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社报道，七国集团财长5月24日在会议中称，面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出口实力，各国应结成共同战线应对所谓中国“不公平”的产业政策。这是继日前美国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等产品从25%提高到100%加征关税之后，欧盟屈服于美国压力。准备对华“新三样”的出口采取行动的一个迹象。
注意到，美国财长耶伦在所谓共同应对中国产业政策的鼓噪中声呗是最高的。
其实，中国的“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只不过是美欧用来阻档中国企业走向美欧海外市场的一个“武器级工具说辞”，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最新动向。但注意法德两国财长有所保留，均表示反对与中国发生贸易争端。
对此，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打压中企这笔账不小，欧盟要算清楚》，暗示中国要进行反制。
需要指出的是， 中欧互为重要贸易合作伙伴，这些年来中国—欧盟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在供应链与产业链深度依存。中国和欧盟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三大出口市场，欧盟则是中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有统计显示，去年双方贸易总额达7830亿美元，平均每分钟贸易往来近150万美元。数字诠释迈这种相互厉害关系种，也表明贸易战既打不得，也打不起。
从贸易战开打的纠结不难看出，西方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一直耿耿于怀，这也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拒绝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表面原因，也体现了其面对中国崛起的某种集体焦虑。
其实，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政策在初期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只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到了市场经济的成熟期，市场在配置资源逐渐起了决定性作用，产业政策的作用开始减弱，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
近年来，西方可能受中国产业政策的刺激，也开始重视并强化产业政策在促推产业布局、产业发展以及产业保护的主导地位与作用。
2022年，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题为《重构美国国家产业政策》报告，从长期性和战略性角度，提出美国政府应通过重构本国产业政策，以更为简单、明确、具体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目标为导向，巩固美国在全球工业和科技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提升美国竞争力与经济韧性，并扬言“与不断崛起的中国抗衡。”美国当前正实施的“新产业政策”框架主要基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压力，旨在加速产业变革并保持持久竞争优势。政策重心从奥巴马时期的产业创新政策为主，转变为产业创新政策和产业安全政策并重的“防御+进攻”型政策。特朗普政府时期，防御型产业安全政策的比重显著上升。拜登政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措施，既促进美国科技快速发展，也试图迟滞中国科技发展。美国产业政策的“泛安全化”趋势愈加明显，已将科技优势纳入“国家安全”范畴。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新欧洲工业战略，旨在综合运用各种政策举措，释放欧洲2500万中小企业的商业活力，推动中小企业实现绿色和数字双重转型。欧盟还推出了的“2020地平线”项目。
日本产业政策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战后重建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国家几乎陷入崩溃状态。为了重建日本经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以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日本近期出台《机器人白皮书》《机器人新战略》等政策，推进机器人在制造业、服务业、医疗护理、公共建设等领域的融合创新。
回顾新中国以来的我国的产业政策的演变史，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从“一五”到今天的“十四五”从未中断过，且一个五年计划接着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不断朝着举国工业化的方向迈进，一步一步夯实中国工业化的基本盘。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一个制造业大国出现在世界面前，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到2023 年达到33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近千倍。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稳定在30%左右，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 年位居全球第一，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得到巩固。
历史表明，一是毛泽东对我国工业化战略思考(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顶层设计、路线规划与关系处理是非常正确的;二是新中国75年来的产业政策与产业规划除了个别时段引起国民经济比例有点失调外，绝大部分是符合国情实际的，因而大都是正确的;三是在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艰苦卓绝的进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西方技术封锁的背景下靠着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步一步走来的;四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只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赶上并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用两百多年所走完的工业化进程，这不能不说是个工业化的奇迹，这得益于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五是得益于中国的举国体制与中国坚定不移地按照产业政策导向与战略规划传统，持续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六是得益于“投资、教育、技术”三驾马车所带来的创新驱动效应。
今天。西方对中国快速崛起所引起的集体焦虑与恐慌以及不适感，这恰恰证明中国做对了什么!
如果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看待中国工业化历史叙事，那么产业政策导向在帮助我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我们庆幸保持了这样一种战略定力。
不过，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围绕产业政策之争与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争的嘴仗从没停歇过，这深刻地反映了当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进程中两种不同的思潮，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方略。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状态下产生这样的交锋，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对未来中国的走向影响深远。一种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不否认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另一种认为政府的干预主义行为会起到负面的作用，中国的市场化还远远不够，未来的大趋势还是应该加强市场化改革。尚不知马上召开的广受关注的中共“三中全会”作出何种改革部署。
这两个观点交锋的关键点，在于双方持有对于政府和市场的不同假定，其争论的核心是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工业化的成就很大一部分是产业政策“计划”出来的，我们庆幸在中国改革政策取向上没有按照西方的“处方”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坚持了“党管经济”的治理原则，从而开辟了一条不同西方的中国政治经济学道路。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去年在的一场智库活动中罕见承认了一个事实：“美国意识到，几十年来为塑造或改变中国所做的努力，在明里和暗里都未能取得成功。面对这一现实，沙利文指出，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
这就间接证明了中国治理主张与治理模式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独特贡献与正确选择。其中产业政策导向功不可没，并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据说“中国制造2025”已经完成了86%，到明年可望突破90%。这种政策优势对于经济结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引导资源配置。能够促使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向重点产业和领域集中，加快工业化推进的步伐。
二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三是推动技术创新。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技术进步和成果转化，为工业化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四是增强产业协同发展。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提高工业化的质量和效益。
五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助力打造具有规模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聚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当然，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很好的调研，需要将“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强化产业政策导向在产业布局与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是个总的趋势，意味着西方正在放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对中国而言，也没有理由在“政府有为”上退却，只是在政策干预上要保持“有理、有力、有节”。
