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台有位同志发来一条很长的留言，问了我一个极具时代症候群特征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的互联网上，有那么多人言之凿凿地痛骂郭沫若是“无耻文人”、“民国第一人渣”？

　　这个问题问得极好。

　　这根本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评价问题，也不是什么私德探讨，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极其险恶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意识形态阵地战。

　　中国有句老话，叫“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

　　郭沫若同志在九泉之下如果能听到今天的骂名，大概只能苦笑。因为他得罪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睚眦必报、最擅长操弄笔杆子、最没有底线的一群“小人”，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他们豢养的徒子徒孙。

　　近年来，舆论场上刮起了一股极其妖异的妖风：贬郭扬胡。

　　他们把一生坚定跟着共产党走的郭沫若，按在耻辱柱上用放大镜挑刺、用谣言泼脏水；同时，却把对日妥协、对美摇尾、对蒋介石拿钱办事的胡适，捧成了“千古大师”、“民国脊梁”。

　　今天，我们就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把这层温情脉脉的“民国滤镜”彻底撕碎。

　　看看在这套双重标准下，某些人嘴里的“无耻”与“大师”，究竟是个什么成分。

　　一

　　那些骂郭沫若“无耻”的人，最喜欢拿他的日本妻儿说事。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当时的郭沫若在日本流亡。面对国破家亡，他做出了什么选择？

　　他拒绝了日本政府的归化诱惑，冒着被日本特高课暗杀的极大风险，抛下日本的妻子和孩子，只身潜逃回国。一下船，他没有去后方要官，而是直奔淞沪会战的血肉磨坊，投身抗日宣传的前线。

　　这叫什么？这叫大节无亏，这叫国难当头的士大夫之义与无产阶级之刚！

　　作为对比，我们看看那些没有被骂的“君子”们在干什么。

　　有个叫吴清源的围棋天才，早早归化了日本。多年后日本围棋界访华，周总理大度地邀请他来中国，一句坏话没说，还保证他能平安回日本。

　　今天，没人骂吴清源“无耻”。

　　再看那位被公知们捧上神坛的“独立陈寅恪”。

　　当年国难当头，他在对自己的好友吴宓高谈阔论时，公然鼓吹：“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

　　这种赤裸裸的投降主义言论，今天有人清算吗？没有，他依然是“思想自由”的化身。

　　为什么郭沫若舍弃一切回国抗战是“渣男”、“无耻”，而别人散布亡国论却成了“大师”？

　　因为郭沫若是共产党员，他回国帮的是全民族的抗战，他得罪的是随时准备妥协的软骨头。

　　二

　　再来看看这帮人嘴里的“千古大师”胡适，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是怎么表现的。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滩血流成河，无数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倒在屠刀之下。

　　当时的郭沫若，拍案而起，写下讨蒋檄文，随后拎着手枪直奔南昌，加入了南昌起义的队伍。起义失败后，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国民党全网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这在某些公知嘴里，叫“文人见风使舵”。

　　而胡适呢？

　　面对“四一二”的淋漓鲜血，这位“人权卫士”大声喝彩，高呼“杀得好，杀得妙，代价再大也值得”。

　　甚至到了二十年后，他依然毫无悔意地向美国主子表态：“四一二杀得太有远见了”，并气势汹汹地叫嚣“美国应该轰炸东北”。

　　这，就是某些人嘴里的“千古大师”。

　　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坚持写作，著作等身，他的书被国民党列为绝对禁书。

　　而胡适呢？留在国内组建“新月社”，摇尾乞怜地想当国民党的“诤友”。结果刚提了两条不痛不痒的意见，就被国民党主子结结实实地扇了一巴掌。

　　挨了打的胡适，立刻缩回王八脖子，开始给蒋介石唱赞歌。

　　鲁迅先生当年对这帮人的嘴脸看得透透的，他的讥刺如刀削斧砍：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

　　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吐出马粪，换塞甜头。

　　鲁迅先生这一笔，把胡适这帮“千古大师”的买办文人本质，扒得连底裤都不剩。

　　三

　　到了抗战相持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人的对比更是云泥之别。

　　抗战期间，胡适屡变立场，甚至一度成为“对日不抵抗主义”的鼻祖，差点被钉死在汉奸的耻辱柱上。后来总算跑去美国当了大使，到1942年卸任后，国内抗战正值最艰苦的岁月，他却舒舒服服地留在美国过起了太平日子。

　　国内人民在吃草根树皮，在面对日本人的刺刀，他凭什么回国受罪？

　　而郭沫若呢？

　　在重庆的“较场口惨案”中，为了保护爱国学生，郭沫若被国民党特务打得头破血流。

　　当胡适的至交好友杨杏佛、闻一多、雷震等人被国民党暗杀或关押时，这位“千古大师”在干什么？

　　他要么装聋作哑，要么暗中叫好，甚至说出“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的混账话。

　　建国后，郭沫若选择留在新中国。他一生不整人、不害人，即便身处风浪之中，顶多是检讨自己。

　　而胡适呢？跑到台湾后，彻底沦为蒋介石的拿钱办事的吹鼓手。

　　他先后九次拿了蒋介石高达四万五千美金的“津贴”，转头就写出了一篇连他自己都不信的恶心催吐文，《看台湾是多么自由》。

　　一个在白色恐怖中护着学生流血的人，被称为“无耻文人”。

　　一个拿了独裁者四万五千美金美化特务统治的人，被称为“讲究契约精神的千古大师”。

　　这真是人类新闻传播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

　　四

　　至于那些热衷于拿男女关系和私生活来抹黑郭沫若的段子手，更是暴露了他们双重标准的卑劣。

　　郭沫若拒绝了封建包办婚姻，因为抗战大义不得不离开日本妻儿，重组家庭后确实有过短暂的婚外情，也逛过旧社会的窑子。

　　所以，他被钉死为“道德败坏的渣男”。

　　那么，你们的“胡适大师”呢？

　　他确实留着封建原配江冬秀，借此博得了一个“怕老婆、重情义”的好名声。

　　但在外面呢？他所谓的情人、表妹、外国女友“彩旗飘飘”；他流连烟花之地，吃花酒、逛窑子，被公知们美化为“风流韵事，文人魅力”。

　　我们来看看胡适自己写下的日记：

　　1922年10月13日，胡适逛窑子日记：“我就到济源里去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进去了三家，都是济南本地的，简陋的很……今夜因电灯灭了，只点油灯，故更觉简陋。”

　　1925年在武昌：“有一天夜里，小朋、达夫、金甫和我把周老先生（鲠生）拉去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又有一天，孤帆得了夫人的同意，邀我们去逛窑子，到了两家，较上次去的清洁多了……”

　　同样是旧社会文人的狎妓恶习，在郭沫若身上就是“人渣的铁证”，在胡适身上就是“大师去考察窑子生活”、“清洁多了的雅趣”。

　　这种连最基本的逻辑都不要的双标，难道是出于对道德的洁癖吗？

　　不，这是出于阶级的仇恨。

　　跋

　　我们必须看透这股“贬郭扬胡”妖风的本质。

　　因为评价的标准，本来就分为两套。

　　一套是人民的标准，一套是买办和帝国主义走狗的标准。

　　在这些“走狗”和“畜生”的评价体系里，底线是非常清晰的：

　　一个人，哪怕他对日本人再谄媚，对美国人再软弱，对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再配合，只要他敢跟共产党“硬”，只要他骂过革命，那他就是“有骨气”，就是“民国大师”。

　　这就是胡适、陈寅恪们被捧上神坛的唯一原因。因为前者（日美蒋）真敢要他们的命，还会给他们发美元，而后者（共产党）跟他们讲道理。

　　反之，一个人，哪怕他对日本人再硬气，对国民党的特务再勇敢，在文学和甲骨文研究上的造诣再深厚（说句不太客气的话，胡适的学问，与郭沫若相比，差距之大，恐怕不是一个闻一多加一个朱自清就能补上的。），只要他最终选择了跟共产党走，只要他站在了泥腿子和无产阶级这一边，那他就是“没有骨气”，就是“无耻文人”。

　　所以，同志们，丢掉幻想吧。

　　他们骂的根本不是郭沫若的私德，他们骂的是郭沫若头顶上的那颗红星。

　　他们恨的不是郭沫若抛弃了日本妻儿，他们恨的是郭沫若背叛了那个高高在上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选择了和广大的工农大众站在一起。

　　郭沫若同志是人，是人就会有那个复杂时代的局限性，有“小德存瑕”。

　　但他大节不亏，大品不差。

　　当公知汉奸们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日复一日地向他泼粪的时候，恰恰证明了郭沫若当年的选择是极其伟大且正确的。

　　就像老人家曾说过的：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历史的刻刀，终究是由人民来握的。

　　几只苍蝇的嗡嗡叫，掩盖不了大是大非的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