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第40集，有这样一个桥段。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往上海。为此，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到天津。
路过天津海河边时，看见灾民遍地。有一位当年参加过义和团的老人，在河边祭奠自己死去的弟兄。老人告诉陈李二人说：“他们都是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媳妇还没娶就死了……”看到老人很伤心，李大钊安慰道：“他们是为国捐躯的，死得值啊！”
“值个屁！”老人大声说道：“为这样的国家去死，是冤大头！你看看这满河堤上，这么多年来，一年三百六十天，哪天不是满满当当的饥民呀？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都没人埋。你们二位白面书生，我就问你们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去天津的路上，他们畅谈一路。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相约建党。而在海河边听了义和团老人一席话，更坚定了他们立志建党的决心。他们为什么要建党？就是为了改造当时的中国。怎样改造中国呢？是谋求阶级的解放？还是仅仅为了民族的强大？
我们知道，1919年5月4日，当时北京各高校学生到天安门游行示威，是为了抗议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特权转让给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五四运动理解为仅仅是为了民族尊严、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爆发的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呢？诚然，每一个了解中国历史的中国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回答。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高校学生不仅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还痛打了北洋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这是现在中国尽人皆知的历史。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外惩列强”。然而，当时这一“外惩列强”的爱国运动，与“内惩国贼”又紧密相联。火烧曹宅、痛打章宗祥，就是“内惩国贼”的具体表现。五四运动中，固然有“外惩列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这样的价值取向，但更重要的价值取向则是“内惩国贼”、反对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争取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自由与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陈独秀当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爱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里，前半句明白无误、掷地有声！后半句，所谓“人民为国家做牺牲”，应该更明确地说，是指让人民为国家做无谓的牺牲，或者干脆明白一点说，是指让人民为统治阶级、剥削者、压迫者、既得利益集团去卖命。陈独秀说，我们爱的不是这样的国家。
五四青年的爱国，决不等于爱当时的北洋政府，决不是说，把山东主权收回来，交给北洋政府，我们大家就都乖乖地在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下作奴隶了。如果有人这样去解释五四运动，那恐怕只能是外星人。
尔后的事实是，尽管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签订了所谓《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但在国内民意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这能说明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取得了重大外交胜利”吗？这能说明旧中国从此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地位吗？显然不能。
正因为如此，巴黎和会之后，不仅没有使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偃旗息鼓，反而进一步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我们知道，当年的新文化运动中，有各种思潮相互碰撞、相互斗争，包括马克思主义，也包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还有反动的国家主义。所有这些思潮，全都打着“救国”的旗号，实际上，它们各自代表着国内不同阶级的利益和主张。正因为如此，重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潮的斗争，对我们今天才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
现在有些人把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说成是“西化运动”、甚至是“全盘西化运动”，其实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严重歪曲。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要从西方借来新思想，从中找到改造旧中国的方法，这不是爱国又是什么？这总比腐朽的清王朝倡导的“洋务运动”更爱国吧！
现在有些人、甚至一些打着“左派”旗号的人，反过来把洋务运动说成“爱国”，其实当时的西太后、李鸿章爱国吗？恐怕，他们只是爱他们的大清朝廷而已！
现在左派队伍里一些“保救分子”，他们为了掩盖他们保皇派的真面目，摇身一变，搞“形左实右”，用毛主席来否定孙中山，好像他们特别拥护毛主席。他们把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说得一团糟。在这些假冒的“左派”们看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出现的四分五裂，不是北洋军阀造成的，而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造成的。对于这些无耻的、无知的混账逻辑，一切马列毛主义者，难道不应该警惕吗？
还有人说，五四运动批孔、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批孔？是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文化逆流，妄图麻痹人民思想、维护其反动统治。新文化运动与北洋军阀的尊孔复古对着干，雄辩地表明，五四文化先驱们的爱国，就体现在反对腐朽的北洋政府。
左派队伍中的“保救派”这几年在各地左派同志们的严肃批判之下，夹起尾巴来，摇身一变，变成了“形左实右”。而在十年前，“保救派”则公开叫嚣，中国和美帝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要退而次之。这些“保救分子”在思想方法上犯了形而上学机械论的错误。
其实，回顾中国近代、现代历史，越是统治阶级腐败堕落之时，帝国主义就越是入侵、国家就越是战乱、民族就越是分裂；越是被压迫人民觉醒、越是奋起反抗腐败的统治阶级，则越能使我们的民族得以对外抵御强敌、对内克服分裂，迎来民族解放的曙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为什么会爆发义和团运动？就是因为腐败的清政府允许洋人进入中国，以“传教”为名，到处为非作歹。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吸纳的“教民”入教后，就不再受地方政府管辖，传教士和当地的“教民”、土匪勾结，强占土地、干涉司法、放贷催债，在地方上形成了强大的宗教势力，并且强势插手地方经济、政治、宗族问题。地方官根本不敢管、不敢问，听之任之。
那时候，“教案”频发，冲突不断，当地官府只听“教民”的陈述，不给普通百姓伸冤，如此才会让矛盾愈演愈烈。比如河北“涞水县教案”，涞水县当地的村民传统春节的时候张灯结彩庆祝过年，基督教的“教民”们冲到彩棚里辱骂当地百姓，打砸过年的彩棚。“教民”转头还诬告百姓，传教士给官府发文，要求官府“严肃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官府却让当地百姓道歉，还要求他们“宴请教民”，甚至逼村民们跪在宴席前认错，最后还要“赔偿一万两白银”。最后，受害人阎老福一怒之下，加入义和团，击毙当事“教民”三十多家。
当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与清朝政府军作战时，清政府一改之前对洋人一味迁就的态度，不得不与洋人作战。这时，清政府曾经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而义和团中也有人提出所谓“扶清灭洋”的口号。其实，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没能搞清楚洋人在中国为非作歹、残害民众的根本原因，而这个根源，恰恰就在于腐败的清政府。
从1898年河北威县赵三多等人提出“扶清灭洋”、1899年山东义和团的“助清灭洋”，到1900年冀中一带义和团提出“反清灭洋”，直至1902年景廷宾等人在河北巨鹿竖起“扫清灭洋”的大旗，向我们呈现出义和团的斗士们在“反帝”和“反封建”这两者关系上一路探索的过程。而1920年2月，天津海河边上那位老人面对李大钊、陈独秀所说的那一席话，不正表明了中国老百姓的一种觉醒吗？
伟大导师列宁有一句名言：“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要一时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当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阶级矛盾混杂、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列宁这句话，对我们应该有所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