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青年节。五四运动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救亡运动的标志性存在。胡绳的名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明确把五四运动当作新时代开启的标志。
在这样一个风诡云谲，又让人似曾相识的新时代开端，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往事。这场运动是如何打破了一个旧时代，如何为未来革命做了最初的准备，了解它的前因后果，以史为鉴，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五四运动的史实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不陌生，是写进了教科书的。以巴黎和会日本意图继承在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为爆发点。青年学生不能忍受作为徒有虚名的战胜国，中国实际上却依旧任人宰割的事实，登高一呼，进而全国响应，最终使中国代表拒绝在这份协议上签字。史实清晰，但细品起来却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五四运动的触发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但如果放在1840年后，特别经历了1900庚子国变的国人来说，1919年遭遇的耻辱，很难说有多么刻骨铭心。
1905的日俄战争，日俄两列强以清国发祥的东北地区为主战场进行了数十万人的大血战，身为当事国的中国只能宣布中立。如今，日本要求继承山东，理由就是日本在一战中对德宣战，与德国远东殖民地部队激战，攻破青岛，歼灭其远东舰队，早已经事实上夺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殖民地。如今只不过是进行追认而已。
如果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日俄战争的翻版。日本当初既然能夺下俄国的东北权益，自然也能拿下德国的山东权益，对中国人的爆发多少是有些诧异的。在1915年，二十一条几乎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都进行了全面干涉，俨然将中国置于日本的保护国的位置，堪称亡国灭种的大阴谋，比起此事严重性更甚百倍。
当然，这个阴谋最终也导致举国哗然，最后失败了。我们从后人的角度看，帝国主义总有一种天然的傲慢，而它的翻车又往往是在他认为并不过分，甚至颇为合理和善的时候。其实，经过漫长的发酵，历史已经到达了爆发的临界点，而当事人却往往茫然无知，乃至莫名其妙。
造成这样激烈爆发的关键当然是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段芝泉拿着日款训练的参战军始终没有参战，转手成了其心腹徐树铮称雄的本钱，但中国终究以劳工参战的形式成为一战名义上的参战国。随着德国战败，象征庚子之耻发端的克林德牌坊被拆除，残件改建成了公理战胜牌坊。借着这股风头，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提出希望废除中国国内治外法权，乃至与列强平等的愿望。这些愿望今天来看，有一厢情愿的成分，但也和当时的国际外交形势是有关的。
此时，主导世界政治，并在世界政坛刮起一股新风潮的人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是美国历史上公认最杰出的几位总统之一。在一战的最后时刻，美军以惊人的体量加入协约国，一举压垮了同盟国的垂死反扑，为美国打开通往领导西方之路点亮了处子秀。
威尔逊在战后挟美国强大的国力提出了十四条意见，希望把美国外交中的门户开放原则扩张到对旧殖民地帝国的全面压制，推广民族自决，世界范围的裁军，建立国际协调机构使大小国家平等相处。
威尔逊并非是完全的理想主义者。百年后来看，当时的美国还不具备后来那种完全压倒性的力量，欧洲也没有破败到任人宰割的程度。因此，威尔逊想以堂堂王道，试图集合一切可能的进步力量，冲击已经腐朽的欧洲秩序。而美国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形成一个新秩序的新核心。
无论如何，当时整个世界的舆论几乎都为威尔逊赞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奔走呼应，感叹云开雾散，雨过天晴，乃至19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也授予了威尔逊。看过五四相关影视作品的读者们会记得陈独秀等当时对威尔逊的盛赞与美好期许。
这是当时的大氛围，所以应该说中国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不能说太过幼稚，而是整个世界当时都有这种乐观的氛围，对美国存在有特殊的期待。
以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弱国期待救世主是一种悲哀。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就是一部走向独立自主，自强自立的历史。中小国家，利用大国之间的纷争来获得利益，这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的常态。但是这种情形放在中国身上是不合适的。一个走出混乱的中国不可避免要有所作为。
无论中日，中苏，中美，最终都走向分手，充分说明了大国有大国的生存之道。对等是大国政治的关键前提，这种对等不可能来自提携或赐予，只能靠冲突，最激烈的冲突来获得实力的证明。
威尔逊的和平风潮是五四运动的外部背景，而对应五四运动的主体也很有意思。五四运动先锋是青年学生。中国的学生是有参政议政的传统的，这种传统甚至比一战主要参战国的历史都要长。
中国最早的学生运动起码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党人之祸。东汉末年，太学生多次集会上书议政，支持被陷害的正直大臣。其高潮在窦武陈蕃意图诛杀宦官失败后，窦武被捕杀，士林领袖陈蕃居然率领诸生八十多人直扑宫门打算发动兵变挽回局面。自东汉后，儒生，尤其是接近中央权力中枢的太学生一直在政治上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国自汉后独尊儒术，逐步形成一套科举机制，官僚阶级从世袭转向考录，使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构成中占据了一个领导地位。
士人举子实际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是官僚的预备队，在中国社会里不能等同于今天的普通学生。直到五四时期，这种界限还远没有随着近代化的进程被打破。当时的学生确实以天之骄子，国家主人自命，而社会也是认同这点。这种自信和年轻人特有的冲动很容易成为政治敏感的爆发点，这在之前，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将多次出现，不足为奇。
最终五四运动能够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也有特殊的时代特点。一是袁项城死后北洋系纷争不断，连名义上控制全国都不能实现。镇压游行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麦克阿瑟和巴顿还是华盛顿退伍老兵的征服者。但由于各方力量的交错，对立，政治陷于混乱，这种矛盾是使运动迅速扩大的推手，也是镇压的极大阻力。
二是由于列强集全力于一战，对中国的压力顿松，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波新的民族思潮的奋起。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得到了包括政客，外交家，民族资本家在内，当时国内许多有力人士所同情与支持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虽然五四开始于学生却不终止于学生。
俗话说，文无第一，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通常来说传统学生运动的兴起不难，往往一冲动就起来了。但由于知识分子一贯的多元化倾向，很容易走向群众运动的无序性而自我崩解。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社会从上到下的各种力量汇入其中，新兴的工人阶级，城市市民，民族资本家，乃至各怀心思的各路军阀都加入其中，这差不多是庚子国变以来，在外部刺激下，又一次社会力量的总爆发。最终使一场学生示威化作一股洪流，冲开了新时代的大门。
五四运动虽然逼迫巴黎和会代表放弃了签字，然而对日本接受山东权益没什么影响。威尔逊外交由于威尔逊对美国内部力量的错判走向失败。一战后美国远没有做好接管世界的准备。美国甚至没有参加自己建立的国联，威尔逊本人在奔走呼吁的过程中竟中风而死，被时人讽为气死。
在美国走向孤立之路的同时，伴随着经济危机，美国资本大举进入德国，为下一次大战豢养了一只更加疯狂的怪兽，使凡尔赛和约成为一次名副其实的二十年停战。而在下一次更彻底的毁灭之后，美国将D 破败的废墟上接过西方世界的冠冕。
当然五四运动只是之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起始。挽救中国道路的探索还要用无数的鲜血，牺牲来尝试。五四运动为一些人所非议的暴力和无序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它承载的不过是为王前驱而已。
幸运的是，五四又不是一场单纯的学生运动，五四可以说为日后新中国的建立做了预备工作。除了一战带来了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也差不多在这时展现在未来中国革命的领导者眼前。中国革命所以能够成功正在于中国反动力量的不统一，彼此矛盾存在着薄弱处，这能促成五四运动的产生，也能促成日后燎原的星星之火。
五四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民族主义走向成熟，威尔逊的失败间接迫使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才是自己祖国拯救者，这种压迫下的觉醒将伴随着之后的抗日战争走向最终的成熟。而从前清到北洋，中国初步建立的近现代教育体系已经为这种民族革命提供了人才基础。
有趣的是，五四运动主要领导，许多人没有获得这样的认知，他们有些被运动中的暴力吓退了，有些在后来的历史探索中脱队了，甚至有人走向了祖国的对立面，当然也有一些人走上了历史舞台坚持到了最后。但这场运动已经为后来引导这个国家前进的英雄们搭起了舞台，拿破仑的土伦已经近在眼前了。
我们今天再来回顾，在五四一代人之前，和他们之后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在某个历史分野节点上，比如在当时所谓成熟的社会人看来，比巴黎和会困难难堪的局面，多了去了，何必大惊小怪，年轻人终究冲动。乃至不少五四的参与者，同情者，自身也被运动及其之后的发展所惊吓了。而我们今天来看，又会觉得伟大祖国怎么可以遭遇如此羞辱，必须以死争之。和后来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相比，五四仅仅是投入水潭的一颗石子。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思潮的变化，那些过去人们觉得理所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过时也许不过在一夜之间。在时代转型期的人们，遭遇历史转折时，总是猝不及防的。但这种变化又是有迹可循的，就像五四运动一样，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外部强敌的削弱和内部力量的增长，都是众目所睹。这种变化发生到一个自然成熟的节点时，必然有所迸发，并提醒人们，要去顺应历史的进步，趁势而动。
五四一代人最终解决了民族生存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感怀的。但我们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化进程，如今又遭遇了很多新的问题。中国社会上千年来始终面临的是生产不足的问题，而今后我们可能需要面临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
整个东亚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同时，不约而同陷入内卷的陷阱之中。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都显示青年人和前辈的遭遇，想法完全不同。在一个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里，人活着不是问题，但怎么使人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活着则是更需要智慧去探索的问题。
甚至，我们从当年的美国，中国身上都能看到不同的经验教训。美国人得到了比当初威尔逊所期待更强的霸权，但是不是得到了更好的道路？世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好不容易建立了稳固的大国平衡体系，如今却已经再次回归崩坏的边缘。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我们如前人所想的那样，已经吃饱穿暖。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自身所做的还远远不够。西方道路已经到了将要穷尽的时候，人类似乎并没有因为技术的进步变得更加幸福。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人们，要怎么从这种秦人之哀中得到必要的经验，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