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起始于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年代，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新时代的各个历史时期，是党和人民的一项重要事业。毛泽东从思考变革哲学、探索救国道路到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哲学社会科学的身影始终伴随其间。他勤于钻研思考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也亲自关心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总结、回顾毛泽东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历史功绩，对于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依然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启示意义。
建党前后：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引领国家和民族的思想觉醒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正值民族危亡之秋，起初他是从变革哲学、伦理学着眼，思考探究救国救民道路的问题：“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已经明确意识到，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发挥出改造国人思想、变换社会面貌的重要作用。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联合何叔衡、蔡和森等人发起创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团结凝聚了一批富有家国情怀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良好条件。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的人生信仰迅速向马克思主义转变。1919年7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创办《湘江评论》，亲自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一系列文章；1920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创办文化书社，又相继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推广介绍进步书籍，组织教师、记者、学联干部研学讨论。毛泽东的这些活动不仅更好地学习、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也带动并培养出任弼时、向警予、刘少奇等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传播革命理论，包括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和工人夜校，亲自编写课本、讲授课程，使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传播从党员骨干扩展到工人群众。
毛泽东不仅是党、军队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早期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努力促进这一科学真理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也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与重大影响不断加重。他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等重要观点，为党确立自己的精神旗帜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萌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深入考察、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实现从科学理论到学术实践、社会实践的跃升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考察、研究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这一时期，毛泽东侧重于将科学理论运用于社会实践，深入考察、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所凝结而成的一大批思想成果，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等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无疑也彰显出十分巨大的理论价值与学术价值。
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认为除了“枪杆子”的军事斗争，还有“笔杆子”的思想文化斗争。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加强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有力推动了党内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与教育。毛泽东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学问，不仅用于探索社会规律，更用于指导社会实践。毛泽东认真考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划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大阶级成分和相应的经济地位，深入分析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凝结成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篇重要论著是毛泽东思想萌芽阶段的代表之作，对日后中国有关社会阶层结构理论的演变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与此相似，毛泽东于1928年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同样把当时的中国社会作为考察、研究的对象，产生很多理论研究成果，包括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发展变化的特点规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鲜明特征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从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寻乌调查》等数篇调研报告，从对社会实践和革命实践的深入调查研究中得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方针策略，也创立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包括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普遍调查法、典型调查法、蹲点调查法等等，至今仍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从事学术研究、开展社会调查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
延安时期：指导推动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构建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格局
延安时期，毛泽东有较多时间投入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创作出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名篇巨著。这一时期，他系统思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基本纲领，毛泽东思想趋于成熟，同时也积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构建了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格局。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有一段相对宽松的时间进行哲学研究、思考哲学问题。他精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国内外相关学术著作，仅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所作的批注就达12000字。1937年8月至9月，毛泽东应邀到红军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文中详尽介绍了唯心论与唯物论产生发展的历史根源，系统阐释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著名的哲学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个讲授提纲中的两节，经毛泽东整理后各自成文。
毛泽东在延安的哲学讲授活动以及《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部经典讲义对当时广大党员干部、革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对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用本土的、通俗的话语阐述认识的发展过程及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点寓于对立统一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创立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中国形态，也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树立了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话语体系的成功典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的工作重心有所转移，需要大量干部从事各方面的抗战工作。毛泽东亲力亲为，在延安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多所院校。1938年5月成立的马列学院就是着眼于培养高水平的理论工作者和党员干部。他非常注重马列学院发挥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职能，“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马列学院先后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室和马列著作编译部，研究编写《中国通史》、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
1938年，毛泽东发起成立延安新哲学会，不仅亲自组织哲学小组活动、主持哲学座谈会，还大力支持学会举办的中国古代哲学讲座、《资本论》学习研究等学术活动。他特别指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在延安新哲学会的带动下，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历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纷纷组建，《社会科学概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新文学史纲》等学术成果也纷纷出版，延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活动和知识生产呈现出一派活跃兴盛的景象。
（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引发“学术中国化”运动
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引发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争相研究与热烈议论。
1939年春，柳湜、张申府、潘梓年、侯外庐诸人纷纷发表有关文章论著，称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观点，开启了“学术中国化”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就是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来整理和指导中国的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适应于当时中国抗战的需要，也适应于将来的民族和社会的需要。可以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引发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为学术界点燃了一盏航标灯，让中国学术研究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坚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和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大批爱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却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与打击，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聚抗日救国青年英才。
1939年12月，毛泽东专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重要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军队要充分认清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重要作用。军队、政府和学校大力争取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优待、工作上的支持。在此吸引感召下，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43年末，总计4万余名知识分子进入延安，一时间延安成为全中国爱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革命圣地。随着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毛泽东随即开始在抗日战线上打造“文化的军队”，“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中就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名师大家，比如艾思奇、范文澜、何其芳、卞之琳等人。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依靠自己的学识与作为，为延安这个中国红色的思想中心、文化中心添砖加瓦，也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奠定了深厚的人才基础。
（五）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树立思想文化事业的根本导向
遵义会议后，党从政治上、军事上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然而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思想根源尚未清除，严重影响也并未肃清。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开启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纠治各种不良之风。
1942年5月，毛泽东召集100多名文化界、理论界的知名人士在延安召开座谈会，先后两次讲话综合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他深刻论述了文艺工作和知识分子“为什么人的问题”，鲜明指出了马列主义的指导问题，以及共产党作为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核心问题。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从文艺出发却又超越了文艺本身，也为包括思想文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内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解答了诸多原则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来说，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理论界、学术界的思想得到净化改造，维护整个事业成长进步、繁荣发展的政治方向与学术导向也真正构建起来。
建国后：除旧布新、开拓发展，开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扫除旧式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到建立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体系，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迎来了新纪元、开辟了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毛泽东和党中央大力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首要的就是开展马列主义的普及教育。在毛泽东大力推动下，1951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同年5月又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展了一场全党全国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教育运动。通过这场教育活动，有效确立和巩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得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得以确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考虑到不少知识分子难免带有旧社会的守旧思想，毛泽东非常关注他们的思想改造问题，“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党中央和全国政协前后发布专门文件，组织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加强社会实践锻炼，引导知识分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思想、清除错误观念。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发端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理论界，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二）建立完善专门的组织机构，构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体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逐步完善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机构。1949年11月，伴随新中国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汇聚了郭沫若、范文澜、郑振铎、罗常培等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名师大家，首批成立的15个研究所就包括近代史所、考古所、语言所、社会所等4个社科类研究机构。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随后，毛泽东又亲自指示并支持组建了哲学所、文学所、民族所等多个专门研究所，强调“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在推动建设国家级研究院所的同时，毛泽东也非常关心相应教学机构、编译部门和学术团体等方面的建设发展。1950年10月，毛泽东亲自筹划在华北大学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建成新中国第一所人文社会科学类大学。1953年1月，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中央编译局的决定。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各大高校开始建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机构，各省市也开始创办地方性社科院所，很快构建形成了由国家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机构所组成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机构体系。
（三）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1956年，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即将胜利之际，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此背景下，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指出要造就大批知识分子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完整提出“双百”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56年9月，党的八大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入决议文件，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指导方针。
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一经提出和确立，就在学术界、文艺界引发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学术争鸣得以蓬勃开展、研究热情被极大鼓舞，不同理论、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可以相互讨论、自由交流，在实践中总结知识、发展理论可以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在“双百”方针的引领下，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开始呈现出健康活跃的氛围和良好发展的态势。时至今日，“双百”方针依然是党和国家营造健康学术环境、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长期的、根本的指导方针。
（四）因势利导、深谋远虑，谋划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战略发展
随着广大知识分子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央郑重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鲜明指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对此，中央和国家多部门共同研究制定《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文社科的发展规划，首次开启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先河。
随着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毛泽东认为打造过硬的理论队伍是一项重要历史任务，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希望他们既精通专业知识，又站稳政治立场。对此，各级、各地大力推行知识分子培养计划，哲学社会科学的专家队伍和理论队伍由此得到加强。“又红又专”的思想，时至今日对于培育壮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人才队伍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加之世界殖民体系陆续瓦解，中国对外交流交往、认识了解世界的步伐开始日益加大。毛泽东敏锐意识到，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国家战略意义。1961年4月，在同非洲外宾谈话时鲜明指出：“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按此指示，有关单位先后组建拉美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等，在一些综合性大学也开设国际政治系。此外，他还亲自指示、批示创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掀起了一个学习、研究国际问题的高潮。这些机构的建立、计划的实施和成果的取得，毫无疑问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的一生贯穿了探索真理、实践求知的伟大精神品格，最喜欢也最善于研究、思考问题。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本身就是毛泽东研究、考察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凝结而成的思想理论精华，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堪称毛泽东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最重要、最巨大的理论贡献。在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毛泽东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进步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这些历史贡献有的穿插于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谋划，有的内涵于治党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都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进程与历史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新时代新征程，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艰巨事业，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同样要在传承毛泽东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思想方略和历史积淀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再创新篇。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②《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④《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⑥《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⑦《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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