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小三农”系列评说（共三篇）

中国农民的“精神餐桌”上有些什么？

——关注“小三农”系列评说之一

文／刘加民

这题目看上去很大，实际上用不了几句话就可以回答。中国农民的“精神餐桌”空空荡荡。从历时的角度看，大致可以梳理出一个脉络来：

口头的民间说唱艺术作为农民精神餐桌的“主打菜肴”存在了两千多年了。书面形式的话本小说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各个地方不同民族都有自娱自乐的形式，自生自灭的文化生活小窍门儿。农贸市场有说书的场子，城镇居民也有专门的歌榭楼台，农闲季节婚庆节日，村民们相约去听书的盛况一直是中国农村的迷人风景。

有线广播的普及应该是新建国后的事情，这是一个庞大的普及度很高的国家工程。一个小小喇叭盒连接千家万户，可以在较快的时间听到北京的声音，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各种文艺节目、新闻资讯都可以听到。诞生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样式“广播剧”。有些村落集体买一个收音机，然后用大喇叭播放出来，全村人民“集体收听”广播，或者一边干活一边听。

接下来是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开始普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民通过收音机听快书、评书、各种适合“听”的东西。刘兰芳女士的《岳飞传》和《杨家将》等长篇评书曾经是全国人民的精神大餐，谁家买了个收音机，都会在那个特定的钟点儿造成万人空巷的效果。那几年，很多商店半导体收音机的热销、甚至脱销都是有刘女士的评书引起的，其空前盛况，也许只有多少年后，为了听地地道道的英语而抢购短波收音机的大学生们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电视机的出现和普及直接导致了有线广播、无线电台的生存困难，一些地方县市的广播电台几乎撑不下去了。有一段时间我在电台工作，发现唯一可以找到听众的是直播类、午夜悄悄话之类的，还有是以传播性知识为幌子的细节描述型的电话热线咨询。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只用了十来年的时间，黑白变彩色、小的变大的，也实在于无声处高速进行着。如今，看电视已经成了中国农民不可或缺的几乎是唯一的精神消费。

以上的几种方式是先后继承的、单向度的，同一时间地点基本上不交叉不并列。

中国农民的精神消费基本上是“视听类”的，而且是免费的。在一些中小城市推广收费的有线电视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遑论真正的乡村农家。建国之前的完全按照市场方式运作的书场子收费很低，其他的盈利性文艺演出也多举步维艰、效益很差，这直接导致了“旧中国”文艺工作者社会地位略高于娼妓的后果，甚至连乞丐都不如。建国后（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艺运动）政府发现了文学艺术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巨大作用，对发动人民打击敌人的投枪匕首功能，就把文艺工作者“养”起来了，一养五六十年。这些年以市场方式运作的文艺演出多了，灵活了、混乱了，很多体制内文艺工作者既有单位的固定工资和福利，又有体制外的“走穴”赚外快，地位更是如日中天，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名言大为流行，多少少男少女更是把从事演艺事业作为终生梦想，为了拿到演出机会而奋不顾身、不择手段的也有。

这些娱乐产品本身和生产娱乐产品过程中的边角料、花边新闻、名人明星的风流韵事，农民也喜欢听喜欢看，跟城里人一样。

中国农民不喜欢阅读书面文字，报刊图书在农村的销量非常之少。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细忖之，也不难理解。

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书面文艺形式的高涨热潮，很多诗歌报刊都可以出现在农民的床头案边，比如《黄河诗报》《星星》《诗刊》我都是在农家看到的。现在想来真是匪夷所思，那时候的诗歌报刊都有过百万的。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作家们跑到城里“向内转”或者食“洋”不化的时候，农民很快就失去了文字阅读的热情，那个刚刚培养起来的文字阅读的“胚芽”干枯了死掉了。

农民阅读文字（文学）的热情是很脆弱的，也许刚刚培育出了个胚胎。在赵树理、孙犁，也许还有浩然，一批立志为农民写作的作家那里逐渐唤醒了、培养了农民的文字阅读的兴趣和习惯。赵树理是自觉的为“文摊”写作，自绝于“文坛”。现当代文学史册上的鲁迅郭沫若张爱玲等超一流名家一般是不为底层人民写作的，农民也从来不买他们的账。老舍为城市底层人民（小市民）写作，赵树理等为农民写作。老百姓眼里的作家似乎就这俩人了。这些年一些关注现实生活的题材的影视剧也开始赢得了农民的喜欢，文字作品还很少，出版人无不痛心疾首望“农”兴叹。著名评论家段崇轩的文章《打破农民和文学之间的“坚冰”》，对目前文学创作不受农民喜欢的原因进有独到分析，他认为目前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农民的趣味相去太远，语言风格也太“拽”。我前几天把张悦然的新作《誓鸟》推荐给具有中专学历的农民阅读，他说“读不懂，没意思，说话很别扭”。故事类，读了之后能够转述给别人的文学类型比较受农民喜欢，这是仅有的几本《故事会》这样的杂志在农村也有人订阅的原因。

其实当代中国农民不读文学书（其他的书也不多，哪怕是农业技术类的），还有一个购买力的问题。毕竟让一农民花十几块甚至二三十块钱买一本书回家阅读，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很实用的实用技术图书，也要狠心咬牙才行。“特别实用的书，五块钱以内我差不多能够接受。”这是一东北地区的农民亲戚说的。他来我这儿串门儿，我没有什么礼物给他，他说：“你不是做书的吗？找几本不花钱的书给我吧。冬闲没事儿天天看电视都烦了。” （多么叫出版人兴奋的消息，农民竟然主动提出来要读书了！可惜人家说“要是有不花钱的书”，看来，免费的精神食粮成了他们的“习惯”了）。要培育农村的阅读市场，万里长征还没开始呢！

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要阅读文字的书报刊，除了内容和价格的问题要解决外，还有个“时间”问题。有钱且有闲，才是读书的重要条件。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后，回家来倒头就睡，连老婆／老公都荒芜了，还读什么书！而且这“有钱”二字，怎么权衡？有多少钱算是有钱？农民赚多少钱才能有心思购买图书阅读？这要认真调查研究才行，要什么指数、数据图表之类的来说话。买房子、供应孩子上学就业娶妻，自己的养老、医疗，方方面面，实实在在，天灾人祸，诚惶诚恐，一切都要自己解决，一切都需要终生为之挣扎奋斗。

综上所述，农民的精神餐桌上目前还是免费的视听类菜肴，文字类只是做个小点缀，如果文字阅读是赠送的小咸菜，也不拒绝，可惜没有。政府会不会在这方面想想办法？教材可以出版城市版和农村版，给农民的图书也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薄利多销甚至用政府资助的方式出版（科研成果不是有基金赞助吗），特别有钱的企业家可以赞助希望小学，为什么不赞助一点儿图书给农民呢？各大出版单位的库存压货的数量早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为什么不以纸张价格送到农村去呢？就算是树立美好企业形象，并不是白扔钱。赔钱赚吆喝，有时候也是个很好的营销手段呢。 

关于乡村“赤脚医生”的诗意回想

——关注“小三农”系列评说之二

文／刘加民

在思考当前中国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很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红雨》，讲的是太行山区的“赤脚医生”红雨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甚至中国文学中比较罕见的以个人姓名命名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竟然有这个电影的歌曲和视频，点开看了看，听了听，天哪，朴实的歌词，优美的民谣风格的旋律，郭兰英甜美朴实的声音，仿佛打开了一个记忆的盖子，一个蒙上了太多时光灰尘的名词“赤脚医生”一下子鲜活起来。

下面是主题歌的歌词：

《赤脚医生向阳花》

——电影《红雨》主题歌

赤脚医生向阳花 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袋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星暖天下

出诊远方千层岭 采药敢登万丈崖

一路征程风和雨 革命路上谱彩霞

赤脚医生向阳花 广阔天地把根扎

一朵万朵红似火 贫下中农人人夸

赤脚医生向阳花 广阔天地把根扎

一朵万朵红似火 贫下中农人人夸

电影是1975年出品的，老艺术家崔嵬执导。这个独特年份让人遐想联翩。这个电影在这个时候如何出笼，有多少背后的传奇故事，是崔永元《电影传奇》的绝佳素材。紧紧裹挟我的情感和思考的是电影画面和歌词里边出现的具有明显时代印记的“话语方式”。身穿红色上衣的阳光少年红雨，（一点也不比现在的陆毅、田亮逊色）背着药箱翻山越岭采集药材、冒风雨之夜出诊的煽情场面，虚心向老中医学习请教通过老贫农的不幸遭遇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感人情节，都是让人感慨喟不已的。红雨最终以实际行动打败了“卖假药”的乡村老医生孙天福。这些元素都是目前生活中的常态，本质上是不正当竞争或非法行医，红雨靠高超的医术和高质量的服务以及善于做群众工作等，赢得了当地方圆几个村庄的普遍认可。最后正义战胜邪恶，人民扬眉吐气。虽然电影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表现“是非”的，但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真实的逻辑和情感的关系。“贫下中农”得到了免费的良好的医疗服务。我能回想起来的最震撼人心的经典场景之一是：暴风雨之夜，红雨应约出珍，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红雨在崎岖的山路上滑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滑到，再爬起来，再跌倒，但是他始终紧紧抱住自己的小药箱，保证药箱里的东西不受损失。之二是，故事快结束时，红雨与孙天福搏斗的情景，有些惊险和刺激。那个时代的比较先进的声光影响技术，给当时还是一片空白的我的童年时代的精神世界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

“赤脚医生”的确是当时乡村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中国特色”，据说还得到了联合国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初中毕业返乡的农民子弟，或者城里来的下乡知青，根据某个文件精神被贫下中农推荐接受了短期培训，就开始背起来药箱子，跋山涉水，起早贪黑，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全方位地给农民提供医疗服务。日常的感冒发烧、劳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轻微外伤，都可以在他们这里得到解决。最让现在的我感动的是，他们平时跟普通农民一样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药箱子就背在身上，随时接受病人家属的召唤出诊。实在没有办法和能力处理的疾病，他们自觉主动和义务地要负责联系县里或者乡里的比较规范的医院。村民们大多没出过门，去大地方就医的免费顾问就非这些赤脚医生莫属了。远在异乡贫病交加，我觉得“赤脚医生”给他们的精神支持的重大作用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您知道，现在的农民看病，茫然无措地徘徊在大医院的门口，被狡猾阴险的医托和骗子领走了，花大钱不治病的恶劣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在“赤脚医生”里边，比较有悟性的，或者可以连续从事这个行业不间断的，可以达到很高的医术，甚至可以成为名医。改革开放之后“赤脚医生”因为国家财政的原因（其实就是政府甩包袱，减轻负担。六十年代初国家公职人员下放回家也是这个考虑，国家困难没办法，替国分忧，毫无怨言）淡出了历史舞台，现在许多地方名医和医疗服务的工作人员，乡村卫生所和药店的骨干力量，很多都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人才。除了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可以随叫随到，许多医生竟然学会了接生孩子和一般的外科手术。我现在找不到他们的医疗事故的概率数据，但是我找得到乡亲们对这些人的深厚情感。半夜三更，寒冬腊月，咚咚咚有人敲门，大声喊叫，紧接着是看门狗的狂吠，不一会儿，赤脚医生就衣衫不整地跟在患者家属的后边急匆匆往患者身边赶。不一会儿就有可能听见新生婴儿的啼哭，看见房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赤脚医生收拾停当，轻轻掩上门，拖着疲惫的身体，跟别的农民一样开始新的一天的劳动。一个村落里某个年龄段的男女老少，基本上都是由一个“赤脚医生”（也有专业的祖辈流传的民间“接生婆”）粗糙的大手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在外国，就要树碑立传了。开玩笑的时候就可以说：“早知道你是这副德性，我就不该让你出来！”至于肢体损伤，骨折或者划了较大的口子，他们用竹板子绑上，养几个月就好了，一般也没什么后遗症，现在不花上万儿八千的是不行的。这些服务基本上是免费的，因为是赤脚的医生，所有收入就是“工分”，好心的生产队长也许会格外给他们记上多上分数，但是也要开会讨论，民主决定。

跟过去把免费的教育送到家门口，孩子们不出村就可以上学读书一样，免费的医疗也送到了每一位农民的身边。现在乡村的医疗体制基本上是分散的、个体经营的，“公办”不知何时停止了，国家财政困难时候的权宜之计如今成了惯例，完全忘记了状况好转后是不是要改正过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大批量裁减国家公务人员，好多觉悟高的自愿或者被动员回乡劳动，回到了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朴实无华的大地上，后来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些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基本上都“找”回去了，重新转了“公”，成了吃财政粮食的人（我父亲就是这件事情的受害和受益人）。如今，市场经济下的农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不是一定要朝着“一筐蛤蟆倒水边，各奔前程”的方向呢？连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朝鲜都实行免费的医疗制度，连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高福利的免费医疗或者社会化的医疗保险制度，我们为什么找不到可以解决的办法呢。比如说：国家穷的时候，我们想出了“赤脚医生”这样的天才创意，同样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就医问题，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快速城市化，让极端微末的弱势的草根的农民兄弟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情况好一些了，是不是也可以“找回来”？是不是投入一些人力物力财力让看不起病的农民和其他经济困难人群得到较好的救助，也是个很有意义的和谐举措？我们在反思教育产业化造成千千万万失学儿童和上不起学的大学生的恶劣后果时，在反思房地产改革的让富人更富穷人依然住不起房子的时候，要不要反思一下医疗卫生事业产业化给农民带来的重大压力，付出的巨大的精神的甚至生命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认真记录一个个人生活场景：

1999年我父亲癌症晚期，在大医院里花掉了巨额费用之后，按照父亲自己的意愿和家乡的风俗，我们在彻底绝望的最后那段日子里把父亲接回了家。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大脑，神志不清，彻夜呻吟。咳嗽声音像摔打开裂的竹子一样声声刺耳，折磨着每一位亲人的心神。因为浑身浮肿，已经找不到血管了，医院的那些个护士们吃屎长大的，在我父亲手臂上脚面子上钻探了数十上百的针眼儿，都不能把针头扎进血管里，可是回家之后的那几天，为了给父亲减轻痛苦，为了让他有一个相对舒服的最后时光，当年的“红雨”——如今已经是人过中年的赤脚医生王＃＃很轻松地找到了静脉，输入了阵痛和麻醉的药物。我记得每次去叫他，都没有遇到冷脸和推诿，尽管当时是最忙的农忙季节，赤脚医生真的赤着脚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赶来，身上是汗水和泥土，但是来到病人身边的一瞬间就平静下来了。配药、扎针、交待服侍要领，冷静得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

电影《红雨》的没有来得及广为传播就消失了，可能是生不逢时。改朝换代的狂风暴雨的关键时刻，一切都必须让位于政治斗争。电影出来的第二年（以当时的速度根本来不及向全国推广），就是1976年了。“文化革命”结束，与那个时代相关的一切都画上了休止符。各位从后边我给您找到的“故事梗概”看，这电影完全可以用现在的方式解读，而且相当精彩。农村医疗市场的竞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时的红雨的竞争对象是个体自由行医的孙天福，而红雨却代表着的是以公费医疗形式出现的正义和良知，而这后者的最终胜利，是一切先进时代的必然，到现在也没有过时。

为最普通的人民大众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是赤脚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每一个公务人员的责任和义务呢？是不是也是每一个好的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在时时处处讲回报、讲利润、讲投资的社会，我们回忆一下“赤脚医生”，和那个时代，在理性地摒除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荒唐之后，是不是可以过滤出一些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学习、借鉴的“精神钻石”来？

中国农民如何说“再见”

——关注“小三农”系列评说之三

文／刘加民

2001年中小学撤并政策执行之后，我们村的小学教室就成了村办养老院的“总部”，但是我的二姑没有抢到指标，只好自己花钱另外要了个“房场”自费盖了两间简易平房。其实我的二姑不是没有人养老，她有一个儿子，是那种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好的农民。但是儿子二十三岁娶了媳妇，生了孩子，老夫老妻觉得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诸多不便，就按照“土政策”，在村里竞争“养老房”，“养老房”不成，只好自己花钱盖房子，当然，地皮是村里批的，不花钱。

“为什么自己单独分开了住呢？”我问。

“在一块不方便，其实哪个儿媳妇能跟自己的婆婆合得来的？眼不见心不烦，我们躲开就是了。”我的五十八岁的二姑这么回答。

平常的日子，我二姑的儿子（我的表弟）在城里打工，媳妇看孩子、照料有限的几亩口粮田。农忙季节，媳妇就把孩子送到奶奶家。最忙的那几天，孩子也要跟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起下地，在烈日下体验生活。

在我家乡的村落周围，出现了一些简陋的孤零零的养老房。不愿意跟子女生活在一起，村子的核心地带有没有空地，当然就是到村子外边盖房了。最极端的是一个本家的爷爷，老两口在远离村子的责任田里盖上了小房子，出门就是工作场所，进屋就是自己的家。好几天不见他们的影子了，就有多事的人过去看看。终于有一年的冬天，村里人几天没见到老两口了。去看看才发现已经煤气中毒，死了，也不知是何时死的。

“养儿防老”，是农民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儿子的主要思想依据。但是，养了儿子的，也未必能够享受到“防老”的回报。我以为子孙绕膝儿孙满堂是比较理想的境界，但是这种情况很难出现。因为观念的差异、生活习惯的差异使他们两代人很难在一个院子里、一个饭锅里和谐相处。老年人似乎一直劳作到不能行动为止。所谓生命不息，工作不止，中国农民才是真正的唯一的体验者。

“养他不是没用了吗？老了也指望不上。”我问。

“怎么指望不上？”二姑说。

二姑的理由也是相当充分。在农村，没有儿子和有儿子，是很不一样的。有儿子，哪怕是不孝顺的儿子，乡亲们也会高抬高搁，礼貌相待，若是成了没有儿子的“绝户头”，就会不断受到不公平待遇。真的到了死亡的那一天，出殡了，连个披麻戴孝摔盆子的人都没有，清明、七月十五鬼节、腊月三十，坟墓上也没有人烧张纸钱。总之要在十几年里默默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这是一个方面。评价一个家族是否“旺相”，不是看挣了多少钱财，而是看养了多少儿子、孙子，看死后有没有人上坟烧纸钱。（按我们那边的风俗女儿是没有资格上坟的，“送”了东西“那边”也接不到，只有儿子才有这资格。）在农忙季节，儿子一般都是要回家帮忙几天的，这个时候，没有儿子的人家，遇上阴雨天气，在地头哭天抢地是没有用处的，在打麦场里嚎哭骂天也是没有用的，各人忙各人的，没有儿子，孤苦伶仃，老两口子只能自己拼命搏斗，在老天爷的淫威下抢夺眼看就要到手的丰收果实。

二姑还说，养几个儿子，老了就有依靠，儿子多了就更踏实，他们再不孝顺，哥几个轮流着给碗饭吃还是可以的。至少还有个人摔“送老盆子”。

“不是有养老院吗？”我问。

“养老院也是要花钱的。要儿子们把钱，或者粮食划拨到我那儿去。经过生产队的一道手续，我还觉得不如自己厚上脸皮直接找儿子要呢。”

农民的“养老善终”问题，多少年来，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些年在乡镇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有些村子圈出个空房子院子叫做“养老院”。目前正在引起重视。不是有报道说“豪华养老院”已经出现了吗。但是，我采访了一些养老院的客户，虽然吃穿不愁，衣食也基本无忧。但是，把他们忽然之间“禁闭”起来，啥也不干了，整天就是混吃等死，也不好受。对于老年的农民来说，最关键不是把他们关起来，养起来，每天吃闲饭，看电视，而是让他们精神上有寄托，行动上有着落。城里的老年人可能会唱唱歌、下下棋、跳跳舞、爬爬山、游游泳，可是农村老年人，没这么浪漫，他们活到老干到老，哪一天不干了，肯定会浑身疼痛百病丛生，没几天就生病死人。下田劳动，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根本无法分开。离开了土地，就是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抽调了，这种情况在进城的工作的老年人那里也是有的。他们最高理想就是退休了回家买块地种种，说白了，是个“土地情结”。

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我读初中的时候的一个冬天，上学路上。那时候我们喜欢追着公路上来的拖拉机跑，甚至敢扒住拖斗的后沿儿双脚离地，体会一下坐车的感觉。那一次一辆四轮拖拉机走过来了，风比较大，我毫不犹豫就赶上去了，伸出小手，一跃而上……就在我一跃而上的那一瞬间我掉下来了，重重的摔在地上，手掌和膝盖都掉了皮。因为我看见了一双赤裸裸的小脚，一双死了的小老太太的脚。我跳上车子后斗的时候，脸距离那一双小脚最多只有一尺远。我立刻看清楚了那是什么，同时掉落下来，摔在沙土的公路上。爬起来后我后怕不止，恶心不止，好几天都没有食欲。我跟妈妈说了，妈妈说，这就是没有儿女的孤老婆子的下场，去爬烟囱了，连个送行的都没有。我当时也想，拉死人的车斗子旁边一定会坐着三五个戴孝的人的，这个没有，害我上当。

这件事的第二天，我们村的一位驼背的老奶奶去世了，因为没有儿女（早年间夭折了），老伴死得又早，成了“五保户”，死了也没人管。我妈妈说：“她的背弯得那么厉害，草席子根本没法把她卷起来，生产队长上去就是一脚，两脚，卡巴卡巴把她的驼背踩直了，顺溜了，才包裹严实了。俺那娘啊，咔嚓咔嚓，那声音一辈子我都忘不了。要是有个一男半女，会受这份罪？”

在农村，老年人一般是活到老干到老的，失去了劳动能力的那几天（有时是几个小时），就是躺在床上呻吟，叫唤，等死。一般是不去医院的。有很多人，得了比较厉害的病，或者是被庸医误诊了的病，就坚决不花冤枉钱，宁可在家受苦等死，也不给儿女乱花钱，因为给自己治病欠下饥荒，让儿女们偿还，是农民家长最大的不情愿。我的村子里的所有乡亲，都是在家里死亡的，都是采取了“等死”的办法，拒绝吃药，打针，甚至拒绝吃饭，绝食而死，拒绝治疗而死，因为为了自己能多活几年而让儿女背上饥荒是所有农民家长的最大羞愧。

老年农民生了病拒绝治疗是很常见的现象。我的一位堂叔，感冒引起肺炎，请了一位村医挂吊瓶，因为没做Ｐ试，挂着挂着就死了，属于典型的医疗事故。但是人都死了，死了不能复活，还追究什么？更多的老年病人，是连吊瓶也不挂的，吃点儿消炎止痛的药片儿就对付过去了。实在坚持不了就呻吟、叫唤，自己说“喊两声就不疼了”。根本上是个经济问题，不舍得花钱，舍出皮肉之苦可以挣来钱，但不能为了一点病痛把钱花出去，还有更重要的用项呢。这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政府已经在探索社会化养老办法了，比如有保险公司试图开发这个项目，推广养老保险，阻力相当之大。我了解了一下，养老保险的一个品种（名称我另查），每年要缴纳2680元保险费用，而且在详细的“免责条款”里，只有一种情况是可以赔付的，那就是“死亡”。人都死了，赔了有什么用？农民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保险公司也是要赚钱的，而且，在农民眼里，保险公司是公家办的，公家人从来都不会为农民考虑，无非是换着法子骗钱罢了。事实上，我们村庄发生的几起养老保险理赔案子都是相当麻烦的，相当不可靠的，搞来搞去，保险公司不愿意把已经到手的钱拿出来给投保户。这也是中国文化，盈利性质的保险公司，还有其他类似的什么公司，都是“属狗比的有进无出，进去容易出来难”。而且，让年纯收入也就是几百元的农民一下子掏出一两千元现金，扔给不可靠的深不可测的保险公司，有些荒诞色彩，是典型的黑色幽默。我曾经回家试图给我妈妈买一份保险，一问才知道，根本就没有老年人的保险品种。过了五十岁，你就是想交钱，保险公司也不要，原因是“风险太大”。

一位村干部告诉我说：“老了，快死的人了，让他们拿出钱来参加养老保险，你以为这两千多块钱是大风吹来的？谁有这闲钱扔给保险公司？一年才几百块钱的零花钱，哪里来的养老保险？杂七杂八的费用扣除了，种一年地就是为了自己吃粮食不用买。其实真正细算成本，还是赔钱的，农民不会算帐，平时花进去的，年底结算出来的，多了少了，一笔糊涂帐。”

即使是真的生了死病，农民兄弟也能够坦然处之，不花冤枉钱，宁死也不去医院。农村养老保险推广得相当之差，几乎没有几个人参保，有一个比较反动的原因是：几十年来政府朝令夕改为所欲为的行为方式，基本上让农民丧失了信任感。宁可把钱藏在银行里、床底下、破鞋窠莨里，也不轻易拿出来交给保险公司，这件事值得深思，不过我认为不是农民的错误。

家庭式养老还是可以的、值得认真对待的。年纪大了，就更加依赖子女，每天看着他们活蹦乱跳的就是最大的满足，能够到菜园里活动活动，或者到田间走走，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是最好的健身和最彻底的快乐。把一对老年弱病残圈到一个叫做“养老院”的大院子里，有些想当然。如果政府有补助款，可以发到老人手上，自由支配，不过一定要跟儿孙住在一起。当然完全的成了“废物”，久病床前无孝子，对很多年轻儿女小家庭是一个严峻考验。不过，政府若是给他们一点补助，也就是几十块钱的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山东省著名教育家张在军先生提出了个方案： 所有的中国公民，只要过了60岁，就都享受退休待遇：每月按当地生活水准核定一个数目，由国家发放养老费用，医疗费用全部免除（60岁以上的）。不管你是省级的部级的乡镇级的，还是一辈子土里刨食的农民，只要过了60岁退了休，就可以一视同仁，享有同等的养老和医疗的待遇。这个建议我觉得比较浪漫，但是可爱。因为人是生而平等的，阴差阳错，大家过上了不同的日子，经历了不同的人生，该享的福，该吃的苦，都已经享过了、吃过了，再进入生命倒计时的最后几年几十年里，让他们生命的同样的尊贵和快乐，是一件非常美好非常人道的事情。享过福的人，也不在乎这最后的几年不太享福（其实老了还有什么福气可享），太痛苦的人也赶紧在这最后的几年几十年里捞回来。毕竟上帝让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公平的，没有任何偏袒。勤劳也罢，懒惰也罢，智慧也罢，愚昧也罢，到了生命的终点了，不必计较了。说白了就是退休之后，实行强制性的“等贵贱，均贫富”。这主意属于菩萨姐姐的人道主义，可以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至少这份可爱的仁慈的心思，很值得掌权的人掂量。

其实，对大多数中国人民来说，老年的日子是比较枯燥的。首先是年轻时就枯燥，就疲于奔命，就为了革命事业奔波劳顿，到头来发现一切都是骗人的，根本不是那回事儿，根本就是当权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真正呵护关心自己的还是自己的还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城里人提笼架鸟，溜狗抱猫，唱歌跳舞，比较的逍遥，因为每月都有固定的或多或少的退休工资拿着。农村的人民，不干活就没有人管没有人问，想逍遥快乐都不可能，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个心情。劳动，再劳动，不断劳动，永远劳动，生命不息劳动不止。让日子充实快乐是上天赋予每一个生命的“特权”，但是在极端贫困和不踏实的环境里、心态下，这些“特权”都是奢侈品。这一点，很多人没有看到。

1999年夏天，我父亲去世了，由于父亲是独生子，我的接近九十岁的爷爷奶奶一下子成了无人照看的老年人。孙子辈的都在城里成家立业（城市化进程的必然，“有出息”的体现），唯一的儿子离开人间，孙子们（我们）希望接他们和妈妈一起到城里来一起生活，但是，来住了没几天就受不了了，就不适应，宁可回家“受苦”，不愿城里“享福”，死活不肯在城里过了。我们听说爷爷奶奶独立生活的日子也是相当辛酸：爷爷病了，奶奶步行五六里路去医院拿药，回来的路上，三步一歇，四步一喘，人家问：儿子死了，不是有一大帮孙子吗？奶奶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孩子一直在自己身边修理地球土里刨食，大家说“没出息”，如今“出息”了进城了，自己又啥也指望不上。钱是不缺，但是，人老了，缺的根本就不是钱！给你钱都没地方花。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修坟墓的理事（主管丧事的人）悄悄征求妈妈的意见：“修双人的还是单人的？”妈妈大不悦：“大侄子你胡说什么，当然是两个人的，给我修好了，我早晚要跟他睡一个坟坑的！”爸爸的墓穴就修了个双人的——一边是爸爸的骨灰盒安放地，另一边是空着的，留给妈妈用。爸爸去世后我觉得妈妈一个人生活孤单，半真半假让她找个老伴，妈妈大怒：“是不是怕我麻烦你们？放心，不用你们操心，到时候我死了自己爬进那挖好了的窖子里去！不用你伸手的。”我知道妈妈是依恋着爸爸，观念上也不能够接受“改嫁”。后来妈妈悄悄告诉我，其实嫁个人也省得你们工作惦记着，但是我儿女一大群，我死了啥也听不见了看不见了无所谓不在乎，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孙子重孙子脸上不光彩呢！我不能让别人说，我生养了一大群，到头来还得靠个“半路男人”养活！

上面的事情搅得我思路有些混乱。中国农民的“养老善终”问题还是一个没有认真研究对待的大问题，但是超级巨大，影响深远，“老龄化时代”马上就要到了。在一些大都市，“老龄化”提前到来。在农村，村级“养老院”的主要模式是：子女凑粮食凑钱，按月送给老年父母，把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年农民圈养在一个大院子里，每天就是吃吃喝喝，打打麻将，落寞仓皇，失魂落魄，没病的也闷出病来了。我比较倾向于靠儿女养老，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农民大多不会玩儿，旅游也脱不腿了，看山看水不如看自己的家园土地。需要活动一下筋骨，就到菜园子里看看，同时看着儿孙们在各自忙碌，一天天长大成人，繁衍后代。每天能够看着自己的儿孙忙忙碌碌出出进进，就很满足很幸福很有成就感了。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多种渠道方法并举不搞一刀切和想当然。最关键的，是要当事人自己说话自己决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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