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7月11日,再过4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早已举世瞩目。召开的具体时间是7月15日至18日。
6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前释放的会议信息是: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据说这次征求意见的“决定稿”用了一部分篇幅深入分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那什么是“新情况新问题”呢?回到4月30日那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新闻稿是这样概述的:
会议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由之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无非集中体现在上述这“三个面对”上,这是构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时代条件之变”,意味着新一轮深化改革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全面展开,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注意,
一、关于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
注意中央高层对国际形势总的判断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接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从国际形势来看,我以为首要的是应对中美关系之变及其外溢的种种冲击。一是中美两个关系当事国面对面碰撞变得不可避免且愈加激烈,这是最直接的挑战;二是要应对这种中美关系之变外溢的种种冲击包括地缘政治冲击、“选边站”的地区力量重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重塑以及产生的各种连锁反应等等,这是间接挑战。一句话,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都因为中美关系这个最大变量引起,这是原发性的“主变量”,其它基本上是继发性的“从变量”。有学者指出:“美国才是当前国际格局演变的最大危险源!”这个最大的危险变量的因子源起美国错误的对华认知——始于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并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如是说:中国是唯一个“有意愿且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这种认定,导致了中美将长期“战略互疑”!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资深学者、前外交官马凯硕的观点受到广泛关注。他在分析中美关系时表示,美国认为自己有大约十年时间来阻止中国成为世界领袖。他强调说,美国无疑将利用这段时间加大对华施压。马凯硕认为,无论谁入主白宫,美中两国间的竞争步伐都将在今后十年提速。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当地时间8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的“威胁”发表演说,在谈到中国所构成的挑战方面,约翰逊诬称“中国对全球和平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并预示国会接下来将努力推动一系列在安全、经济、生物安全和贸易领域抗衡中国的法案。约翰逊赤裸裸威胁说:“国会必须集中精力,用尽一切手段对抗中国,”
注意到,这些年美国在应对“中国议题”上用尽了心思,正在紧盯中国。除美国国务院设有“中国室”外,美国还设立了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美国防部“中国工作组”、美中情局“中国任务中心”。对于美国在这些重要部门中设立“中字头”机构的目的是什么?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从美国访问回国接受记者提问时说:“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加强对华遏制、打压和竞争。”
此外,“纷繁复杂”也不仅指中美关系,其他国际关系也是纷繁复杂的。如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英关系、中印关系、中韩关系、中国与东盟十国的个别国家的关系等等都很微妙且不稳定甚至存在战略竞争。这些年,我们围绕稳定这些世界主要关系,对冲美国背后的影响力与破坏力,我们付出了不少外交精力,耗费了不少外交资源,有当下这样一个外交局面真是来之不易。
纵观“时代条件之变”,如果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使命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与40多年前拉开改革开放序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时代条件之“外部环境”已然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那时中美准备正式建交步入中美关系的“蜜月期”,而今天,无可奈何地进入了中美的“冲突期”与世界的“动荡变革期”以及世界经济的“低迷期”,意味着着经历46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化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纬度上与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一去不复返了。
从国内形势看,虽然今天中国已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脐身于工业体系完备的世界制造业大国与全球贸易大国,其综合国力也早已今非昔比,但在中国经历改革开放长达4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势必出现动能不足,增速放缓,消费低迷,经济下行的困难局面。
一是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势必要经历一个艰难转换过程,替代传统“三驾马车“不是一下子就能转换而成的,其动能累积与动能切换都要时间与空间,需要改革赋能,需要有长期主义的思想准备。
二是要消化过去历史的增长泡沫、化解债务危机、治理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以及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的矛盾,还有应对老龄化时代来临的压力也非短时间内可以化解,而逆周期调节则必不可少,还必须从“政策工具箱”里拿出更多的工具以应付经济下行周期的所有叠加压力。日本用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出清”,中国需要多长时间我不敢说。如果按照官方说的目标是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话,那么离这个时间点还有11年。况且这个时间窗口期的国际与国内问题会交织或叠加在一起,使得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的难度系数骤然增大,还要防止这期间出现“黑天鹅”与“灰犀牛”意外以及其它系统性风险,有如“逆水行舟”!
今天,我们看国内形势,首要的还是聚焦经济形势,这是因为经济矛盾常常是一切矛盾与冲突的总根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看构成“国内形势“的其它社会矛盾。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提醒我们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注意方法论,需要平衡把握处理好各种利害关系,防止顾此失彼与改革走偏。
总之, 我们要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紧紧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去理解中国的国情与现代化的道路选择;理解在新的时代起点上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理解当下全面深化改革总的时代与细分条件;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于“纷繁复杂“的具体指向。
二、关于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当前,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
对于这些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怎样的历史性成就?又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变革?我们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6月24日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感受到这一点。这些成就与变革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取得重要进展。
——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新跨越。
——高端产业取得新突破。
——民生科技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国防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就。
对此。国外媒体也作了客观报道并大加点赞。 韩国《中央日报》网站7月8日刊登题为《半导体、AI、OLED领域全方位逆袭的中国高科技研究实力》的文章说:“随着高科技力量的崛起,中国已摆脱依靠低价优势和技术抄袭的追赶者形象,以一飞冲天之势迅速成长,对标尖端技术的龙头。”
2024年6月12日,英国《经济学家》发表文章:“红月亮升起了--中国成为了科学的超级大国”。
2024年5月27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中国如何在产业政策上遥遥领先?》
……
如何全面分析国际科技创新竞争态势,深入研判国内外发展形势,清醒认识我国科技事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指出:“ 虽然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是的,当前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日益激烈,新疆域竞争烈度进一步上升,世界各国强化战略部署,纷纷使出全身解数抢占制高点。特别是美国一方面加大自身科技投入的同时,另一方面加大了对中国科技的遏制打压,企图把中国从全球的高附加值分工体系中与高端产业链上踢出去,这虽然是徒劳的,但无疑加大了中国科技进军的阻尼系数。
注意到,一个时期来,国内围绕“新质生产力”这个政治经济学新术语的讨论非常热烈,这代表了中国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觉醒,旨在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作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抓手,这充分展示了我国引领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并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科技强国”的勃勃雄心。
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出发,将中国走出经济低谷,结束经济衰退的希望寄托于新质生产力的率先布局与最终成功上是有充分依据的。
美国三家科技巨头的市值超过整个A股市值总和就足以说明问题。希望中国能够诞生一批象英特尔、英伟达、苹果那样伟大的科技企业,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其实,今天的华为已经具备了伟大企业的基因与气质,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崛起的励志样板、创新样板,这是中国科技到市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可以想见,以这样的势头,一个“创新驱动”的中国,将留给我们以未来巨大的想象力。
历史表明,每一次工业技术革命,将促使世界财富与权力中心进行新的转移,这种发展场景为我们跳出经济危机周期律,提供了历史指引与未来保证。从这点出发,也许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前景过度悲观而怨天尤人自我“唱衰”!
三、关于人民群众新期待
进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下半程,进入改革深水期,进入后小康时代,进入百年未有之变局,人民群众究竟有什么新期待?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如何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如何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领悟并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人民江山论”的试金石。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要求我们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紧密围绕人民群众的期盼和需求,确保改革的措施和政策能够回应人民的呼声,满足人民的期待,这一理念体现了我们党领导下的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顺民心厚民生”,即通过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坚持人民满意与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吸纳人民参与全面深化改革,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从而凝聚起人民推动改革的强大力量。
随着时代的不断演进,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螺旋上升,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也从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广泛需求,并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改善民生产生“新期待”。这些“新期待”可以细化为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
然而,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依然影响这些“新期待”的实现,制约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个具体定义——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实际上还任重道远,现实挑战巨大。
比如有统计显示:城镇就业中尚有1亿人无职工养老金;总就业人口中仅一半有职工养老金;四分之三无住房公积金。目前领取养老金待遇的有3亿人,主要分两部分:1.5亿人领取职工养老金,月均3600元;1.5亿人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月均200元。
又据智联招聘最近发布的报告:2024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55.5%,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对于每年1000多万的大学生就业于中国整体就业压力而言将是长期的,加上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更不可小觑。
另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2022年中国达到了0.474,远超出警戒线。
对此,中国财政部财科院院长刘尚希说:“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也是当前及今后的一项硬任务。”但要同时解决“做蛋糕”与“分蛋糕”的效率公平问题,并实现高质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共同富裕,难度不小,考险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此外,人民群众对政治清明也是有“新期待”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最近撰文《推进改革容不得丝毫犹疑》中说: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改革,建设市场经济。”
综上所述,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当然很多,而实现这些“新期待”的困难也不少。主要集中在民生,涵盖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油盐柴米酱醋茶等广泛领域,其中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成为最为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这些将最终体现在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指数“上。
诚然,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正当性、必要性与紧迫感,但全社会也应对全面深化改革抱有合乎实际的“期待”。须知,现实永远跑不赢欲望!合理的期望值反而会增加人的幸福指数与满足感,这是三中全会之前的舆论导向应该加以注意的。否则,把社会的期望值调得老高,反而会加大改革的压力与维稳风险。
最后,我想借纪录片《何以中国》的文案,作为今天“由之说天下”一文的结语,以此增强我们的历史自信,并祝愿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祝愿改革使命必达!
——亘古流传的中华文明,自远古的篝火微光,至千秋的笔墨飘香,历经风雨沧桑,依然熠熠生辉。
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时间的长河中缓缓流淌。
中华文明,以其深邃的连续性、独特的创新性、坚定的统一性、博大的包容性、持久的和平性,铸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成为当代中华文化的坚实基石,亦是中国文化创新的不竭源泉。
何以改革?接下来,看三中全会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