见。另外一篇《茶人三部曲》是浙江文艺出版社报送的，这部小说在之前开过讨论会，当时我参加了，我仔细看了第一部，第二部出版的时候也翻了翻，觉得不错。作者是历史系毕业的，历史观比较正，艺术上也是有力的，驾驭了一个庞大、复杂的家族这种题材，主要人物是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中很软弱的茶人，这个小说最后也通过了。
这一届“茅奖”参评的历史题材小说不少，呼声较高的两部是唐浩明的《曾国藩》和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讨论了半天最后都没通过。讨论《曾国藩》时的意见是，这部小说既要写曾国藩的伟大、了不起，又要写太平天国斗争是正义的、革命的，所以在历史观上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状态，不能自圆其说。曾国藩这个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被美化了，无论作为理学名人、古文大家，还是作为军事家，过去有对他评价很高的，也有评价很低的。比如，历史学家吕思勉就认为曾国藩的文章很庸俗。所以，讨论来讨论去，其实还是由历史观决定了这部小说当时意见不能统一，就没选上。
《雍正皇帝》也是如此，尽管写得比较好看，但这部小说还是有些问题的。那一届“茅奖”评委北大有严家炎、马振芳两位老师参加，马振芳是研究小说史的，主要批评的不仅是《雍正皇帝》里上朝送的公文不像《李自成》里的那么严谨，另外诗词也不合格律，更致命的问题，是小说的结尾非常离奇，还有很多情节严重地违反了历史现实。这些理由当然对评委会有影响，起码我听了以后就不投票了。评委会的讨论很重要，对评奖结果影响是很大的，认真读过小说的，讨论的时候发表意见会比较具体、比较有说服力，但凡是涉及到思想与艺术标准等这些方面分歧的，评委互相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由评委自己本着自己的良心去投票，每个人都很有主见，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不存在哪个人的意见救赎了哪一部作品或者推荐出哪一部作品。就我所参加的第四、五、六届评委工作而言，我认为评委会的工作是很严肃的，讨论是充分发扬民主的，非常认真的。评出的结果也是大家认可的。第五、六两届评奖结果出来后，我都及时写了评论文章，对全部获奖作品都作了肯定性的评论。这两篇文章都收在我的评论集《播芳馨集》里，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考。
第六届“茅奖”评的是1999年至2002年的作品，颁奖时间为2005年，这一届历史题材小说又回归了，即熊召政的《张居正》。在评奖的三年前，作者在北京组织了一次讨论会，我是那个时候看的这部小说。而张洁的《无字》、宗璞的《东藏记》，大家对她们的作品看得比较多，讨论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无字》的获奖推荐词还是我写的。此前，我还写过《茶人三部曲》的获奖推荐词。《历史的天空》是军事题材，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涌现的革命英雄主义很好地展现了出来，也没什么争议。还有柳建伟的《英雄时代》，是写改革开放中一些改革家的悲剧和一些干部的腐败，是现实生活题材的，因为当时正面描写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品太少了，这部作品就弥足珍贵。
后面几届“茅奖”评选，我都没有参加，但有些作品还是比较认真看了，并写了评论。像《生命册》，我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读得很仔细，然后写了一万多字的评论，在《文艺报》上发表了4000多字的节选版。后来这篇评论又在河南《莽原》杂志上全文发表。其实这篇评论本身对《生命册》有很多批评，《生命册》的作者尽管也不太满意，但他还是把它推荐给《莽原》发表了。
总的来说，“茅奖”评选有它的历史依据，是当时整个社会政治思潮、文化思潮、艺术思潮的一个自然发展的结果，它是各种意见的融汇、互补、综合，是每一位评委集体工作的劳动成果，当然更是在党的有关部门指导下产生的重大成果。所以，现在“茅奖”的影响越来越大，我是乐见其终有大成的。“茅奖”评出来的结果也都是符合当时文学思潮，比较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作品，尽管不见得各方的意见都一致，如果站在单一方面的立场来看，可能不一定很理想。也有人会说这届作品有“遗珠”了，那届作品有“硬伤”了，甚至什么“癌症”了，有种种说法，但是真正综合起来看，我看“遗珠”不一定是遗珠，“硬伤”不一定是硬伤，“癌症”也不一定就是癌症。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推移，读者的口味是变化的。经典不经典，主要还是看时间，时间才是最公正的评论家。文学不文学，最终还得由历史学来校正。回顾了我所经历的“茅奖”评奖情况，我想起了鲁迅当年所说的：“文坛是无足悲观的。”我们应该自信而乐观地前行。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2年第6期封面专题
“茅盾文学奖四十年：与时代同行，为文学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